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仅在中国佛教著作中是一部杰作，在世界上也是一部“奇书”。它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到达印度的求法僧，并不在少数，但像玄奘这样，遍游五印度，学有成就，最后回国，又留下《大唐西域记》这样伟大著作的，却不多。可以与玄奘相比，在玄奘之前的，只有东晋的法显。法显的游踪也很广，回国后写下了《法显传》一书。在玄奘之后，只有稍晚的义净。义净写的两种与印度最有关系的书，上面《源流》一节已经讲到。法显和义净，成就当然也是巨大的。他们的书，也很重要。但是，三人之中，如果要做比较，应该说，玄奘是最突出的。
初唐时期，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运动，曾经在历史上形成一个空前的高潮。一大批僧人到达印度，学习佛教。人数之多，周游地区之广，历史上空前绝后。这个高潮的形成，有各种的原因，玄奘个人品格所树立的榜样，应该说是其中之一。玄奘求法成功的经历，无疑大大鼓舞和坚定了所有求法僧们西行的决心和意志。而他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则为西行的僧人们事先就提供了一份翔实而有用的指南。典型的例子就是义净，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王路。”玄奘是唐代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在他之后，每一位求法僧，无不把他当作最高的楷模，从而踏上西行的征途。
其次，玄奘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极大地增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西域地区，尤其是其中的印度各国情况的认识。这大大有利于当时中国内地和西域各国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交往。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文化事业极一代之盛，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无疑应该包括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一条。唐代中国与外国交往频繁，贸易活跃。这从任何方面讲，对中国和外国都有好处。玄奘的书，无疑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举一个例子。《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中有《天竺国》一节，其中就讲到戒日王和玄奘，说：
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云梁怀璥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
很显然，这段叙述，前一半就来自玄奘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因为玄奘到达印度，戒日王派了使节到中国来，中印之间的联系重新建立了起来。不仅如此，同书同传中接着还有“摩揭它国”，也就是“摩揭陀国”一节，其中又讲：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后德宗自制钟铭，赐那烂陀祠。
这说明，当时中印之间新建立的联系，不仅仅限于一般的礼聘往来，连制糖的技术也由此从印度传来，传来后又在中国得到提高。中印之间友好交往，互相学习，这又成一段佳话。有这样的事，玄奘功不可没。
但是，对玄奘书的价值，在宋代以后，能有所认识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这也有一个例子。清代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其中收有《大唐西域记》，编书的馆臣们都是极一时之选的博学之士，可是他们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卷七十一，把清代时西域的情况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做了对比，认为《大唐西域记》书中多为传闻，最后对《大唐西域记》评价道：
“……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征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说，一一厘正。此书侈陈灵异，尤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姑录存之，备参考焉。”
馆臣们的评价相当低。其实，当时的馆臣们并不真正了解域外的情况，所以已经不知道玄奘书的巨大价值了。
对玄奘书的价值重新加以认识，实际上是在近代开始的。近代的西方人到达印度后，欧洲的一些学者，既包括一部分印度学家，又包括一部分汉学家，为了研究印度古代的历史以及中国和印度的交往史，开始注意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古代印度，没有一部可以称为信史的文献。当时，学者们研究印度历史最感困难的，就是缺乏可靠的文献资料。当他们发现在中国的文献中还有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全面地记载古代印度的书，其中的材料又这样丰富，真是高兴得无以复加。他们把玄奘的书，还有法显和义净的书，都翻译成西方语言，介绍到西方和印度。他们做的工作，不仅仅是一般的翻译，而更多的是研究。这一时期，欧洲学者出版的翻译或者专门研究《大唐西域记》的书，最主要的，就有这样几种：
S. Julien：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par Hiouen-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2 tomes, Paris，1857—1958
idem：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lnde, depuis L'An629jusqu'en645，par Hoeï-li et Yen-Thsong, suive de Documents et d'Eclaircissements Geographiques tires de la Relation Originale de Hiouen-Thsang, Paris，1853
这是法文方面的。
S. Beal：Si-yu-ki，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2 vols.，London，1884
idem：The Life of Hiuen Tsiang by the Shaman Hwui Li，London，1911
T. Watters：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A.D.，2 vols.，London，1904—1905
这几种是英文方面的。其他的，与《大唐西域记》有关或引用到《大唐西域记》的书和论文则不可计数。
当时，英印政府已经在印度以及中亚地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玄奘书中的记载，为寻找早已湮没的古代的城市、道路，以及各种各样的古迹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考古的学者们几乎都把《大唐西域记》当作他们开展工作的“指南”和“手册”。当玄奘在书中记载的那些古城和古迹，先后一个个被发现、发掘出来时，可以想象，学者们是多么兴奋。在这些工作中，玄奘的书起了重要的作用。人们明白了，玄奘的记载，绝不是凭空的虚构，而是有实在的根据。《大唐西域记》的价值再次被人们发现，受到一致的肯定。《大唐西域记》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极大的名声，从此成为一部世界性的名著。当然，《大唐西域记》书中的内容这样丰富，它不仅为考古提供了材料，对研究西域地区的历史、语言、佛教以及更多方面的学者们来说，它都极为有用。它的价值，用学者们的一句话来说：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分。这句话，并不是一般的溢美之词。
在欧洲学者之后或同时，日本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他们也出版了多种专著。日本有很多人信仰佛教，历史上与中国文化渊源又深，玄奘和玄奘的书，从来就很受尊敬。他们的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虽然起步稍晚，但在资料和文献上用力甚勤，成果也不小。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前面《题解》一章的“版本流行和节选情况”一节中已经做了一些列举。至今日本还有一些学者仍在对《大唐西域记》做更深更进一步的研究。
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民国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对《大唐西域记》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和八十年代，都出版过新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本和校注本。其中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成绩最为显著。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要更多地了解玄奘《大唐西域记》一书的现代价值，应该参考这本书书前由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撰写的长篇前言——《玄奘与〈大唐西域记〉》。这篇前言，长达十多万字，对《大唐西域记》做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和评价，从学术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写得最好的。时至今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者正在计划根据新的资料，重对《大唐西域记》做一番研究。我们衷心希望，他们的计划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