《大唐西域记》一书，如果要说“源”，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是中国求法僧的著作传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撰写域外地志的传统。
先说第一方面。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最初只有从西方来的外国僧人在中国传教、译经。曹魏末年，汉人朱士行为求取经本，西行到于阗，是为有记载的最早向西方求法的中国人。东晋以后，佛教得到大发展，向西方求法的中国僧人数量大大增加。东晋末年，法显西行，成为第一个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法显从陆路去，先到北印度，然后到达中印度，再从东印度乘船到达斯里兰卡，最后从斯里兰卡乘船回到中国。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不平凡的壮举。法显回国后，将他的经历撰写成书，这就是有名的《法显传》（又称作《高僧法显传》或《佛国记》）。法显的书，第一次以亲见亲闻的形式，向中国人详细报告了西天佛国的情形。比法显稍后，又有僧人智猛，也到了印度。智猛回国，也撰有《游行外国传》，可惜书后来很早就佚失了。其他的，例如僧人昙景著有《外国传》，僧人法维著有《佛国记》，僧人法盛著有《历国传》，大约都是类似的著作，可惜后来也都佚失了。甚至连他们西行的年代今天也不是很清楚。只有北魏时奉太后命西行的僧人惠生的《行记》，赖《洛阳伽蓝记》中长段的引文，至今尚可知道其主要内容。求法僧们为追求佛法，“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倘能回到中国，只要可能，自然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这对于宣传佛教和让人们了解佛教以及佛教的诞生地印度的情况，无疑很有用处。玄奘在唐初出国，孤征数万里，在印度十余年，所行最远，所见最广，所知又最多，他回国以后，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正可以看作继承求法僧著作的传统。
再说第二方面。中华民族注重务实，历来喜好历史和地理。前汉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有《大宛列传》，专门记载汉武帝时开拓西域，包括张骞出使，所获得的有关西域的知识。班固撰《汉书》，更专门写了《西域传》一节。以后的史书，不管是官修，还是私人编撰，大多有一个或更多的专节介绍西域的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原来住在中国西北一带一些少数民族迁移到中原地区，中原的人民，也有不少移居到河西甚至于西域的。这些，都推动和增加了中国和西域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往来。迁徙的民族、出行的使节、求法的僧人带回更多的消息，大大丰富了中国人对于域外的知识，于是出现数量上前所未有的一批有关域外地理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后来大多都已散佚，但在流传下来的一些书里，例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一些类书，有所反映。出于相同的原因，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佛教，让人们了解佛教，中国的僧人从来对撰写西域，其中包括印度的地志类的著作有很大的热情。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之前，实际上已经有好些由中国僧人撰写的类似的著作。东晋时的名僧道安撰有《西域志》，支僧载撰有《外国事》，竺枝撰有《扶南记》，隋代的彦琮撰有《西域传》以及彦琮与裴矩合著的《天竺记》，都是例子。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因此也可以看作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当然，玄奘撰《大唐西域记》也有一个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唐太宗的要求。太宗这样做，可能包括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经过隋末的大乱，群雄已被翦平，天下大定，太宗雄才大略，正在考虑如何经营西域，发展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这一点，在最前面《题解》一节中，已经讲到了。
至于说到“流”，在玄奘以后，与玄奘《大唐西域记》有关系的著作，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彦悰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部书，虽然体裁上与《大唐西域记》不同，但全书十卷，记述了玄奘一生的事迹，其中有一半（卷一至卷五）都是讲玄奘西行求法的经历。书中许多地方，与《大唐西域记》相表里，或彼略而此详，或彼详而此略，可以互相印证和补充。慧立和彦悰，在玄奘在世时，都亲炙过玄奘，所以书中材料非常值得重视。而且，书中对玄奘艰难卓绝的求法经历以及玄奘舍生忘死、矢志西行的伟大精神，有着极为生动的描写。全书篇章布局得当，记事准确，叙述流畅，文字优美，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上，也称得上是一部空前的杰作。
其次应该提到的是道宣的《释迦方志》。道宣也是唐初的高僧，又是律宗的大师。他与玄奘同时，虽然自己没有到过印度，但在玄奘回国后，参加过玄奘的译场，得以与玄奘有许多接触。道宣一生，著述极丰，《释迦方志》就是其中之一。《释迦方志》书名中“方志”二字，标出它完全是一部记叙古印度的地理志类的著作。道宣虽未亲履其地，但他依靠他能见到的所有典籍，尤其是玄奘新撰的《大唐西域记》，也包括他亲自从玄奘和其他人，例如唐初出使印度的王玄策获得的其他有关知识，撰成此书。因此他的书中仍有一些新材料。道宣撰书，时间上略晚于玄奘，唐初中印之间的交往，玄奘赴印之后的事，更做了一些补充。
在玄奘返国二十多年后，中国僧人中又有义净到了印度。义净从海路去，仍从海路还。义净在印度居留了十多年，加上在南海一带停留的时间，前后在国外二十余年。义净在南海时，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书。这两部书，作为中国求法僧的著作，也极负盛名。尤其是后一部书，详细记述印度及南海佛教的仪轨，对于了解当时印度佛教僧伽的制度、行为规定以及印度南海与佛教有关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有价值。书中讲的“圣教”，从理论上讲，一直被后来的一些中国僧人认为佛教徒行为的最高标准，只是在实践中很难完全执行。
比义净稍晚，还有唐玄宗开元年间赴印度的新罗僧人慧超，回到中国后，也写有一部行记，称作《往五天竺国传》。现存的有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残本，其中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印度的情况，但在翔实的程度上还是远远不能与《大唐西域记》相比。作为全面记述古代印度地理、历史、民族、语言、物产、宗教、风俗、文化的一部伟大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