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世人的谬误观念
陆九渊（象山）云：“大抵学术，各有所说：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这种说法，若站在世界学说聚于一堂的今日而论，似未免有点迂腐的气氛；以他站在宋朝的观点来讲我国历代学术的大源，那的确是不易之谈了。即近代学者陈寅恪等亦有这种说法。“儒者践形尽性，而其失，流于乡愿；道家因任自然，而其失，入于荒诞；佛家究极天人，而其失，落于枯寂。千百年来，无人起而救其弊！于是惝恍迷离，无所适从，国运因之而衰？”关于儒家道家之失，姑置存而不去讨论它；现单就对佛教认识不清而发生谬误的方面，加以纠正。
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摒太子的尊荣富贵而出家，其动机是极富于革命性的，绝不是消极遁世逃避现实社会的怯弱者。试观他大觉悟成道以后，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努力于人群的救护工作；如不辞劳苦，跑去调解释迦族和拘利族争水的纠纷；毗舍离城疫症流行，不畏传染，特去安慰教化病者；替病人洗衣；为盲人穿针；乃至许多政治家庭社会间的纠纷，无法解决时，也得请他去和解。那么，出家出世，难道是脱离社会群众的代名词吗？
佛学中以流转诠释世字，世间人生之所以迁变流转于三世——恒转如瀑流——不断的，是由于烦恼（思想）业（行为）所产生种种循环报复的事理。我们欲免除人类相贼相害的复杂因果事实，就必须去掉不良烦恼的动机所形成的行为——业；然后才可以免除人类相贼相戕的逼害现象，社会才得清宁，所谓出世，实含有心理革命的深意所在。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是出世的说法了。然而，社会一般耳食之徒，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既言出世，必与社会不相关涉，于是以消极退避为自鸣清高，以摆脱一切人生责任为究竟，这种看法与想法，实在是一种不可以为训的错误观念。兹译《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以证佛教非自了者。
诸菩萨（以害他即自害，利他即自利的人）处在生死之中，观察一切皆空，则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众生；又能如实了知生死，不因生死无常而怀消极厌世之心。菩萨如是以真实智慧，观察宇宙人生一切事物，具平等心；于五明处（因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内明），勤加修学练习；虽复遭遇种种劬劳一切苦难而不改悔；不因学习精博而自负高；亦于他人有所请求无有秘密，是诸菩萨于生死中，如如流转，遭大苦难，则更能增加他对于真理的体认。
这里五明的明字，即学术意思。因明相当于论理学；工巧明包括了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等；医方明等于医学、药物学、卫生学等；声明即文学、文字学、语言学等；内明为佛学及宗教哲学等。于此，可以知道真正的大乘佛法，自始至终，彻头彻尾，并没有劝人厌世一切，独善其身而求自了的呀！
佛学上论理而不离开事实，欲求真理境界的深造，自非在事境上磨炼去体认不可的。否则不是捕风捉影，即便认贼作父了。所以《六祖坛经》说：“菩提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及其弟子们所以出家，及所必经禅定智慧的冷静修养，然后才能发出“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惟入地狱，而常住地狱；不惟常住地狱，而庄严地狱”的悲天悯人的伟大抱负来。佛教的真精神，即此亦可以见其大凡了。然则朱考亭谓“佛老犯三纲五常之大罪……佛灭尽人伦”，又如何圆其说呢？
明管登之说：“佛虽令比丘（出家的男子）辞亲出家，当其说法，人天毕集，比丘特其中一类耳。但释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来乃现净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亲之不障道也。况佛度尽众生，反遗其眷属，必无此理，其劝比丘出家，所谓令先出生死，而后随顺众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迟之请学；非妻子不续，而佛听比丘之出家。盖必有不学稼圃者，而后可以安天下之为稼者；亦必有不恋妻子者，而后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之人，争志于了性命而逆忧乏妻子，皆戏论也。”
北齐颜之推亦说：“内教多途，出家者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诚孝存心，仁惠为本，不必剃落须发；岂令罄井田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也？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失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
这些可称通论，可以隅反悠悠之谈，宜绝一般识者的口了。
惑者曰：师所云者，既解一部分之疑惑；然佛教止恶的初步为五戒；行善的初步是十善；五戒十善中，第一是戒杀生，佛教既视一切生物的生命平等，无有高下，无论大而人命，小而蚂蚁，皆不得直接间接故意杀害。理论固所赞同，而处在今日世界，我们若不杀敌人，敌人必杀我们！佛教慈悲之旨，吾师雄辩谠言之伟论，固闻命矣，争奈时势何？请进一步，以释群惑。
佛教不杀，固属同情心所必然之趋向，世界文明发达至极，将必实行无疑。即就五戒而言，亦人类伦理所必遵守之约法。社会失此，必紊乱不堪。佛教五戒：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不但与我国儒家五常伦理相近，且有过之者。
何尚之答宋文帝书云：“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百刑息于国，是陛下言坐致太平是也。”
五戒足以辅法律政治之所不及，何尚之的说法，实甚明确，至于杀一儆百，为大义公道而杀一二，罪大恶极之类，则不在此杀戒之内所限了。凡侵略行为，佛教极端反对的；而反侵略，反集权，反奴役，为爱护真理，伸张正义，纵使牺牲自己生命，亦所不惜。关于此一类之事实，无论佛世之印度与我中华之佛弟子保国卫民，大开杀戒之传记中，及大乘戒律中，不乏史料可资检寻。今为释国人之疑，略数述则，以见佛教大雄无畏舍己救人之精神所在了。
晋《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说：“求那跋摩，释名功德铠。宋之元嘉时，迎请西来，当其犹在关婆国时，颇为国王所敬。顷之，邻兵犯境，王谓跋摩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争，伤杀必多；若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归命师尊，不知何计？’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须御悍；但当起慈心，勿兴害念耳。’王自领兵拒之，旗鼓初交，贼便退败。”
又《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云：“波斯匿王，白世尊（释迦牟尼佛）曰：‘今此国界，有大贼起，昨夜半兴兵，擒获；今已坏贼。功劳有在，歌喜踊跃，不能自胜；故诣来至，拜跪觐省。设我昨夜，不即兴兵者，则不获贼。’尔时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所说。'”
《瑜伽论菩萨戒本》云：“如菩萨见劫盗贼，为贪财故；或复欲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或复欲造多无间业。我宁杀彼堕那落迦（地狱），终不令其无间业成，受无量苦！如是思维：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
莲池《梵网戒疏发引》亦说：“然则有罪而杀，杀何犯焉？虞舜之诛四凶，周公之戮二逆，即斯义也。况复断死必为流涕，三覆然后行刑；是乃即杀成慈，虽杀非杀，法既不废，恩亦无伤，国政佛心，两无碍矣。”
这里揭示我们，佛教主张杀一而安天下或杀一救多人，在所不戒的；反之，应杀不杀，假仁假义，适足以养奸为患；应杀者杀之，不但无罪，而且生多功德！不过，切不要误会佛教主张杀的。这里有四个观点，必须加以认清，否则堕落有分在。一、对应杀或被杀者，不得有怨敌的想念，要绝对的生怜悯同情心；可怜他为贪痴等烦恼障蔽自己的良知良能，枉入歧途，现在我杀他，完全是为着度脱他。照因果律，他造罪杀害人多，堕落必深；今恐其堕落更深，又无别法使他改悔，只好杀之；二、为救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幸福安乐故，所以杀他；三、以业报论，我今杀彼，将来必为彼杀，但为救彼与群众的痛苦，甘愿替人做此杀他的堕落恶事；四、自己更不得存丝毫名利念头，亦不得生对被救群众作有恩德想。如此，则人我相空，杀者与被杀被救者，悉皆了不可得，这样才有功德。
《涅槃经》卷十二说：“仙豫王，杀害世恶婆罗门，以其因缘，却未堕地狱。”
又《报恩经》卷七载释尊过去杀贼救五百人故事：“有一婆罗门子，聪明黠慧。受持五戒，护持正法。婆罗门子，缘事他行，有五百人，共为途侣。前至险路，五百群贼，常住其中，贼主密遣一人，历伺诸伴，应时欲发。尔时贼中，复有一人，先与是婆罗门子亲善知识，故先来告语。尔时婆罗门子，闻此语已，譬如人噎，既不得咽，又不得吐；欲告语伴，惧畏诸伴，害此一人；若害此人，惧畏诸伴，没三恶道，受无量苦；若默然者，群贼害伴；若害诸伴，贼堕三恶道，受无量苦。作是念已，我当设大方便，利益众生，三恶道苦，是我所宜！思维是已，即便持刀，断此贼命。使诸同伴，安隐无为。”
这是何等有智谋熟虑勇敢无畏的精神？我常静思，假使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真能不迷信神权与武力，真能对佛教细心地加以研究认识与体验，则他们对世界和平人类的安乐贡献，决不止此。
此外，如《涅槃经》中：“有德王为护法故，与恶比丘战斗，将从人民眷属，有战斗者，有随喜者，命终皆生阿閦佛国。”经中：“佛许末法之世，执持刀杖，护持正法。”则佛教本可武装者。
田雯游少林寺记：“唐·昙宗住河南少林寺，精通武艺。武德四年，太宗时为秦王，奉命讨王世充。昙宗等十三人，一齐加入战线，各奋威猛，把敌兵荡平，凯歌回来。太宗奉昙宗为大将军，其余不愿意为官者，赐紫罗袈裟一袭。少林将石刻御札嵌于壁间。”
樵书二编卷九，僧兵湖广士兵篇云：“明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苏淞海滨。其兵民御之，败而走者三十七阵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灭之。自后我师与倭战，多凯旋，凯旋自天员（和尚）一阵始也。……倭战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御之，其将为天真天池二人（僧）。天池乃少林僧。于是交兵，大破倭奴，倭人走袭上海太仓。蔡公驰节于苏，走金币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严，莫肯与，鹿园（僧）无以谢蔡公，使人请月空（僧）等十八人，原非御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听之。鹿园与月空曰：‘尔之见都院也，宜述僧兵众寡不敌之形；缴其礼币而善辞之；脱有不允，可荐少林僧天员为将。天员现讲《楞严经》于天池山中，乃将材也。’月空见蔡公，辞不获，遂荐天员。天员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馆之于瑞光寺，与月空同处。月空领杭僧兵十八名，天员领苏僧四十八人，协力征剿；又选蛇山兵十人与月空合为一枝。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团，有贼百余人，奋力追击，贼惧而逸。复屡战辄胜。凡翁家港所逃，及老营之贼，悉剿灭无遗。计僧所伤亡者四人耳。”
《补续高僧传》卷十八云：“明慧定，字无尽，别号南泉，潞安邵氏子。貌奇伟，两眸如电，性倜傥，不喜俗务。诣五台礼文殊，遂发愿饭十万八千僧，千日满愿。茎菜粒米，必亲执其劳，人多服其诚笃。其生来力艺绝人，能兼数十人执作；说话作事，皆喜豪爽；因而人称其为莽会首。诸方丛林，慕名攀留。师曰‘易处不住，住处不易’，往往避走。
“后于旧路岭结茅，聚众行道。时有盗贼蟠聚山半，画地为界，号南北大王沟，虽官兵亦不敢剿捕。至于行旅，瑟缩不前。自从慧定至此，贼众敬畏，然终不悦师居是山。
“一日师出，贼众拥至焚庵，以铲其迹，意藉逐其离境。既归，残僧入，哭陈焚庵状况，并要求迁避。师奋曰：‘这还了得！不行！死生有命，让老僧与他一拚，非除此万民之害不可！’语犹未毕，贼大至。师手无寸铁，乃碎水缸以击贼，无所中。贼知师空手无所恃，团团逼近，一枪中师左肋。师伸手接枪，踢贼仆地刺杀之。贼竟骇退。师入户检视伤处，洞三寸许，脂肠俱出，忍痛缚紧，持枪再出追贼。沿途厉声骂道：‘休走！休走！来试枪！’贼怯不敢前，但拾乱石遥击师，中额颅。
“其时师友龙泉关兵统郑某得报，提兵赶来，而贼已散去。遍山觅师不得。逮晓，见深涧中，僵卧一血人，仔细一看，正是定师。立刻号哭曰：‘天乎！天乎！何竟将此善知识，死于暴徒之手！’舁归，摸胸口，尚有微温，喜曰：‘还好，此乃血迷心窍，尚可救活。’随抉其齿，灌以药酒，久久渐苏。及至调治平复，即辞郑归，奋欲击贼。
“人恐师再受害，力阻之。师曰：‘大丈夫欲御残暴，建立太平，即九死岂敢辞！’因结同志五十二人，俱英奇轻死之辈，诸边将雅熟师名，闻此义举，众齐协力助，假兵器，募粮草，投牒帅府督府，希颁明令，一举灭尽。二府如所要求，并以助一臂之力。
“悍贼百余曹，师因住山日久，关于山贼姓名巢穴，早已探访明白。此番兵力既厚，勇气倍增，于是统领大队，亲自向前指挥，未一周，贼徒一一就擒，巢穴遂空，从此绵亘深邃之畏途，害虫既去，旅商无顾虑之忧矣。
“时师年方二十八，从此安立丛林，供十方云水粥饭。”
这里再举宋朝一个女尼为佛教文化事业断臂的牺牲精神。
“宋法珍，崔氏女，后出家为尼，法名弘道。为刻佛教大藏经故，家资用罄，力不胜，断臂募刻之。经八十九年（公元1231—1322年，始于南宋理宗绍定四年迄元朝武宗至大二年）弘道寂后，其徒继断臂募化，更公孙三世，始毕其事，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吾侪丈夫，不能深心荷担大法，镂板流通，反之不若一女子。即生清世，遇佛乘，空手入宝山，岂不愧死！”（陆光祖冯梦祯明刻藏经序）
按弘道所刻者，为宋碛砂板大藏经，始刻于宋，终于元，总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一千五百三十二部。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开元寺及卧龙寺，发现十分之八。上海影印宋碛砂版藏经会印行，以思溪普宁等本补缺，依原本一函为一册，加总目二册，共五百九十三册。影印五百部，各国图书馆均有订购。
读了天员、慧定、弘道等人的史实，启示了我们先民之伟大作为虽略有不同，而其为国家人民及佛教文化奋斗牺牲殉道之精神则无异。再进一步研究他们的精神，何以兵民与寇敌——倭奴交战，连打三十七阵败仗？何以天员脱下袈裟，离开山寺讲经的法座，与倭奴一交锋，立即转败为胜，而不到三个月，竟把倭奴贼兵剿灭无遗呢？慧定手无寸铁，竟敢与百余悍匪抗衡，受了伤，脂肠俱出，犹能忍痛，以带缚紧伤口，持匪徒之枪奋追杀贼呢？昏死后被救活，伤才愈又辞郑兵统回山击贼，阻之不得。其始曰：“这还了得！死生有命，让我和他一拚，非替万人除害不可！”终则慨然曰：“大丈夫，欲除残暴，建立太平，即九死岂敢辞！”这是何等的无畏？何等的悲壮？何以兵统与地方官兵不敢与贼一较为民除暴安良，竟一和尚之不若呢？
吾国历史传统观念，一向是重男轻女的。崔法珍当然也不能例外丢掉弱者而成为强者的。可是，何以她跳到佛教圈子里，如鱼归大海，能在佛教中发出那种无比奋斗牺牲的力量来？能行一般人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舍人之所不能舍，由于他的精诚感召，竟使许多人为她倾家荡产以赴？这一伟大文化事业，虽牺牲她及若干人的金钱血汗，可惜她没亲眼看到大功告成；幸而她的弟子，继其志愿，断臂募化，而毕竣其大志。这中间必有一种雄厚而神圣不可思议不可侵犯的潜力存在。这潜力是什么？即孟子所谓“至刚至大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亦我所欲，而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辟不也”。
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此乃孔孟传统一贯的根本精神，归纳起来成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三达德。由于这些传统精神之故，所以在历史上产生了天员、慧定、弘道、诸葛武侯、文天祥、祖逖、段秀实、管宁、张巡、颜杲卿、太史简、董狐、苏武、张良等气节之士，誓死不事异族，不作叛逆，不轻易主，不屈于当政之权威，守历史书法之正义，与作《春秋》之孔子等，莫不拳拳服膺这种传统的伟大精神。而天员等更加上佛教“无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湖”，“害他即自害，利他即自利”，“我不入地狱”的大雄无畏的奋斗牺牲精神，才能产生法显、玄奘、义净、天员、慧定、弘道等的伟大精神人格伟大的事业来。
佛教哲理似觉过于高深，然佛教并不离开世间而独立的，世间虽有过去未来与现在之三世，三世中唯以现在之阶段最可宝贵，所以道眼明彻的人，只在求得现前或当下合于真理，不论其他现在变迁成为过去，将然的变为未来，若能于每一现在力求合理，则无往而不合理了。佛教认为唯物论者必为机械论，因此，佛教是极力反对唯物机械论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如白希纳尔在他的“力与物质”里面说：
“大宇宙与小宇宙之存在于生住灭中，仅服从物质在本身内之机械规律。神经活动乃一变化之电力，活动器管，无非产生热电筋肉劳动及精神劳动之机器。生命乃运动的机械之集合体。”
根据白希纳尔的说法，则我们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不过是架无知觉的行尸走肉的机器，不能不听从必然的命运以旋转了。我们一切亦不能不一任宿命论——定命——的安排而绝对取消自己自由意志的发展了。总之，凡在机械规律中，是绝对不容许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当更无所谓“革命”与“意志自由”的。所以新唯物论者没有一个不排斥机械论的。
新唯物论者既然是排斥了旧唯物论的，那么新唯物论者就能够补救旧唯物论的偏差缺点吗？不，罗素说：“构成唯物论之要素，有两信条：一为物质之唯一实在，一为自然律之宰制一切。”旧唯物论者固认物质为唯一的实在，新唯物论者亦一样认物质为唯一的实在，所以说：“存在决定意识。”人类的意识既为存在所决定，纵使循着矛盾法则以发展，实亦无自由之可言，所谓突变，实际上就是隐伏的渐变之突现。大宇宙小宇宙的一切变动，自不能不受自然律的牵制；则新唯物论比之于旧唯物论，不过如自动步枪之比于来复枪，其机械的制造稍为复杂而已，名为自动，实在决不是自动。唯物论不分是新是旧，它决不能跳出庸俗的机械论范围之外的。机械论，必定流于定命论，人生就不应有意志自由和目的，所以在机械论中，实看不出它有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理论根据。
功利主义，即快乐论的一种，它所以称为功利主义的，在英国边沁氏所著《道德及立法原理序论》里说：“自然将人类置于快乐与苦痛二条件之下，对于吾人而指定其当为不当为，即此二条件。”他以产生快乐的行为是善，产生苦痛的行为是恶，求善避恶，也就是避苦求乐为道德，这是以心理上的事实基础而定伦理上的原则的。这种原理，叫作功利原理。但若以求快乐为善为道德的标准，势必导人趋向于纵欲的荒唐途径上去而不知有人与禽兽的差别。所以他又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一标语来建立评价行为的尺度，即能产生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行为是善——道德是快乐；反此者就是恶——不道德是痛苦。但是这种论调仍然不足以补救功利主义的过失。盖快乐乃个人的情感，决不能分之于别人的。所以此事在我认为乐的而他人或认为为苦；我认以为苦的而他人反以为乐；那么，所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或全体的快乐，绝对非个人情感上实际所能得到的快乐了。在这种情形下，功利主义者，非放弃它心理上的基础而从伦理观点上立论，则全体快乐的说法为不可通；否则若不放弃它心理上的基础而欲维持全体快乐的说法，亦为事实上所不许。故英国哲学家拘烈德莱讥笑功利主义者为其心可嘉，其愚不可及。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快乐，既没有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可言，则必为个人感情上的快乐；个人感情上的快乐，必须从个人欲望上的满足而获得，那么功利主义势必成为极端的自利主义不可了。
世人以佛教为消极逃避现实，这是不知道佛教。机械论，功利主义思想，是戕害我们人类奋发进取的生机，努力求真的灵智，充其实亦不过侪人类于禽兽之域而已。佛陀所谓深可怜悯的就是指此。站在佛教的观点，必然破斥唯物的机械论和功利主义思想，匡正一般人对佛教种种的谬见和误解，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讨论佛教中所谓悲智双运，完成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将此身心奉尘刹的最高人格。
印度亡国之根本原因
匡正认为佛教为亡国灭种的谬论——我国教育落后，国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者较少，故国民知识水平较教育普及的欧美各国国民低，因此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无论是历史的或现实的，往往是错误百出而不自知其非者。单就上面所举各种极普遍的常识而论，也不应该委之于佛教；但一般人硬把它扯到佛教的身上来，若不加以辨正，非但障碍佛教真理之发扬，信仰之推行，而且违背历史事实，见笑识者。
印度亡国之根本原因与佛教无关；佛教自由平等民主之思想，无常无我慈悲博爱团结之精神足以强国；印度今日之所以获得独立复兴者，乃完全得力于佛教无我奋斗精神有以致之。
佛教的开创，早于基督教六百年，更早于回教一千二百年，其能存在迄今，屹然不被“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所动，而今又由亚洲而普及到欧美各国去了，难道是偶然的吗？佛教的本质，可说是革命性的（凡是宗教，都带有革命性，他否认现实的人生，弃除丑恶而达到真善美圆满的超人境界，这种理想，我说它是不流血的革命），从最高哲学的体验观点上，它否定了宇宙万物的独立性，自有性，不变性；从民主、自由、人权的理性上，它否定了独裁、封建、奴役阶级之统治；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平等理智上，它否定了多神教、一神教、梵天、神我、上帝神权迷信的存在；从缘起无我的证悟上，它否定了生死烦恼的世间法和涅槃菩提的出世法打成两橛的偏差观念。
即就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而论，他抛弃了尊荣的王位，以一个乞士的身份，倡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平等真理，人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论，而与印度几千年传统思想极端主张阶级制度的婆罗门教旧势力相对抗；他又摈弃了印度传统信仰的梵天、主宰，以及多神教、神我等等的存在，破除祭祀万能种种陈腐迷信繁重的仪式，以解脱人类理性的束缚。他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是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理性和无常、空、无我普遍而严格的真理为出发点的。这些理论和思想，在每一本大小乘经论里，随处都可以找得出来。《印度民族史》云：
释迦当时所企图者，第一为打破阶级制度，以谋解放首陀罗等非亚利安族，同时并推翻婆罗门僧侣之特权。其各种民族既经平等之后，再行济度众生，俾免其自身私欲之奴隶，此即除社会之恶，然后济度个人使各达安心立命之境。所谓社会之恶，如婆罗门教僧侣所定之各种仪式，实烦琐达于极顶，婚丧喜庆之时间固不待言，即在日常一举一动，殆无不需要宗教仪式。当举行仪式之时，不仅非有婆罗门教僧在场不可，且须多数之金钱以至土地，作为献神之用，此等之财宝为神之代表者，婆罗门僧之收入当不言可知。于是婆罗门僧之经济势力日见膨胀。然另一方面正苦修以求解脱之僧侣，其惨状实非言语所可形容。
由此知道佛教之所以兴起，是由于婆罗门教僧侣之腐化、堕落、贪污、巧取、剥削，及其阶级制度之压迫，使其他非亚利安民族为奴役，不共席，不同行，不通往来。佛陀不忍印度长处于暗无天日之神权迷信之下，故起而革命。这种不流血的民族宗教革命，居然成功，婆罗门教大受打击。佛之修行方法，不拘形式，只是静坐冥思，其冥思之范围为极简单，苦集灭道之四谛或八正道而已，其言行不出五戒十善，以人为本位，否认神祇及祭事。这一来，给社会一种新宗教革命的姿态，人民对此新宗教之要求甚为迫切，故其发展非常迅速，后来影响印度民族之团结力量甚大。根据历史家的研究，亚历山大东征印度之所以失败，完全基于当时佛教鼓吹四姓（婆罗门、刹帝利、毗舍、首陀罗）平等，团结印度人民，采取游击战术，坚强予以反抗的原因。所以印度史上国力最强盛，文物最兴隆的时期，也就是佛教最强盛的时期。
又考佛住世的常随一千二百五十弟子中，为舍利弗、目犍连、迦叶等，皆为当时婆罗门教的领袖人物；而皈依佛陀的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优填王等十八国王，亦大多数由婆罗门教中转皈依过来。他们对佛陀的人格，教义与其教徒之维护崇奉无所不至，则婆罗门教之没落，当属自然的趋势。佛陀入灭后，阿阇世王、阿育王、迦腻色伽王，对佛典之结集，佛教之传播，人民之安乐，国势之强大，尤为印度历史所罕见，其他如超日王、新日王，乃至戒日王朝等，均莫不崇敬佛教。国家强盛，足证佛教是强国的而绝对不是亡国的。然则印度之亡，岂无因乎？曰：有！考据历史，其原因不出三种：一、亡于回教之侵入；二、亡于英吉利之东印度公司；三、亡于婆罗门教阶级制度之重新抬头。
当十二世纪的末叶，回教侵入印度，佛教早已余辉式微，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政权转入到回教手中，佛教寺院被焚毁，教徒被逼害，而印度教（婆罗门）的政权，从此没落，同时印度教和回教之教争仇杀纠纷，日增无已。此为印度教本身之政权丧失而国土尚未云亡。迄至十七世纪中叶（公元一六四〇年），英吉利人谋印度，在印组织东印度公司，此为英人未灭亡印度前的侵略拓殖机关。早于英人之前，已有荷兰、葡萄牙、法国，均组有东印度公司，营商业于印度，而英法二国之公司为最擅势力。直到一六九〇年后，英人以兵力制伏法国，遂成了英国独霸的局面。自后其侵略之势焰日益凶猛，至一八三一年公司完全变成行政机关，一八五八年整个印度宣告灭亡，归英国政府管辖，公司方才撤消。
当印度被英人征服之后，全国富源，尽入英人之囊橐，三亿五千万人口中有一亿三千万农民，终年难获一饱。工业工人之工资，有少至每月仅英币一角者！印度未亡之前，各阶层的人民皆能受相当教育，自英人占印后，唯极少数人能读书写字算数。据一九三一年的统计，全印度识字人数为二千八百万，不及总人口十分之一；而最可怪者，统治此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平方公里土地的英国力量，仅驻军队五万六千名，警察四千名，行政官吏约六百名而已，此究竟是何原因？其能逐渐扩张势力，以至吞灭全印者，皆赖印回两教及印度内部各阶层分化之助。分化之根本原因，实导源于其传统信仰印度教阶级制度之复活及其与回教之斗争。
讲到阶级，世界各国莫不皆有，但从未有如印度教之特色。印度史家称印度在二千五六百年前，其阶级制度之形成，已有一千种之多，直到现在，已有二千余种，阶级中又分层次，宗教中又分宗派，各立门户，不相为谋，于是英人乘机得以操纵之而亡其国。印度阶级之产生，完全由于婆罗门教（现称印度教）迷信于人类之外另有造物主之梵天为根本，当梵天创造人类时，从梵天口生婆罗门，他的职权是执行宗教祈祷仪式及为最高知识的教育的权威者；从梵天的臂上生刹帝利，他的职权是专门行使政治和作战的军事，却要供养奉事婆罗门及受其教育；从梵天的大腿上生毗舍（吠舍），他的职责是经商务农，其他宗教政治不能过问；从梵天的足下生首陀罗，他的职权是上三级人的奴隶，倒马桶，连信教的资格也没有，做着最苦重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都益信这种梵天造人的说法，真是可笑之至。二千多种阶级，九百多种印度教派，皆由此四种阶级而形成。民族之不能团结，党派之过于分歧，足以亡国，诚为印度与吾国国民之殷鉴！
印度之亡，固非佛教，已知之矣，然则佛教何以自亡于印度祖国？足征佛教不能自救其灭亡之命运，遑论强国云乎哉？佛教之不能自存于印度，原因甚为复杂，兹分五点，简略说明：
一、佛国教主入灭一百年间，佛教僧团犹能团结和合一味。二百年至五百年，由两派分成二十派，此即所谓由原始佛教而演变为部派佛教。这期的佛教，在教理和行动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地域性的偏差色彩，各拥部主及宗经、律、论以及以护法、文化所形成的区域佛教。这种内部分化，渐给予久压不能伸的婆罗门教徒新生的抬头机会；同时也是佛教发达到了顶点盛极必衰的因果律所决定。佛教僧团渐趋腐化，亦于五百年末叶开始。
二、从佛入灭六百年至一千年间，为大乘佛教思想兴起发展的时期，此一时期，在佛教学理思想上和僧团的组织上，已有许多改变，而大乘和小乘，大乘和大乘，均发生了磨擦的斗争现象，而且裂痕日深，给了婆罗门教徒大大地渗透到佛教僧团中从事破坏工作的机会，将其教理也渗杂到佛教教理中来，或将佛理入其教中；而许多大乘经典也吸收了婆罗门教理的一部分。在这时期，印度一般人民对佛教与婆罗门教是目眩五色，莫知适从，盖其已距离根本原始佛教的革命精神不止十万八千里矣。
三、从佛入灭一千一百年至一千五百年，是密教盛行的时期，这时期的特点，佛教的躯壳完全婆罗门教仪式化，佛教的灵魂久已不复存在。质言之，婆罗门教所有过去被佛教革去的黑暗、弱点、堕落思想和行为，全盘接受过来，佛教原始革命精神抛向九霄云外，寺院变为牛鬼蛇神的魔窟，僧团变为腐化祈祷营业的场所。
四、佛教民主平等的革命精神，原是团结各阶层的强大力量，是腐化的婆罗门教的致命伤，他仇恨、报复、攻击、渗透的存心，是无时无刻未能或忘的，加之五千年婆罗门教传统信仰的潜势力，也并未因佛教之革新而一旦能扫荡廓清得了的。从公元前二四六年至公元一世纪时，婆罗门教徒握政权时，予佛教摧毁不遗余力，正与我国道教徒政权在手时，所造成“三武一宗”之法难，命运如出一辙。
五、回教侵入，将遗留下微弱之表皮佛教寺院和残兵败将之无能僧侣，一扫而光，正如狂风之卷残云。产生于印度一千余年的佛教生命，于是正式宣告寿终正寝。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佛教之不自振，失去其原有的革命奋斗为民的精神，大小乘派系的内争，团体散漫而趋于腐化，此乃佛教自趋于灭亡的内在的主因；婆罗门教的仇视、破坏、打击，失去了人民信仰归依和护持，此乃佛教灭亡的外在的助缘。
印度亡国与佛教无关，佛教亡于印度，咎由自取；然则何以说：“印度今日之所以获得独立复兴者，乃完全得力于佛教‘无我’奋斗精神有以致之耶？”不能游泳者，绝不能入海以救沉溺；佛教既不能自救，何以能救印度于独立复兴之地？曰：佛教亡于印度者躯壳也，佛教平等、慈悲、无我之思想，忍辱奋斗之精神存于印度民族文化中及婆罗门教理中者灵魂也。《印度新志》有云：“印度教在其自由发展中，已融合佛教在内，故佛教存在于整个之现代印度教人中。”尼赫鲁亦云：“佛教产生于印度教，亦还灭亡于印度教。”本此，佛教之亡只亡其名，而其本质——精神——并未尝灭亡也。印度之父（公元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印度独立日，尼赫鲁在政府庆祝独立时广播中尊甘地为国父）圣雄甘地，独得佛教忍辱、平等、慈悲、无我之精神，印度今日能从统治将五世纪之英帝国手中独立解放出来，完全得力于甘地毕生之奋斗精神。
甘地努力于反抗英国，谋取印度之独立自由运动凡五十年，赴汤踏火，不屈不挠，其可歌可泣之苦行伟大精神，诚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吾人所居之地球，自有人类以来，除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以外，更无第二人可与比者，有则即为此二十世纪印度之父圣雄甘地也。
甘地一生所努力奋斗运动者唯三事：一、为求印度之独立；二、为打破印度文化遗毒之阶级制度；三、为使印度人民和平团结。为欲达到此三大目的，必须与三大敌人奋斗到底；一、为贪得无厌之英帝国的统治者；二、为恶见恶行压迫非亚利安民印度教阶级制度；三、为九世纪来互相仇杀之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甘地只战胜达到第一项目的，卒使英国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放弃其统治，使印度获得独立自由。然其不能战胜第二不平等之阶级制度及第三者印回教徒互相仇杀之大悲剧。而且死于制止两教仇杀和平运动时印度教暴徒之手。
甘地为反抗英国，谋取印度独立自由运动之手段，是采取不流血革命，不合作主义，在五十年中，被英帝国捕禁监狱计十余次，共计十二年之久，第三次，一九二一年，印度孟买暴动，违背甘地非武力运动不合作主义，英政府以其为民族领袖，加以拘捕，监禁六年。此为监禁时间最长者。甘地为反抗印回教徒互相仇杀运动之手段是绝食。一九二四年九月，实行震动全世界之大绝食，以此感化印回两教徒宗教仇恨之斗争，此后为抵抗英帝国及印回两教仇杀之事，举行绝食，竟达十五次之多，有时亲自到屠杀之区，安慰被害之回教徒，劝告印度教中之锡克教徒，其牺牲奋斗慈悲之精神伟大有如此者。
甘地原为印度教中之毗奴天派之信徒，但绝无派别之观念，认印回教皆为一家，名此“印回一家运动”为和平运动。他为打破五千年来印度文化遗毒之阶级制度，发行“不可接触阶级”刊物，为印度销行最广之杂志，并用多种文字同时发行。其宗旨乃推行甘地平等主义，有人说他此种思想和行动，完全出于佛教者，故称其为释迦第二，印度历史文明之最大遗毒，最大污点和弱点实为阶级制度，在五千年来印度史上除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先已实行打破阶级制度，以无我平等大悲待遇各民族外，其后二千五百年来不再见有第二人，有则即为圣雄甘地耳。甘地为法律家、文学家、哲学家、宗教家、民族革命家、民主政治家，其一切救国救民之慈悲平等无我之牺牲奋斗精神，完全得力于佛教者。印度之独立得力于甘地，甘地之和平奋斗精神得力于佛教，故印度今日之所以获得独立复兴者，乃完全得力于佛教无我奋斗精神有以致之者，此也。
现在总结一句：印度佛教的兴起，是从婆罗门教而兴起，印度佛教的灭亡，亦是从婆门教而灭亡。此乃印度宗教哲学文化史上事实是如此。印度之亡国，若从印度婆罗门教徒统治的政权而说，则印度的亡国，已早于公元十二世纪时的回教徒之侵略。由十二世纪以后，执掌印度政权的是回教徒，非婆罗门教徒，更非是佛教徒。英帝国之亡印度从十七世纪开始，至十九世纪初叶而统一了全印度。英人所摧毁印人之政权是回教徒的政权，而非婆罗门教的政权，也更非佛教徒的政权，因这时的印度婆罗门教的文化和佛教政权，已灭亡了六七百年之久。
印度教徒（婆罗门教）何以受攻于回教而遭亡国者？一言以蔽之曰：失去佛教无我平等救世之精神，而一味迷信传统之阶级制度与仰赖于神权故也。吾人谈印度与佛教兴亡者，应该知此一历史演变之事实也。
梁武帝亡国与信佛无关
或者曰：印度之亡与佛教无涉，印度之复兴乃得力于佛教奋斗无畏之精神有以致之，固已知之矣。我国梁武帝，屈儒弃道而崇佛；且三舍身为佛奴，受菩萨戒，建寺度僧，广修功德。虔诚奉佛如梁武帝，于历代崇奉佛教之帝皇中，恐无有出其右者；奈何而佛无灵之祚祐其国，竟遭覆亡，且其自身饿死于台城。足征佛之不可信，信亦无裨于国事民生者也！此历史事实具在，师纵具雄辩，其将何以解千古之惑而释群众之疑耶？
释道安曰：子言谬矣！古今无不亡之国，世界无不死之人。岂古今中外亡国者，皆因信佛然耶？子何不思乃耳！子之所言，毋乃勇于武断！虽然，茫茫人海，谁为智者？扰扰尘寰，孰是通人？振聋启聩，解惑释疑，莫逾于辩。吾岂好辩哉，实不得已耳！
人之体魄强弱，生命夭寿，事业成败，莫不有其所以强弱、夭寿、成败之必然原因所在；一个国家之兴亡治乱，亦莫不具有极其复杂之因果关系者。若唯凭主观单纯之直觉，不加精密之研究，透辟之推理，而遽然即加以肯定的批判；则不自甘陷于浅肤无知，必陷之于狂妄孤陋寡闻；然世之狂妄无知者，比比皆是，故千古真正是非之辩，仿佛郑人之分鹿。兹为剖视梁武帝亡国之根本原因，分成三点检讨：一、政治之成败；二、奉佛之得失；三、客观之批判。政治之成败分二：成就方面；失败方面。
政治之成败
成就方面
梁武帝是怎样取得政治领导权的 国史上有所谓南北朝者，即东晋后之宋、齐、梁、陈四朝。此四朝人地均据南方之建康（南京市），史家称为南朝。南朝起于公元四二○年至五八九年。与南朝所对称者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因北魏等朝的人地均据于北方，史家称之为北朝。北朝起自公元三八六年至五八一年。梁武帝就是南朝中梁朝的开辟者。
梁武帝究竟是怎样取得了齐国政治领导权的？他是不是齐国皇帝的子孙呢？梁武帝本姓萧，名衍，字叔达，原与齐国皇帝萧宝卷是同族的；而且是汉高祖建国时论功第一萧何丞相第二十四世的孙子。他仕于齐，已做到雍州刺史，镇襄阳，都督军事，权位极高了。因宝卷杀了他的兄长萧懿，他乃借端兴兵，一直打到建康。当他到了建康，宝卷已被王国珍所杀。衍便迎立宝卷之弟宝融即位，是为和帝。和帝既受了衍的拥戴之恩而做了齐国的皇帝，于是拜衍为大司马，都督中外军事，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齐中兴二年（公元五○二年）二月，诏梁公进爵为王，和帝对他不为不厚。可是，得陇望蜀，乃人类“俱生——我执”——先天私我之本能，亦为权利境界爱，贪欲心理所必然者。衍之至此，可谓贵极位禄，权倾国都。然他总觉得不甘于一人之下，横直一切由他，何必自陷自屈？于是他那传统的英雄思想，封建皇帝的意识形态，趁此机会一齐发作起来，真是水到渠成，不费吹灰之力，率性把由他一手创立的傀儡和帝废掉，改齐为梁，痛快地做起皇帝来，岂不更好吗？
衍本“英达有文学”，识史书的通人，岂有不知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以臣弒君的舆论制裁吗？所以他初用假仁假义的诈术，立宝融为和帝，欲掩天下人的耳目而已。衍篡谋的实际经过情形，史书是这样写的：“衍，内有受禅之志。沈约进曰：‘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约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成，何所复思？’衍然之。”
衍，内有受禅之志，可见篡位野心，早已暴露出来，还假装吾方思之。《南史》称：“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时取则；然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取势，颇累清谈；及居清谈，及居端拨，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毫无用处的沈约，却聪明起来，看透了衍篡位的野心；而事实上，齐国所有一切军政大权都操于衍之掌握中。于是他用谋士的姿态，怂恿阿谀的词令，勇敢的劝衍篡位。初则曰：“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次则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成，何所复思？”何不劝衍以功臣兴齐朝，以振大汉之声华，而偏扇动其侵略野心之勃起，是何用心？
“四月，梁王衍称皇帝，废齐王（和帝被降为巴陵王，故史此处称齐王）为巴陵王，迁太后于别宫，封拜其功臣有差，遂弒巴陵王于姑孰，齐御史中丞颜见远死之。”史自释云：“梁主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沈约曰：‘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梁主乃使所亲郑伯禽诣姑孰，以生金进王。王曰：‘我死不需金，醇醪足矣！’乃饮沉醉，伯禽就折杀之！御史中丞颜见远，不饮，数日而卒。梁主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萧衍一假再假，欲以和帝为巴陵王，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他居之，以为如此，可不使齐绝宗嗣，且能掩天下后世人之耳目，经沈约一说“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时，全无自主之能，又叫亲信郑伯禽杀之。颜见远绝食自杀而死，还厚起面皮假装汤放桀，武伐纣的圣贤自居说：“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的一类掩耳盗铃欺人的废话。好了，齐王也杀了，而他的孤臣孽子也自杀了，齐朝一切后患，业经斩草绝根，可以安稳做皇帝。梁武帝的政治权位就是这样不仁不义而得来的。
梁武帝所施的仁政 梁武帝于公元四六四年生，为皇时（公元五○二年）才三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大有作为的时候；而且是个书家子弟，较之宝卷、宝融二人，当然长得多了。他想大大地所作为，为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所以他即位以后，大修文教，广行仁政。在史家笔尖之下，给他写下光荣之一页。
欲治理国家大事，而且要想治理得更好的话，唯一的先决条件莫过于选贤任能；欲为民众服务，其急要莫过于先求民隐，雪伸民冤。所以梁武帝即位后，次第举办了几件很重要的仁政。这些仁政，不仅在一千五百年前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二十世纪今日的民主国家社会里，也有向他学习之必要。他的仁政分五点略述于下：
一、设谤木肺石函博——言——“梁主诏公交车府设谤木肺石，各置一函；若食肉者莫言（食肉者，即有禄位的官，不为言之于上也），欲有横议，设谤木函；若有功劳才器，沉冤莫达者，投肺石函。”谤木亦名诽谤木或华表，尧、舜之世，设谏鼓、谤木于朝廷，所以明目达聪，博采群言，尽极下情上达于政府之意。换言之，即皇帝准许民众告密，或采纳民意直接对政府和官员不满的指陈。肺石，出《周礼》，以肺石达穷民。这两种仿佛于现在之意见箱和告密箱。这种作风，到了汉代就废除了，现在梁武帝又重新设立起来，只要不是惊名失实的话，大开言路，人民与政治是有益而无害的。可惜不能持之以恒，如能始终如一，实践所言，则其国必不亡之于本身。
二、以子四为——丙辰（公元五三六年）四月，梁以江子四为右丞，子四上封事。梁主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子四所言，尚书时加检括，速以启闻。”他做了三十多年皇帝。仍在不断的检点自己过失，比现在做上帝儿子唯我独尊者，相隔何止天壤！
三、关怀——“冯翊吉翂父，为原乡令，为奸盗所诬，逮系廷尉狱罪当死。翂年十五，挝登闻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讯之。翂曰：‘囚虽愚幼，岂不知死之可惮，顾不忍父极刑，故求代，此非细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颜诱之，终无异辞。法度以闻，上（梁武帝）乃宥其父罪。”这里可谓仁慈恩孝之至。此事虽小，亦足见其关心民瘼之一斑。
四、疏简——“梁王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这未免滥于法度。
五、祭宗庙废除牲口，改良——“丁酉（公元五一七年）四月，梁诏以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于是朝野喧哗！以宗庙去牲，而荐之以蔬果面食，乃是不复血食。士大夫反对无效，梁主竟不从。”这在一般固执腐儒们，在史书上对梁武帝此举，乃大加异议，什么仁不仁辨在义利之间啦，武帝以不爱及其所爱啦。这不但实践了孔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慈博爱的宗旨，而且比见牛未见羊也的梁惠王还来得干脆而彻底得多。孟子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种仁者，物我浑然一体之旨，梁武帝得之而又行之矣，而行儒排佛者曰：不可！溺于佛氏之说，求来世福报，是诚何心哉？
梁武帝对于教育文化之贡献 一、定正——梁武帝即位八月，即诏“定正雅乐”。
二、置五经博士，立州——即位第四乙酉（公元五○五年）年正月，“梁置五经，立州郡学”“梁主雅好儒术，以东晋、宋、齐，虽置国学，而无讲授之实，乃下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其置五经博士，广开馆宇，招纳后进，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又选学生，往云门山，从何胤（何尚之之子）受业。命胤选经明行修者以闻；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学。”梁武帝崇兴教育，于此可见一斑，若与他同时的魏世宗皇帝比，真不可以道里计了。兹录纲鉴文，以资对照：“时，魏主专尚释氏（佛教）不事经术。中书侍郎裴延上疏曰：‘汉光武、魏武帝，虽在戎马之间，未尝废书。先帝迁都行师，手不释卷！良以学问多益，不可暂辍故也。陛下亲讲大觉（佛经），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楷，应物之所先，伏愿互览兼存，则内外（内即佛学，外即儒学）俱周矣。’弗听！”
三、立孔子庙——五月，梁初立孔子庙。初立，前代未有者。于此，足见梁武帝之尊孔崇儒了。
四、事衣冠礼乐为士大夫——魏朝高欢傍观说：“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梁朝文风礼乐之盛，不但梁前之齐朝所未有，即与梁朝对峙之魏国，亦望尘莫及了。
失败方面
上面已将梁武帝对于——仁政、教育、文——稍有成就方面说了一个大概，现在要讲到他在政治失败以至亡国方面来了。
我尝想：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团体，小而家庭、工厂、商会，大而一个国家的政府，它的成功和失败，兴衰或存亡，其责任全视其领袖及其团体中之中坚份子忠诚、贤——团结与否以为断。其领袖若贤而能，复善于领导，利用其中坚忠诚之智囊团，其成功必无疑；若其领袖缺乏领导之能而有用之明贤，知自之短，取彼之长，选贤任能，如清之末叶，善用曾国藩者，其亦必成功无疑；若领袖无能自以为万能，强不知以为知，又无知人善用之明，而其所弃所恶者都是贤能忠诚之士，所取所用者均属庸奴奸细阿谀之辈，刚愎自用，一味独裁而无独裁之能，像这样的人来作领袖，以领导团体或全国政治，那必然是非归于失败不可的。我以为为领袖者，只要具备知人善用，襟怀阔大就够了。能知人善用，必忘私蔽；忘私蔽，其所行所为必大公无我；大公无我，则必然会实践选贤任能，必不用阿谀庸奴奸细之小人；能选贤任能，则其团体或国家必定会强盛。能襟怀阔大，始可以容纳异己之贤能；凡是贤能之士，其见识、思想、性严、骈气，必卓越高人一等，而其所思所行必优异于众及我者，其意见洞达事理或与我有相左者；高左之士，非有阔大之襟怀而不能容纳；不能襟纳高左之人才，怎能置国家于强盛之域？
梁武帝，襟怀似乎阔大，而独裁寡断，乏知人善用之明。所以奸细忠贞而不辨，赏罚而不明，不克虚心下士，以纳忠贞谢主、博歧等劝谏，杜弼等国际舆论，而专听信奴才朱异之言，误用正德奸细贪污无能之辈；又迷信于梦，轻纳东魏叛臣侯景；拘小忘大，昧于民情；对于当时国际情势，亦多漠不关心加以研究和了解。此其所以失败而至于亡国者。兹略加剖析其失败亡国之原因于后：
无知人之明、轻纳侯景 梁武帝的政治怎样会失败？国是怎样亡的？听信朱异，轻纳侯景，是其亡国必然的原因；而政治之腐化，侯王之不忠，奸细当权，不纳忠谏，骄奢淫逸，白昼杀人而视若无睹，听若不闻，谏者反被切责，讳疾忌医，凡此种种，是其亡国之根本原因。
一、侯景其人。侯景，字万景，朔方（今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后旗境）人，右足偏短，弓马非其所长，有胁力而多谋算。初为戍兵，后魏（即东魏）时，从尔朱荣，荣用他为定州刺史。后高欢为魏丞相，讨尔朱氏，侯景复以众投降于高欢（第一叛）。魏诸将高敖曹、彭乐等，皆勇冠一时，景常轻之。常言于高欢前曰：“愿得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梁武帝——老公，以为太平寺主。”高欢使兵三万，为司徒行台，专制于河南。景素轻高欢世子高澄，尝曰：“高王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没，谐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矣。”高欢病笃，召景，景虑被祸，不敢赴，同其行台郎王伟计拥兵自固，及欢卒，遂以河南降北魏（第二次叛变）；而北魏以侯景为太傅大行台。此乃丁卯（公元五四七年）事也。二月，侯景复以河南叛附于梁（第三次叛变），梁更封景为河南王。其时景为东魏高澄部下绍宗所败，不能自存，梁遣兵援之。次年（公元五四八年），旋举兵反梁（第四次叛乱），围建康，陷台城，武帝被逼饿死，侯景自立为汉帝。己丑（公元五六九年），景为其都督羊侃之子鹍所杀（鹍，景小妻之弟），——江陵，暴尸于市，市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其行台郎王伟等，亦为湘东王萧绎诛之于市。其结果竟如此！
二、高欢论侯景。东魏大丞渤海王高欢论侯景，谓其世子澄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之志，顾我能畜养，非汝所能驾御也。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高欢真有知人之明。戊辰梁太清二年（公元五四八年），败初叛之侯景者，果为绍宗。《北史》载：“绍宗讨侯景于涡阳，时景军甚盛，初闻韩规、高岳往，俱轻之；及闻绍宗至，拍案曰：‘谁教鲜卑小儿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未死耶！’及与景战，绍宗麾兵径进，诸将从之，大捷。”当绍宗兵追及侯景时，侯景慌惧甚，忽生计，使人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由此，知侯景并非了不起之将才，同时亦知绍宗并非忠心于高澄灭叛贼也。
梁武帝轻纳侯景的两种因素 丁卯（公元五四七年）梁太清元年，先是正月乙卯，梁武帝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旦见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内混壹之兆也。”及侯景遣丁和来上表：“言臣与高澄有隙，请举十三州内附。”丁和称景定计，实以正月乙卯，梁武帝愈神之，召群臣廷议。仆射谢主等曰：“顷岁与魏通和，边境无事；今纳其叛臣，窃谓非宜！”武帝不以为然，他说：“得景，则塞北可清，机会难得！”然意犹未决。尝独言：“我国如金瓯，无一伤缺，会受景降，讵是事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朱异揣知武帝意，劝纳之，于是才决意纳景。这样纳景，一是梦得神奇；一是朱异劝他。武帝无谋略，乏深思远虑之计，头脑简单，且无判断力，故不纳谢主之言而听朱异一面阿谀之词。又不察侯景已三叛其故主，岂有能屡叛其故主，而独不能叛我耶？何况国家大计而不以理智断定其可否，而神奇凭于一梦？如此无能又无知人之明的梁武帝，居然做了四十八年太平皇帝，宁非奇事！
师出无名，屡失睦于邻邦 当侯景叛附于梁，东魏尚未及声讨；而梁武帝下诏，反大举兵以伐东魏；若果东魏先梁出兵，讨侯攻梁，而梁迫于抗战，则梁师出有因；今侯景背叛东魏，挈十二州之地以附于梁，在彼失其国土，所当致讨而未讨；在梁纳东魏之臣而得其地，而反兴兵往伐之，师出何名？天理安在？当武帝以鄱阳王范为元帅伐魏，朱异曰：“鄱阳王雄豪盖界，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吊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顾亭，谓‘江右有反气’，骨肉戎首，今宜详择。”梁主乃以理会，与贞阳侯渊明，分督诸将。又听朱异言，舍能将而用庸奴，后渊明为绍宗等所俘掳。屡议屡败，而屡用其言，昏君亦何至于此极？
昧于国际舆论，毫无外交能力和手腕 东魏高澄之军司杜弼，为澄作檄文移梁朝云：“侯景，自生猜贰，远托关陇，依凭奸伪，逆主定君臣之分，伪相结兄弟之亲，岂曰无恩，终成难养！今乃授之以利器，诲之以慢藏，使其势得容奸，时堪乘便；则必自据淮南，亦欲称帝；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侯景叛变，为东魏绍宗所败时，恐梁乘机消灭之，故自请求贬削；武帝以景兵新破，未忍（慈悲多祸害）移易，即以景为南豫州牧。萧介上表谏曰：“窃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欢卵翼之遇，欢坟土未干，即还反噬；逃死关西，宇父不容，故复投身于我。弃乡国如脱屣，背君亲如遗芥，岂知远慕圣德，为江淮之纯臣乎？”武帝不能纳，良可浩叹！此时或削景权，或纳忠谏，或以政治外交手腕，缓和睦邻，则断不至如杜弼之预料也，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欤！
不纳傅歧之谏，许东魏通好，外交一再失败，果中离间之计 侯景叛变东魏次年的二月，东魏大将军高澄，利用外交手腕，遣使持书向梁复求通好。武帝召集朝臣讨论一番，朱异一派主张“静寇息民，和实为便”的和好政策；而司农傅歧却独持意见：“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间（设计离间，使侯景对梁生嫌而促其早叛），欲令侯景自疑，图祸乱耳；若许通好，必堕其计！”朱异固执主和，武帝昧于大局，厌于用兵，乃从朱言。果然加速侯景之叛乱。
侯景求娶不得，成怒——侯景尝请求武帝介绍，欲娶当时望族王谢之家。武帝以王谢门风高峻，不可攀，不为介绍，叫他于朱张以下访求之。侯景怀恨已极，反谋益甚。
正德为内引——武帝养子临贺王正德，屡以贪暴得罪，亦久蓄叛意，惜无机会；但阴地畜养死士，幸国家有变，便乘机造反。侯景久知正德意，特遣徐思王密笺说：“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黜，景虽不敏，实思自效。”正德中其计，乃大喜曰：“事机在速，今其时矣。”于是助景反于寿阳，引兵临江。武帝问策于尚书羊侃，侃请以二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阳，则乌合之众，自然瓦解。而朱异曰：“景必无渡江之志。”遂寝其议。侃曰：“今兹败矣！”昏君武帝又用其养子临贺王正德都督诸军事，屯兵丹阳郡。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载荻，其实是秘密接济侯景。景得正德之助，自横江至于采石。另有马数百匹，兵八千至慈湖。这时，梁朝过了四十七年的升平日子，境内无事，公卿、闾里士大夫，罕见兵甲。一旦贼乱猝迫，公私骇震莫名。武帝命宣城王大器及羊侃，督军抵御侯景叛军，另一方面派遣舍人贺季去慰劳侯景。贺季对侯景说：“此举何名？”景答：“欲为帝耳。”正德守宣阳门，帅众于张侯桥，迎接侯景入宣阳门，真是开门揖盗。——建康京城，景以正德称帝。正德不一年，又为侯景所缢杀。武帝诸王，成仁者少，投降者多。
景陷台城，入见武帝不敢仰视，武帝于净居殿绝食而终 武帝退据台城，景再百道攻台城，昼夜不息，围攻了五个月之久，台城终被攻陷了。武帝闻城已被攻陷，安卧不动。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这竟正是太清三年（公元五四九年）五月。侯景入见武帝于太极东堂，并带卫队五百以自护，武帝神色不变。侯景稽颡殿下，不敢仰视，汗流被面！退而谓王僧贵曰：“吾尝跨鞍对阵，矢刃交下，而意气安绥，了无怖心；今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以再见之！”侯景入见原意是以杀害武帝为目的，但一见面，连头也不敢抬，汗流浃背而至于面，足征做贼心虚，邪奸之臣，难入正位，故其被杀后，几根叛骨头也被民众吃尽，其结果何如！当台城被围，公卿困乏，景众亦饥。武帝久已蔬食，至此，蔬食亦都绝了，——鸡子蛋，郡陵王纶，乃因便上鸡子数百枚。侯景入见的当日夜间，武帝所求多不遂意，饮食亦为侯景所裁节，武帝忧愤成疾，五月丙辰这一天，武帝卧于净居殿，口苦，索蜜不能得，再曰“荷荷”，遂崩，时年八十六岁。四十八年的皇帝梦，至此告一段落。
讳疾忌医 梁朝外侮虽无，而社会风俗之日趋于奢靡，生活淫乐，于是贪官污吏，充斥于每一角落，致民不聊生，其内部腐化如此，故侯景一乱，士民与军队全无抵抗之力。此举散骑常侍贺琛，上书启陈四事，就知道当时政治之贪污，民众之痛苦情形了。贺琛之启陈四事：
一、民不堪命，各务流移，牧守之过。
二、守宰贪残，由风俗侈靡，诚宜禁制节俭。
三、斗筲之人，诡竞求进，不论国之大体，唯务吹毛求疵。
四、天下无事，犹不暇给，诚宜省事息费，养民聚财。
武帝恶其触实，故大怒，诏诰切责贺琛不当，这与当日设“谤木肺石”之意旨，岂非完全相矛盾？又《纲鉴》云：“然假士人太过，牧守多侵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奏及之。梁主恶其触实，故怒。”
身为一国元首，好亲任小——牧守——方官多侵渔百姓，京官出京视察，又要行贿使者干扰郡县。这些上下交竞利，纵无侯景之乱，其国亡为日亦必不远矣。再看：“梁主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鞫狱为意；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释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昼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凡是公卿大臣，纵然犯了国法，不能与民众同罪，甚至审判鞫狱之权也一齐不用，无怪有权的白昼杀人、剽掠、抢劫，包庇坏人，有司也不敢去捕捉他们。谋反政府之事，亦泣而宥之，这还成其为国家吗？简直是个横行无政府状态的土匪世界了。“上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贺琛之启陈，梁主恶其触实，故怒！诏诰责之，这不是讳疾忌医的明证吗？其国不待侯景之亡，实早已亡之矣。
行为矛盾 梁武帝，一方面设谤木肺石函，以求民隐；一方面不听忠言，讳疾忌医；一方面溺于慈爱，杀人、越货造反者亦不加究办；但在另一方面，却征战不已。下面略举一二，见其矛盾之一斑。
一、丙戌·天监五年（公元五〇六年），梁使韦睿攻小岘，……拔其城，遂至合肥。
二、丁亥·天监六年（公元五〇七年），梁将军曹景宗，豫州刺史韦睿，大败魏师于钟离。……魏中山王英，与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梁主命韦睿救钟离……旬日，至邵阳，……因以火攻败之。英脱身走，大眼亦焚营去。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资粮器械山积。
三、己丑·天监八年（公元五〇九年），魏主遣董绍，慰劳叛城。梁主召见之，遣还。且曰：“战争多年，民物涂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备申此意。夫天立君以为民也，凡在民上，岂可不思此乎？”绍还魏言之，魏主不从。
四、丙午·梁大通五年（公元五二六年），梁侵魏，取寿阳。此次更惨绝人性，“梁主乘淮堰水盛，遣夏侯亶等侵魏。魏李宪，以寿阳降。梁陈庆之入据其城，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梁武帝三筑淮堰，至此已是十年之久，因水堰坏，淹死人众近百万之多，今又乘水漂之患而取寿阳，才得七万多人，其愚毒可知。真所谓视民命如草芥之不若。
五、丁未·梁大通六年（公元五二七年）十月，梁将湛僧智，寿侯蘷，围魏广陵，克之。
六、丁卯·梁太清元年（公元五四七年），梁主下诏，大举伐东魏。此外，如萧渊藻私杀益州刺史邓元启，经告发，但降为冠军将军，如此忠奸不辨，赏罚不明，何以服人心？如果是信佛而溺慈爱的话，那又何苦发动侵略，而杀人盈城尸横遍野？这难道不是他行为矛盾的又一明证吗？
梁武帝信佛之得失
梁武帝舍道崇佛热情之一幕
梁武帝的梦的诱惑 人非大觉，焉晓大梦。佛号大觉，其余菩萨、罗汉、圣贤天人等，皆处于醉生梦死之轮回中，号人生如戏、如梦，又有何不可？庄子《齐物论》说：“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成玄英疏云：“夫扰扰生民，芸芸群品，驰鹜有为之境，昏迷大梦之中，唯有体道圣人，朗然独觉，知夫患虑在怀者，皆未寤也。”然则谁无患虑在怀？烈士殉名，小人殉利，故患虑也；为智仁勇之三达德而奔忙者，恐功德言三不朽而虑不能成者，又何尝能达到忘患虑在怀之放心功夫也。何况人之生也而不知何所从来，是为醉生；人之死也而不知死又何往，是为梦死。故至人以生死为大梦，超生死为大觉，然则谁又能超生死以达于无生之大觉境地也哉？观《南柯太守传》，庐生之黄粱梦，庄周之梦为蝴蝶等，又皆类梁武帝之迷梦未寤者也。
当梁武帝之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旦见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内混壹之兆也。”及景遣丁和来上表，“请举十三州内附……梁主愈神之”，因迷信此一梦而纳叛臣以招至亡国。当武帝之入佛舍道教也，亦为梦所诱引。天监元年（公元五○二年）帝梦释迦檀像入国（天竺优填王所造之旃檀佛像），乃遣郝骞、谢文华等八十人到西竺印度求之。天监十年（公元五一一年），像至，率百僚迎入太极殿，建斋度人，大赦断杀，凡弓刀，并作莲花塔形。弓刀原为卫国以惩不法者，岂易以莲华塔形，即不诛奸抗敌乎？何况一梦耳，即遣八十余人去求佛像，岂不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之理？何不将此八十人十年之资用以济孤苦无告者，以符佛慈悲之德也。不济其本，专务其末，颠倒孰有甚于此者！
于陀利国，遣使入贡云：“其王梦异僧曰：东——圣王暗——武帝出，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武帝已梦，于陀利国王又梦，何桴鼓相应如此其奇耶？这更使他对佛教产生热烈的信仰。
天监二年（公元五○三年）帝尝梦神僧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普济群灵？”帝乃披览藏经，创制仪文，三年乃成。天监四年（公元五〇五年）二月十五日遂于金山寺修供，命沙门僧佑宣文，大彰感验。又梁武帝初为雍州刺史时，夫人郗氏，性残妒，亡，化为巨蟒，通梦求其拔救之说，于是造慈悲忏法十卷，今之梁皇忏，为佛门经忏之开始。此不但无益于国计民生；且成为千百年来专门超荐死亡的鬼，或死人的经忏佛教之始作俑者，遗毒佛教于无穷！国人称今日中国佛教之在社会唯一的表现是超荐死亡丧事的一面，对于婚礼，及政府大庆典，如总统就任等，皆不须佛教；远不如欧美宗教，上至国王的登基，下至婚丧等，莫不感觉迫切的需要。岂知梁帝之二梦，至今遗害佛教徒梁皇、水陆经忏之大梦犹未寤，良堪悲也。武帝之梦还多，姑止于此。他崇佛之误，除接受历代皇帝信佛之启发以外，神奇的梦，确为他信佛原因之一种。
梁武帝弃道入佛的一幕 四月八日（天监二年）帝于重云殿，亲制文，率文武群臣士庶二万余人，发菩提心，永弃道教。其宣誓词曰：“愿使未来生世（不能把握现实，希望来生，大错了也），童真出家（现在出家难道缺污什么？童真又多些什么？根本不知真理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常不断，无取无舍的；今舍不了帝位的尊荣，五欲的快乐，说什么来世，童真入道？真是活骗鬼！大丈夫，要舍就舍，要放下就放下；如释迦太子，说出家立即出家，又何必说什么愿使未来生世，童真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成佛道；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暂得生天。同年十一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并弃道教，舍邪归正。”并在他登位第十六年（公元五一七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返俗。道教既普遍为人民所信仰，当时势力之大，教徒之多，不想可知。信仰宗教，追求知识，原为人民意志之自由，虽帝皇亦不应强奸士民信仰意志之自由。何况身为一国之元首，受国人之拥戴，如此压制道教，则务必使信仰道教之士民，势必反应极为恶劣不可！纵因帝皇霸道势力所制，然非心悦诚服，则政府失去全民中一部分之拥戴，智者所不为！尤可怪者，佛教素以慈爱、平等、和忍为主，其容忍宽宏大量，远非道教思想可比。梁武帝此举，未免带有一种狭隘之仇恨意识，不但与元首身分不合，亦有乖佛教重感化之美德也。梁武帝若以佛教真理与道教相比较，俾二教知识分子研究讨论其得失，理胜者为师，劣者屈为徒，帝本身不参加意见，则道教徒必不仇佛教，亦不恨帝也。魏之灭佛教，全由于道教徒得势之故；此后三武一宗毁佛之法难，未始非植祸根于梁武帝者也。梁武帝崇奉笃信佛教之热情可取，而其缺乏深谋远虑之政治头脑，及不了解人民宗教信仰之崇高心理，似亦无可讳言者。君子小人，风草之喻，梁武帝失之多矣。
梁武帝信佛后之生活
私生活 《纲鉴》云：“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唯菜羹、粝饭而已。身衣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五十便绝房事，不作乐），不饮酒，非祭祀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正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这几乎过的出家人如律生活，受佛教戒律及大乘不食众生肉的思想所影响。
《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载：“天监六年（公元五○七年）上集诸沙门，制文立誓，永断酒食（肉食），其誓词略云：弟子萧衍，从今已去，若饮酒放逸，啜食众生，乃至乳蜜酥酪，愿一切鬼神，先当苦治弟子，将付地狱，众生成佛，犹在阿鼻（地狱名）！僧尼饮酒食肉，亦应如此加治。又云：是时复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于华林殿，请法云法师讲《涅槃经》中‘食肉断大慈悲种子’之文，上亲席地与众同听。”他在太清元年（公元五四七年），想以帝皇斋戒之身为表率，并利用政治力量去改变当时一般有势利而生活不上规律，过于奢侈的法师僧侣们的行为，乃有欲自卸僧官，唯任法侣之举，可是受了许多信任有力的僧侣所包围，卒莫可如何。《统纪》上有：“时释子多纵逸，主僧不能制；帝欲以律行僧正事。诏下，藏法师（开善寺智藏，梁三大法师之一）执不可！帝不能夺。藏谓众曰：‘衣冠子弟十辈，岂能俱称父意；今糅杂五方之众，而欲以一己好恶绳之，可乎？’帝自受具戒，寝处略同沙门；虽宫禁亦恣僧游览。一日，藏师竟御登座，左右诃之！藏曰：‘贫道定光金轮之裔，宁愧此座？倘欲见杀，不虑无受生处。’帝特令不问。”僧人之骄逸而逾法度，谁令致之然耶？
武帝所信仰之僧侣多无识者 武帝时，光宅寺之法云，法华独步；庄严寺之僧旻，特善涅槃；开善寺之智藏，驰誉胜鬘。而称梁代三大法师。其余如慧约、宝志、宝亮、慧超（为寿光殿博士）、云光等，皆常出入禁中，受帝恭敬供养，他们除讲经发挥一经一论之义学外，其修养不足以化同侪；且为利动昏心，浇波之俦，肆情下达者作掩护。这些因齐梁二朝帝皇大弘佛法，致使他们离山林而来都邑，玄谈而不能恬淡，又不为兼济之事行，势必流于不堪。然此现象，均承两晋清淡虚玄之风，致使社会流于文华奢靡，声色逸乐；而佛教亦失其恬淡清高之风，与世浮沉，诚一白衣（武帝）之不若。彼辈既不克绍隆佛种，亦不能淑世善群，移风易俗，到不如明之朱元璋、姚广孝、刘秉忠之流，不失其为教之功，及恬淡清高之风度。彼辈既无益于国家民族，亦无裨于梁帝个人之身心。专以布施供养修寺功德以动福德之思，而未尝以民瘼国事晓之。否则，梁武帝必不至专以设无数次无遮大斋，三舍身于同泰寺为佛奴，而儿戏国事也。昔宋文帝（南朝）于元嘉元年（公元四二四年）对功德铠曰：“朕欲斋戒不杀，迫于徇物，不获于志。”铠对曰：“帝王、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不令威，若不克己，将何以济？帝王以四海为家，兆民为子，出一嘉言，士民咸悦，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则风雨应时，百谷滋茂。如此持斋，德亦大矣。宁在辍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弘济耶？”帝叹曰：“俗迷远理，僧滞近教，如法师之言，可谓近天人之际。”吾故曰：“梁武帝所信仰之僧侣多无识者。”此也。
儿戏帝皇身 《梁书》载梁武帝四度舍身同泰寺出家为三宝奴，每一次均由群臣以钱一亿万作奉赎之资，这简直是变戏法。要出家，率性牺牲尊荣的帝位，将帝位让予太子；否则，若欲到山寺中去度几个月清闲假期或探讨佛法，亦可将国事付托重臣。第一种能做到，是真学佛；后者能做到，不失为大政治家的风度。此之不图，奈何以儿戏、伪装手法出之。万一群臣不赎，岂不闹成天下后世之大笑话吗？史书写他四次舍身道：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七年），帝驾幸同泰寺舍身，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归宫。
“中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九年）九月，京城大疫。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出家之比丘、比丘尼，在家学佛之优婆塞、优婆夷称四部弟子）无遮大会。披法衣，行清净大舍，素床、瓦器，乘小车。亲升法座，为众开涅槃经题，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表请还宫，三请乃许。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第三次舍身是：
“大同元年（公元五三五年）九月，帝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般若经》，行清净大舍，皇太子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归宫。是夜，寺浮图灾（古时天火曰灾）。上曰：‘此魔所为也。’乃诏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遂更起十二层浮图。”第四次舍身是：
“太清元年（公元五四七年），帝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行清净大舍。升妙严殿，讲《金字三慧般若经》。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归宫。”
梁帝四度舍身，均在同泰寺。第一次舍身不明；第二次舍身讲经，原因是京城瘟疫流行，死相枕藉。梁主乃发大慈悲之心，到寺里去为祈祷。想仗佛之威灵，驱逐疫鬼瘟神。殊不知疫乃由于不卫生而发生之传染症，照理应实行用医药去救急，梁主舍正途不由，而偏迷信于祈祷，而忘孔子祷久矣而无用。梁主把佛陀当作万能的神，而忘掉人生因果真理，真是愚不可及了。他舍了身，然后为大家讲《涅槃经》。第三、第四两度，也到同泰寺去舍身讲经。他做了人皇，宫中生活过得久了，有点儿作腻，不如到寺里去对四众们讲讲经，暂换人皇做法王，高登法王宝座，换一换天天相对的群臣朝议胃口罢了。他哪里是真心舍身出家做三宝奴呢？舍是弃掉不要，还可以赎回宫中，这是人情何等的易做？他为何不想一想佛教教主，半夜偷离皇宫，后来他父皇专派五个大臣去劝他回宫，他睬也不睬，那才像个出家舍离一切真心为道的样子。梁帝性伪，虽学佛，仍无法去其虚伪之习性。明明是他到同泰寺，寺众忙碌，灯火千万，彻夜不停，忙个不了，照顾不了，因不小心而致失火成灾的。而他偏要说：“此魔所为也。”又说什么“道高魔盛，行善障生”一类废话，反而更建十二层的大厦。他每次的滥用国库，及群臣三亿万，试问这些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史载天监四年（公元五〇五年），称“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钱”。斛是十斗，相当台秤一百三十斤。只卖三十钱一斛的米价。照目前算，一百三十斤，至少要二百三十元台币才买得到，但在当时三十钱，等于三十年前一角十分中之半分银币还不到，而实际当时的三十钱等于现在二百三十三元新台币。他舍了就算了，为何叫太子群臣们花费许多钱去赎他？究竟是谁将他出卖或典押的呢？一些儿道理也没有，他还做得津津有味，这难道不是儿戏帝皇身么？
真理的追求 讲经和听经。“梁主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尚文雅，英达有文学。”史书不断地称赞梁武帝。而太子昭明，亦长于文学，好佛有父风，不幸短命。梁武帝由儒而道而佛，学佛后，潜心于佛教真理的探求。所亲近之知藏、僧旻、慧约、法云等有名法将，而其所闻的如：涅槃、胜鬘、法华、般若、成实等经论，亦非只一次；亦非登极后之事。而其幸于同泰寺所讲者，亦在十次以上，有时竟住三个月之久。可见梁武帝于佛学足有研究者。其所作有关《般若》《涅槃经》新注疏，达数百卷之多，惜都不传于后世。中大通五年（公元五三三年）二月十六日，梁武帝在同泰寺讲《金刚般若经》，为时达二十一日之久，听法者自太子以下，计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之多。佛学为时人所倾究，即此可见一斑矣。
佛学经汉魏、两晋，以不复依傍儒家，老庄之思想而自能独立发展，至南朝，已为佛教唯一之盛世，王公士大夫唯此是赖；梁武帝以下国主，曾数度舍身作无遮施，儒家学术不为王公人士所崇重，老、庄亦因循无生气，唯佛法义理为学术之重心，此梁武帝之所以由儒而道，弃道而入佛者也。就文化而言，我国本位文化，应在秦汉以前；自汉武屈百家而独尊一孔，则我国本位文化学术思想颓然无生气。考当时学者所务，不出二途，儒生不局于经学之考据，便泥于支离破碎之注经；方士术数则虚妄怪诞，长生之术不能得志于王公，唯下流于民间，谶纬、符咒、祈禳、忏罪，比比皆是。如此以言学术，又何能满足一般玄思卓拔之士的要求呢？于是“穷推真际，以无为本；放浪形骸，无累为宗”。力求个性的解放，见自我之本真，风起云涌之清谈玄学应时而兴矣。若夫弭战止恶，布悲智平等之教；萧然无寄，袪滞执而显真空，而又足以启导参助六朝之玄学，深为时代学者所馨香归依者，唯佛教尚矣。梁武帝崇佛，时势风气如此，非偶然也。
受戒及于它
梁武帝登位第十九年（公元五二○年）于宫中等觉殿筑圆坛，将禀归戒，慎重将事，聘选德邵律师，于是朝议，以草堂慧约法师应诏。四月初八日，帝服田衣，北面敬礼，受具足菩萨戒。自太子诸王公卿僧俗，从约受戒著录者四万八千人。皇赐约为智者，并命天下不得呼慧约名。自此，慧约入朝，必设特榻，而帝坐其侧。大同元年（公元五三五年）九月六日慧约法师垂诫门人，言讫合掌而逝。寿八十四，帝辍朝三日（有云七日），素服哭之。从师受戒之四万八千人，皆服绳麻，哭送至塔。约尝所乘青牛，垂泪悲鸣，双鹤绕塔哀唳，弥月而去，其德化如此。帝自戒后，日唯一食，食止蔬菜，寝居殿所，净如沙门。
此外，梁武帝在京都建光宅、大爱敬、大智度、同泰、阿育王五大寺，度众甚多。另如敕太医，不得以生物为药；又敕织官，凡布上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裁剪有乖仁恕。又诏以祭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八座朝议，以下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诏以宗庙犹用脯，修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今之茹素办食者本也。
客观的批判
后世一般对梁武帝亡国，皆归罪于佛教，讥之为敬佛溺佛，溺于慈爱，所以才亡国。我对梁武帝亡国，归之于无“深谋远虑之政治头脑，昧于国际形势，用小人如朱异之流，无知人之明，个性太强，独裁而寡断，不纳忠贞之谏，赏罚全无，忠奸不分，此外如连年侵略邻邦，轻纳善变叛臣侯景”。凡此等等皆是亡国之根本。信佛后，对个人生活之刻苦，五十不行房事，房只一床，一桌，日只蔬食一餐，试问千古能有帝皇如此清苦者否？梁武帝因信佛而得长寿善终，观历代国主有如梁武帝之高龄善终者有几？帝终七日，面貌如生。当台城被攻破时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其襟怀之阔大，已非后世评其亡国者所能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