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的话
饮食里如含有毒素，吃了不但没有营养，还会有生命的危险。
体魄不健康，精神必颓唐，一切学业、事业乃至人生的乐趣，都必因之而丧失殆尽。
思想不正确，见解必错谬，产生出来的学说，必颠倒真伪，淆乱善恶，毒化人类心灵和慧命，致世界于混乱。而饮食不洁，纵能毒害的只不过个人或一家人；如能小心卫生，加以消毒，犹可预防无事。
体魄不健，如能息心锻炼，补充营养，还可转弱为强。唯有未经理智的卫生器严密过滤的思想，产生出来的学术言论，其遗害于世界人类，实百倍可怕于鸦片烟、肺结核！
近世纪来，也偶尔有人提到心理健康的问题，然影响力却等于零。各国军事上，近来也注意心理战的重要性，感觉到物质的火力战和心理战，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力量。可是，我却从不闻有思想卫生学的倡导者，难道是人类学者的心眼被稀奇古怪、五颜六色的物质所蒙蔽了吗？抑或是人类心灵的窗扉打不开来，永远潜伏在盲目意欲的黑室里，过着惝恍迷离、麻木不仁的糊涂生活；还是只见到有形相、有限量的物质生理的人生需要卫生化；而无形相、无限量的心灵和思想不值得科学家的研究提倡保护而加以卫生化呢？真叫我百思而不得一解。这个不屑为人类所注意重视的问题，却时常萦绕徬徨在我的脑海并不停地旋转起伏着，有时它竟使我的思潮浪涌，不能安睡。因此，每留心古今中外大思想家的学说，思有以解决这个悬而难忘的问题，但失望得很，终于找不到有关思想卫生讨论的文字记载。医学、药学、生理学、哲学、心理学乃至论理学，既谈不到个人思想卫生，也更谈不到公共的思想卫生。我很大胆地喊出思想卫生的新名词；并且想在这简短的篇幅里，略论身体健康外；而对世界学者不注意不重视的思想卫生问题，欲加以发掘和倡导；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术界作进一步的讨论。
卫生与身体健康
卫生是健康之本，有健康便有一切
卫生学是以生理学和医学为基础的一种科学。功用是讲求怎样保护人类身体的健康和预防疾病的发生。通常分为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两大类。近世科学发达的国家，莫不设有各种专门卫生机构，如卫生署、院、局、队等，负责处理保护国民有关一切健康事宜，尤注意公共环境卫生为然，如检疫、屠宰场、菜场、公共厕所，沟渠的消毒，食物、药物的化验，国民免费健康检查，注射疫苗，各种保健运动等，皆卫生机构范围以内之事。
人类为何要讲究卫生？因卫生是身体健康之本，而健康是人生快乐与学业、事业、财富之本，所以欧美人说：“健康是最先的财富。”“有健康的人有希望，有希望便有一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宾馆，一个疾病的身体便是灵魂的监牢。”这种大声疾呼的鼓励，在欧美近五十年来，的确收到很大的效果。东亚病夫之羞，比丘常带三分病的说法，实有违背人生之嫌。欧美人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和看法，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对的。讲到物质文明的第一义，即是新兴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获得财富的来源。而财富的来源，基于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能否开展与成功，又视乎人的精神健全计划周密与否以为断；而精神之健全，又端赖体魄之强壮；有了钢铁坚强一般的身体，不愁没有活泼焕发饱满的精神；有精神便有事业，有事业便有财富；于是家庭殷实，国库盈裕，所以说健康是最先的财富了。不然，卫生不讲，则身体衰弱，精神萎靡而颓唐不振，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新兴的科学事业、财富与人生快乐？人一旦失去健康，则人生一切学业、事业与乐趣，也就随之而消逝。所以欧美人又说：“伟大的事业，寓于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寓于健全的体魄。”今日欧美科学物质文明一日万里的突飞猛进，人的寿命平均延长，死亡率减低，实得力于卫生事业发达之故。
身体健康的保持，只要时常留心环境卫生，注意饮食于营养价值，起居有定时，运动适当，小心气候的变化，每年作一两次的健康检查。能具备这些简单必需条件，生理健康就不成问题了。万一不幸，因饮食中毒，或皮肤破裂，被微生细菌侵入，致使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患起病来的时候，也不要慌忙害怕，把它交给医生，让医生去处理它。在医疗水平进步的今日，治疗痊愈，恢复健康，并不是一件难事。而最难处理，无法治疗，医药不能奏效，一般卫生设备至完善亦无济于事的：那莫如人类的一颗灵活而不可捉摸的精神心，盲目冲动的意志，无端狂笑、无端哭、热烈奔放的情感，混乱的知识和复杂的思想了。这些混乱、紧张而不正常的人类精神和思想的病态现象，只要稍加留意，差不多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尤其是报纸上，每日所刊登出来的小的如情杀、仇杀、劫掠、奸淫、欺骗、绑票等；大的如国际间的冷战热战，时高时低，忽紧忽弛。这一切的一切，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属于社会的经济等问题关键所在，其实，百分之百都是人类心理上的恐怖、猜疑、欲望——占有欲，思想错谬、偏差、不正常的病态现象。质言之，就是精神和思想，没有经过严密的清洁卫生运动，而含有各种先天和后天的变态心理细菌之故。总之，要使人类的身体健康不难，要使人类的心理和思想健康起来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原因是科学家的技巧，只能教人控制物质和自然的卫生方法，却没有教人控制奔放的情感、复杂的思想、神秘的心灵、占有欲野心的卫生方法。在思想卫生未发明与普遍施行之前，我想人类不正常的精神病态现象，是没有办法消灭的。
思想细菌的根源
先天的思想细菌
人类有史以来和平自由，为什么终不曾实现过呢 思想细菌的根源，分：先天的思想菌、后天的思想细菌、零乱的知识、奔放的情感等四点说明之。先天的思想细菌，又名本能的私我思想，在唯识学上称为“俱生我执”。因它有始以来就是与身命俱生的一种原有本能，非后天学习性的。这种思想上的本能——我执——细菌的潜在性，等于一株具有细菌的金山橙，在橙树正开花的时候，细菌随花蕊以俱生、俱长、俱成。不但人类如此，凡是动物，小如蚊蚋、蚂蚁，莫不具有贪生畏死与捕取食物乃至自卫的本能。呱呱坠地的婴儿，不但打它会哭起来，就是肚饿了也会不期然地哭起来，这就是所谓“食色性也”的先天本能的证明了。自我执，为什么说它是生命思想中原始俱有的细菌？细菌（指有毒害的细菌）是一种潜在的极微细的害微生虫（如肺结核菌等），不容易为人所发觉，容易生长，无孔不入，一遇有利它发展的机会，繁殖力颇大，为害人群不浅。我执仿佛像它，人人生命中先天就具足它，言语行动，饮食起居，莫不爱着自己，莫不思权力加我，富贵厚我。凡遇有利于我发展的机会，不但尽量打击别人（不利于我者），压迫别人，为着扩充自我的势力与范围，疯狂地如火如荼，发动侵略战争，不惜灭人之国，绝人之种。如果自我没有机会发展，反而被迫处于不利的地位时，则从事于暗地潜伏发展——下意识——伤害谋杀、破坏等屠狗勾当。如再不能实现潜势力发展时，小之则发神经病、疯癫；大之则气馁自杀，此皆私我的自害害他的明证。就好的消极的方面讲，人之自我意志不能畅所欲为，表达才智时，则耽酒纵欲，如陶潜的归田痛饮；屈原的怀才不遇而自溺；裴枢的高标清流；贾谊的痛哭太息；明崇祯太息曰“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没办法只好把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福王送给敌人刺血和酒饮了。读者诸君，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是偶然的，实际，我们每人的生命内都莫不具有这些自我思想细菌的潜在着，不过没有机会或环境太好，而没有突变的现象发生罢了。
自法国卢梭人权论出，世界革命以不自由毋宁死之口号，甚嚣尘上。慢说今日之什么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各种主义已成野心家口号上的幌子，甚至五千年来，我国《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不算过高的理想，不但始终未曾实现过一天；连《列子·黄帝篇》所说：“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既寤，悟然自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华胥国，也未曾实现过一天。这些原因究竟在那里？不必说什么制度不良啦！不够民主啦！政治不上轨道啊！这不过是枝末问题；其根本论就是因为人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先天具有一个自私自利的谬见妄执之我。从自私的我上，经种种学习经验，而有我见。我见，是每个人对每种事物道理的知识和见解。这些知识见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了思想系统——见解，组织具体化，于是在政治上就有各种不同的什么主义、什么政策、什么方案的主张，在文化思想学术上，也就有什么理论、什么思想、什么实用哲学、什么理想世界。这些理论、主义，一经传播出去，能在世界社会人群中，生起一种名言熏习的信仰力量时，他那见解思想，就会汇合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的共同趋势了。因此，世界一切知识学术、思想见解，皆是依据个人私我的智能、社会的经验、历史的教训而产生的。人类学术思想，既皆以私我为出发点，而私我的对象势必就是你和他；有了人我之见，就有我是你非；我们是你们非；我们的见解思想正确，你们的见解思想偏差；我们是民主，你们是不民主。于是而引起无谓的入主出奴的烦恼竞争，竞争不已，愤怒而奔放的感情连行动以俱发，世界之战祸以此而起，造成人类惨酷的痛苦，美丽的自由平等安乐繁荣的社会，终于亿万年得不到实现之时。私我，是思想细菌的根本源泉，它是精神、知识思想营养食物中的毒素，无论谁吃，都会成为慢性或急性中毒的。
俱生我执，是思想病原细菌的根 人类的思想，也有极少数的似乎很清醒，在它清醒时（照佛学讲，除了彻悟般若真理，断除烦恼，得了解脱自在的圣者——罗汉——外，这世界上不会有真正清醒过的人，所以说：“恒审思量我相随，有情日夜镇昏迷。”有情即人或动物之别名），对于人类本身安乐幸福，战争破坏，利害得失计，偶尔也有顾及讨论到这些问题，可是，却从来未得到一个彻底良好的根本解决办法。纵然有，也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扬汤止沸的治标办法，而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大计。根本办法，非把人类每一个人从般若——智慧的卫生池——海中来一番涤尘荡垢的洗刷，彻底掀翻无始以来与思想俱生的先天病源细菌——我执中之我痴我见我爱我慢等——不可。真能把思想细菌老巢掀翻，人类心理思想，悉归于客观化；则人我是非，利害得失，一切皆归于平等大公无私的大同境地。我，佛教唯识学称之为末那，仿佛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末那意译恒审思量，即无时无刻不在恒常审知思量爱恋着自我，生理的根身是我，奔放的情感，能思想的精神，皆莫不迷执着有个独立性的自我。自我，是一切思想、言语、行动表现的主脑，随这主脑而起的就有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我嗔、我疑接踵产生。由此而扩展成为人与人之间一切嫉妒、矫诳、欺诈、恐怖、愤恨、悭吝、贪婪、谄曲、忿怒、仇视、猜疑、轻信、固执偏见等不良心理现象，继此现象而起的是破坏快于建设，战争重于和平，形成人类混乱敌对、冰炭不相容的恶浊世界；安乐、宁静、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永无实现之时。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佛教的人间净土——极乐世界，那更谈不到有实现之可能了。世界的混乱，都根源于人类混浊的烦恼心理；烦恼心理又根源于我执，所以唯识学上说：“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若不执我，无烦恼故。”《俱舍论》也说：“由我执力，烦恼诸生，三有轮回，无容解脱。”烦恼在生活与思想两方面都有，因它能烦扰恼乱，小之个人家庭，大之国家世界，故名烦恼。烦恼虽多，是以我执为根本的。如果说烦恼是贼，那么我执就是贼中的领袖了。
另一种的变态生活病原细菌 什么是生活方面的烦恼——病原细菌？这种烦恼有五：一是贪，贪是贪欲，对于现实社会的种种物欲生活，如名誉、地位、金钱、美色、口福、环境等，而生起一种强烈的渴爱，未得时拼命追求，追得了，又恐失去的一种染着不舍的心理。不知世界的物质有限量，而人类的欲壑（贪心）无穷，以有限的物质、名誉、权位（有些权位只有一个，如总统、帝皇；若个个要贪着这位，势非流血革命不可）、金钱……；供无穷无尽的欲壑，势非战争不可的。人人如此，世界还有安宁繁荣之时吗？所以贪欲的心理，是决不可染着和增长的，它是我执的帮凶者，人类混乱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是嗔，即是对上面所要求的名利权势等得不到满足，或遭到了阻碍、破坏时，立刻内心如火如荼的焚烧起愤恨的烈焰——嗔心——来，斗争从此开始。这种欲望权利斗争的状况，佛经说：“趋求诸欲人，常起于希望（贪求物欲心）；所欲若不遂，恼坏如箭中（嗔火内焚如中毒箭一般）。”又说：“随其技术，以自存活，或作田业（务农的）；或奉王事（做官从政的）。作如是业，求图钱财，若不得者，便生忧苦愁戚懊恼。……若得钱财者，彼便爱惜守护密藏。……亡失者，便生忧苦愁戚懊恼。……以欲（贪欲心为出发点）为本故，母共子诤；父子、兄弟、亲族辗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共诤故，以种种器仗，转向加害；或以手杖、刀斫……”一部世界史，没有一页不是记载由贪瞋两个魔兄弟相夺相争遗留下来的血腥疮痕啊！然而试问人类，为什么要贪得无厌？贪而不得为什么要斗争（嗔）？难道不是为我吗？所以嗔的心理，也是我执的重要帮凶者，人类混乱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还有痴、慢、疑等及思想方面病原细菌心理，详见唯识学及后章，兹不赘述了。
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 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这两句话是王阳明说的，也是他从静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为什么说这两句话，盖山中之贼有迹象可寻，有线索可找；而自己身中的我执偏见及由产生的贪嗔痴慢邪见等无形迹可寻的不良的心理和思想，那不但别人难以找寻，就是自己明知道自己的偏见，私欲要不得，甚至竭力想涤除它，可是，理智终究敌不过不良的习以成性的妄念呀！何况这些我执我见我贪等，皆与身俱生而有的呢？所以阳明说破它很难了。阳明在贵州龙场，终日兀坐，做过一番彻底的工夫；出剿匪，匪自投降，这都是他的人格修养和丰富的经验得来的。一般心粗气浮通俗之士，对自我认识模糊，人生观只是耳目眩于淫声美色，心思疲于名利权势，哪里会知道自己置身在镜花水月的场合，终日萦怀人我得失，悲离欢合，奔走钻营，实无异优伶演剧。即或读一点书，稍明礼义人格的道理，失意时，不妨独善其身，感发千古；得意时，雄荣万世，左顾右盼，怡然忘形，未必能兼善天下；然亦犹梦过屠门而大嚼，还不是个可笑可怜的迷途羔羊，哪里还谈得上破什么心中之贼呢？这心中之贼若不加以剿绝或降伏，人类的一切知识、学术、见解（思想）和生活的占有欲，都会直接、间接造成损害他人的一切利益以自肥的。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敌我不能并存的仇视态度，适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美德精神，完全对消而成反比例了。世界上有些学者、思想家、政治家、道德家，虽也煞费苦心，预为人类计划建立幸福安乐、民主和平、自由美丽理想的社会而工作，如联合国的组织等。可是，终因为各人的利害关系，和平安乐的理想世界，仍如梦幻泡影。这就是执于我，动于欲，蔽于私，间形骸而分尔我之故。联合国中一切不合理的矛盾现象，永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人类自相矛盾的思想行为，也永远得不到合理的调和与统一，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一齐起来，努力为人类思想作卫生消毒的工夫吧！
后天的思想细菌
分别我执是蒙蔽真理增长邪见的根苗 又名经验的私我思想，在唯识学称为分别我执，因它是后天学习得来的知见分别。例如：我们生下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灵魂，也不知道有个人类意识造出的上帝或梵天；但后来听到了那些扯谎固执，子虚乌有的迷信神权者流的传说，与老师的教育熏陶，有个什么万能的神，能造世界万物，连人类一颗灵明洞彻智慧（指良知一部分）之心，也说是神造的。于是一般没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科学头脑的人，都信以为实，硬强把自己作为可怜有罪的羔羊，去崇拜那虚无不可用教育、科学、历史经验的童话之神，作无谓的屈膝、祈祷、忏罪。这完全是后天由邪师邪教见分别而生起一种不正确的愚民智识或原始低级宗教而来的。因信奉者囿于先入为主的偏见固执的缘故，于是把所有宇宙间一切可知，都归功到一个不可触知渺茫的神了。这种邪师邪教邪见的谬误，不知障蔽埋没人类若干天才和智慧。信仰的就得救，不管如何坏法，一定可以得蒙恩召，上生天国；不信者虽是世间第一等有智慧有功德的善人，终究永远要被遗弃打入地狱不得超升。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的帝国主义横暴政策毒素神权教说，就是后天的思想病原细菌。
党同伐异，百战百败 后天思想病原的顽疾，不但以神权迷信邪教者为然，知识分子，其病尤深。越是知识分子，越是固执成见，养成一种执是为非、习非成是的独断个性。这先天和后天的两种思想细菌——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虽号称亚圣的贤如孟子，也免不了党同伐异的错误思想。他看到当时儒家日落千丈，一般学者的倾向不入于杨，便入于墨，他不惜忘却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书同文人同伦的伟大精神，而兴杀伐之气；不惜大骂学术思想家的杨子和墨子为禽兽异类！连他自己说了堂而皇之许多仁义之道，也不管矛盾自攻了，他见别人不入于杨，便入于墨而却忘记自己入于儒了。这种入主出奴，他非我是的观念，全系门户之见，后天的私我知识作祟之故。
朱晦庵的门生们，斥王阳明的学说为洪水猛兽，平心而论，王阳明许多东西，比朱子要来得高明一点，因为朱子的后学先入为主，再加以老师的教训，不免感情冲动，遂发出这种无理智的见嗔的我见了。这种思想细菌，是由学习得来的。不但朱子的再传学生如此，历代理学家，无不如此。
朱晦庵的思想细菌尤为特色，他教人排斥佛教，打倒佛教，但切不要看佛经，他并不是不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方法，他知道佛家有太好的理论，非儒家可比，他的闭门政策是：“儒者，若欲待看通佛经，再来辟佛，佛典未看通，早被佛降服去矣，如犹人于关河上行，不知不觉，便行入番界。”他的意思是知己知彼，必遭到百战百败的危险结果的。他与今日一般低能儿的神教徒是一样用愚民政策。神教徒开口佛教是迷信，是魔鬼宗教，而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佛教高深的哲学，优良的文化，崇高理想的人生观，而硬说它要不得。这种不学无术的传教师（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实是完全中了代代相传的遗毒——邪师邪教的分别我执——而不自知。朱子又说：“佛氏之学，原出杨墨，后附以老庄之说。佛典仅《四十二章经》为古书，其他悉中国文士润色而成。”朱子在一般读书人的心目中，莫不认为他是硕儒，而居然说出佛教学说，原本出自杨子和墨子，到后来又附以老子庄子之说而成，竟一点世界学说常识也没有。又说“佛典仅《四十二章经》为古书，其他悉中国文士润色而成”。中国文士竟能润色成为万卷佛教三藏的大藏经，连数百名中外翻译佛经的留学生大学问家的和尚，也被朱子一齐否认和抹杀了。这种贪入圣庙，想享千年大祭吃冷猪头的硕儒——朱子竟变成一个庸俗一无所知的可怜盲人。
我回忆读私馆时，馆的礼堂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了三行大字，当中一行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左边朱程周张，右边颜曾思孟的八个人的姓氏，而且竟把朱子抬得比孔子都自叹不如的颜渊还要高哩。（《论语》：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与回也孰愈？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那时我也随着庸俗的老师，学着苏东坡瞎赞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和朱子为了不起的大儒，觉得儒家必须反佛，否则不足以为纯儒，后来知识的圈子一天天广博起来，才知道狭意识是儒家，完全是一种偏见固执、嫉妒仇视，在一种谬误错觉主观成见意识之下，把所有客观环境和真理学术，一概加以排斥而焚之。它竟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相同，那时在基督教压制之下，所有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都在扼杀之内。抬头再看以儒道自任的韩愈，一方面把博爱之谓仁的假面具戴起来；而在另一方面不惜使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毁灭残忍手段来。难怪孔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一线仁爱主义的命根，竟遭这许多自命不凡的庸俗大儒（宋明清理学家，皆其衣鉢真传之一流人物）而腰斩了。这种抹杀事实的狭意识的仇视嫉妒的思想病原细菌，侵入影响到政治学术界去，成为普遍流行性大伤风，纵有APC伤风灵，也就失去作用了（关于宋明学家攻击佛教，笔者草有“宋明理学批判佛学之批判”一稿，尚未整理好，末后附上自汉唐，下至清、民国，历代学者对佛教攻击，概用客观态度加以批判）。我写到这里，有位老友见访，他见我案头堆满了稿子，轻松地问道：又在忙着写什么？我笑而不答，把稿子往他手里一送，请指教！侍者端上一杯茶，他一边喝茶，一边阅稿，三十分钟就阅完，发出一个问题：朱考亭（晦庵）这种说法，的确太过幼稚，偏见和无知，而他的动机，究竟在哪里？你真的不懂吗？还是伪装不懂呢？他的动机不必说，听我一桩故事，就会明白了。宋朝张商英一日入僧寺，见到佛教藏经很多，而且非常严密，大加恼愤，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半夜里再从床上爬起来，他太太向氏问夜这么深，做什么又要起来？他说草无佛论。太太说：无佛则无用乎论，有佛始着论耳。他后来读《维摩诘经》忽有所悟，从此信佛，参访当时常聪、印可、从悦、佛果圜悟、大慧宗杲等禅宗大师，大有省发，开拓心境。他著有《护法论》引证了《金刚》《法华》《楞伽》《圆觉》《楞严》诸经。对于排佛者远如韩愈，近如欧阳修、程伊川等，均以为浅薄可笑；且比三教如药，以为儒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之疾。张子从想著《无佛论》的敌对排佛态度，转而信佛而著《护法论》，这难道不是朱子说“若想看懂佛经，然后辟佛；犹人在关河上走，不知不觉就走到番界去矣”的明证吗？其次是中了名毒想吃冷猪头。老友听了，放下茶杯，雀跃抚掌说：伟矣哉，妙论也！使余茅塞顿为之开。
禅师超过孔孟学者皆归于佛 侍者送来一盘血红而芬芳四溢的西瓜，我跟老友一边吃西瓜，一边仍就继续讲故事：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一日问张方平，孔子去世百余年而有孟子，其后绝而无人；或虽有之，不足为醇儒，如何？方平正言道：岂无人耶？亦有过于孔孟者矣！安石问为何人？方平曰马祖道一、汾阳无业、雪峰义存、岩头全奎、丹霞天然、云门文偃，这些大老，皆超过孔子孟子。安石听了方平的话，愕然不知所为。方平恐他不明底细，复加解释说：原因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这正是孔家池塘小，养不了鲸鱼的意思。安石听了方平的话，乃叹服不已。后来又把方平的话告诉了张商英，商英抚案赏之，以为至论。老友听完了这段故事，沉思了半响道：朱晦庵，宋人而排佛，安石、方平、商英亦宋人而崇佛，难道是朱子的见解学识不如方平吗？还是故意抹杀良知和事实而欺骗学人呢？或者以为不如此，则不足为纯儒呢？侍者送上毛巾，并收拾了残存狼藉的瓜皮，抹完了桌子，立正合十道：侍者放肆，敢代师劳一答，何如？老友颇感诧异。我欣然点头。侍者说：绝非朱子见识不如方平，入儒而奴佛，乃儒者一贯传统作风，相习成性。彼既自诩为儒者矣，儒者必上有所承而下有所传之道统，孟子斥杨墨为禽兽者，其蔽同也。朱子所承传之学术思想其偏颇之意识形态并无不同也。此种井蛙不足以语海，夏虫不足以语冰之流，卒不能越出执于我，蔽于私，间形骸而分尔我之偏见范围。人一有此偏见，即同戴上有色眼镜，凡百事理，皆变成彼所见之颜色矣。然彼所见者确如此，奈何？除放弃成见，扩开知识之圈，立于客观地位外，无他办法可想，此正所谓后天思想细菌者也？老友听了侍者这番话，频频点头不已曰：狮象之见非狐种！
前车之覆，后车随之 净头（扫涤厕所者）玄测，正在窗外阅最近香港出版第十二卷第一期的“人生”，他听见我们在谈话，特地注意细听。我们的话才停止，他立刻跑进来说：适在窗外，听你们在谈什么儒呀佛呀，后天思想等问题。这里——人生——有篇牟宗三先生讲的人文讲习录里的理与事，他在最后答朱守毫先生之问，似乎又有点排佛的气味，特送请一阅。我说：不如你念给我们听吧？他爽朗地念道。又问：主体之心建立后，是否一定有创造？先生曰：仁是先生不已的，只要是主体之心建立，则一定有创造。所谓唯心论，即在这一点上讲，其余的均不可。儒家之心为仁，故有创造。道家佛家之心为觉照，非仁，故无创造。所以儒家要辟佛老。玄测念完道：牟先生这段答话有没有毛病？对不对题？那么，你既先看了，不如把你个人的意思说出来，看对不对。他看了看我，微笑着说：我不敢放肆，但长辈之命不敢有违，说得不对，请予指正！我记得师曾经叫我阅了许多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佛家名相通释》等一类的书籍，仿佛记得牟宗三先生是熊十力的得意学生，熊十力每一本书里都提及牟宗三先生的。我的结论是：一、牟君是熊十力的学生——衣钵真传的杂牌理学家；二、熊是佛学大家欧阳竟无的学生，佛学学通了，但孙悟空神通虽大，终打不过如来的手掌，只有反老师而另立派别，作新书以打倒老师及佛家。把唯识学的真货，改头换面，套以儒装，复剽袭宋明理学及诸子百家点缀其门面，而又抹杀之，否认之，俨然像一个穷富翁。什么叫穷富翁？他好比一个见多识广，交际很宽的交际向导者，租得一座房子，把所认识朋友们的古玩、家具等都借来，陈列布置他的房子、客厅、书斋、卧室，一件一件都加以油漆，或换上新套。其实，这许多新贵的东西，皆非己有，全是借来的啊！熊十力窃取佛教唯识之学而却故意作庇，说世亲错了；他窃取了宋明理学家及诸子百家的学问，又说他们的见解不对，要否认他们。这和借来了朋友的东西，又否定了朋友的东西是一样的技俩。他这种做法，原非己有，不过是剽袭了宋明理学家“儒表佛里”的遗风罢了。三、凡儒家或理学家（所谓儒家，指朱子之流的理学家，如近代之熊十力先生等。至于读了五经四书，或登科取士的人，朱子认为是文士，不得称为儒家正统，读书之士，望切勿自作多情！）都逃不了辟佛老，黜百家的老套。这种狭意识的儒家，是染上了先入为主的严重思想毒菌之故。理学家之打倒佛家与诸子百家的作风，跟五四运动的一些人物打倒孔家店，尽量破坏中国固有文化历史，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说得离题太远了，扯回来吧。熊十力是唯识大家欧阳竟无的学生，对佛学认识相当深刻。唯识学，每一心理的分析，都标明了体、相、用的；而熊十力的书中说佛家有体无用、儒家的大化流行才是大用。他如此的说法，书中至少有五十次之多。只要我们不是患色盲或心盲的话，随便打开一部佛书，都可以找得出体相用的复合词的。这就是说，宇宙万有，无论是动、植、矿物，莫不各有各的自体、相貌、作用的，至于讲到心、慈悲、智慧亦莫不具有体相用的标志的。阿赖耶是人生宇宙的本体，宇宙人生所有活动——大化流行，都是依它而建立起来的，真常唯心论的真如门，具足了生灭的大化流行的作用与不生不灭的本体和合为一的说法。《六祖坛经》也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何期自性，本不生灭……”能生万法是生生不已的大用，本不生灭是如如不动的本体论。难道熊十力真的不懂吗？还是故意装作不懂，硬要昧着良心，闭着眼睛说佛家有体无用，儒家有体有用？牟宗三先生的意识形态，当然脱不了熊十力传染影响的，所以他说：儒家之心为仁，故有创造的话，试问千古以来贤达如颜渊，也只落得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创造了痛骂杨墨是禽兽之仁；朱子创造佛氏之学原出杨墨，后附以老庄之说。佛典仅《四十二章经》为古书，其他悉中国文士润色而成的千古荒谬绝伦的大笑话之仁；今牟宗三先生，高居大学宝座，若不高唱把儒家生生不已主体的仁心建立起来，儒家就不会有创造了；儒家之心无创造，岂不只有把儒家的皇冠扔掉的危险吗？他觉得儒家是个空洞的名词，没有内容，所以非把唯心论搬出来作纸老虎，作儒家的挡箭牌不可，所谓唯心论，即在这一点上讲，其余的均不可的了。牟先生既主张唯心论，崇拜唯心论，又知道佛家的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均较西洋唯心论为优，而他却硬说：佛家之心为觉照，非仁，故无创造，所以儒家要辟佛老了。牟先生这种说法，究竟何所据而云然？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作，不是创造是什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应观法界性（宇宙万法的生起存在），一切唯心造。这些佛学常识的口号，难道牟先生都没有听到也没有看过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牟先生既一点佛学常识也不懂，就说所以儒家要辟佛了，未免太早了一点吧？牟先生真想要辟佛，请把三千卷真常唯心论的大乘佛经读通了之后，再来辟佛也不算迟！讲到儒家的仁，孟子以前，还有半仁主义的色彩，孟子以后，成为麻木不仁的无仁状态，反为佛教慈悲（全仁）所吸收去了（请阅蔡念生先生所著《人生漫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试问千古儒者有几人能做到？儒家之心为仁，究竟仁在那里？反观佛家慈悲的美德，流行世界近三千年了，时间之久，地域之广，不但从来未曾与任何民族、文化、宗教发生过冲突，流过一滴血，甚至连极弱小的动物也在救济爱护之内。儒家许多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好道理，压根儿就被后来的假儒迂儒们扼杀净尽，还说什么仁是生生不已的，儒家之心为仁，故有创造的话？何况儒家根本上就不是唯心论者？拿唯心论作儒家的核心思想，不但此路不通，而且有违孙中山先生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宇宙进化有物质进化之时期，有质象可求；再说物质建设的遗教和真理。不但孙中山先生承认自然界有精神和物质的存在，我敢说牟先生离开了物质根本就不能生存。总之唯物唯心的老调，久为学术思想界所不谈；而牟先生还觉得津津有味，难道儒家的正宗真是如此的么？牟先生说：佛家之心为觉照，非仁，故无创造。佛家之心究竟是仁还是非仁，有创造无创造，在前面已讲过了。只是牟先生根本未曾理解觉照二字作何训释，其含义为何。也难怪，因牟先生所学的是杂货理学，又哪里能了解佛学呢？硕儒如朱子尚且如彼，又何况牟先生耶？觉是Bodhi的省称，具足应称Anuttara-samyak-sambodhi，义释无上正遍觉，是佛智名，即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的意思。照是Prajna的义释，《法华义疏》卷四：无境不照，名为般若。照是净尽虚融，潇然无奇，理圆言遍，主观和客观，事与理，心跟境统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是超知识的，超智慧的，所以把这种境界，勉强叫作照。如果要形容它是很难的，勉强说照是太阳，知是荧光；照是虚空，而知是牛蹄。普通知识或思想，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彼而忘此，知有而忘无，知自而忘他，知前而忘后，知古而忘今，知近而忘远，知大而不知小，知彼而不知己，知物质而忘精神。有所知则有所不知，如蛇只知一心捕蛙，而不知捕蛇者随其后也。故佛之知不名知而名照者，如阳光之照万物，明镜之鉴形影，虽无分别，但妍毕露，春风之扇万物，虽无分别之知，却有化育之功。所以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照字的道理太渊博，七百多卷般若经，皆觉照二字的注脚，牟先生可曾阅过？总而言之，像牟宗三先生这类的儒者是苦闷的，抑郁的，要内圣圣不得，外王王不来，纵然有些想从学术上作立言以成名，结果是对竹呆坐去做格物致知的工作罢了。玄测说到这里，香积厨已敲云板了，一同吃饭去。老友许效渊和老友侍者智剑，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知识分子的后天思想成见最难涤荡，这种思想里的病原细菌，非破除见惑时，是不易廓得清的。智剑说：最妙的是只要是主体之心建立，则一定有创造的矛盾命题，牟君所谓主体之心究竟作何解释？如果说主体之心是先天本来有的，则建立二字根本不通，如地上原已有了房子，不用再为建立房子了；如果说主体之心是后天学习而成的，则可用建立；但后天成的东西根本谈不到唯心论或生生不已的论题上去的。何况仁，只是吾人心理上一部分伦理道德的东西；如佛教的慈悲，不能包括全佛教（如智慧、真理、道德、宗教、哲学、科学、艺术、戒律、慈善等）是一样。复次，牟君所谓主体之心只是儒家们才有？还是所有人类或全动物皆具足有？如果说凡动物或全人类都有此主体之心，那么为什么说佛教没有？这不是明明显出儒家之仁是狭意识的邪见、偏差的、不完全的证据吗？如果说主体之心只有儒家的人才具足，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只是骗乡下土包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古圣人，人人尚可为，岂佛家的人没有仁心吗？如果说宇宙万物生生不已是仁，那是不对的，人生人，竹生竹，瓜生瓜，豆生豆，但不是仁呀！一个大学教授，随便信口开河，那是不可的！儒家之心为仁，故有创造，此创造究竟如神权者神话上的上帝六天六夜创造宇宙万物一样？还是如工程师建筑房子、桥梁、飞机、火车一样的创造？还是如文艺工作者创作小说一样？儒家的心究竟如何创造法？请牟先生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说明，切不可踏那玄学上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模棱两可的覆辙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牟先生是大学教授，不能不明白指出儒家唯心论的根据。望牟先生不要再把许多青年人的头脑弄得糊里糊涂，走到牛角尖里去！现在是开明的科学时代了，闭门造车，也得要开门试车才行。若是个大通家，一定不落恒蹊！一定不把自己的思想，知识困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来作自我的陶醉！牟先生如果想成一个唯心论的博士，我可介绍牟先生虚心踏实去研究唯识学和数千卷大乘真常唯心论的经论。那里边不但有超越任何西洋哲学的理论，而且还有合乎科学方法理论的最高价值和原则，这原则价值，虽历万古而常新的。切不要滞牛蹄而忘大海，恋荧光而蔽日月！牟先生是大学教授，是理学家，莫要将错就错，一辈子混下去算了吧，又切不可存自己是儒家的、理学的，何可再看那儒家所要打倒的佛学呢？这种观念尤其要不得，真理是公的，理智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有目共睹，何可以私情己意而好恶生奴其间？孔子尚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失”的学而不厌的精神，何况我们？希望牟先生，放弃先入为主的错误成见，以客观的态度，公平的眼光，公开展览天下的真理，是不失为一个求知的好榜样。错，并不打紧，最怕的是将错就错！
清除缺乱的学术知识，保护思想卫生的健康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就是说世界上有许多不圆满不健全的著作，不但不能启发人类的真知识、实学问，读它反而增加一脑儿古董臭气和顽固思想，甚至增加思想中的毒素造成全人类的混乱和痛苦。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天演论（进化论）、观念论、唯心论，乃至中外古今许多矛盾的著作，真是不胜枚举。这些是思想偏颇方面的；有些书，根本毫无价值的，读完一部书，不知内容何在！习斋痛斥“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才智”，就是指那些缺陷零乱的书本知识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为“天地生草，乃为畜牲预备食物；生畜牲乃为人类预备食物或器具”者，这正与神权者神造万物一样的荒诞。所以有人嘲笑目的论者说：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人所以生鼻，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达尔文、拉马克等生物学家，倡动物同一种源之说，遂认人类的祖宗是畜牲，多少科学家，睿知深思的哲学家，也都居然承认自己是阿米巴或猿猴的后裔，巴斯格说得好，单凭人类是禽兽，而不指出其伟大处，是危险的。我有个老友，是教生物学的。我另有一个在家徒孙在他那里读书，他提到人是猴的子孙，这当然是受教育的影响。后来我把他说服过来，叫他莫叫张先生，叫他畜牲张，看他怎样？可是他发脾气，还要打学生，要把他侮辱教授论处；但他不慌不忙地说：“张先生！你昨天不是说人的老祖宗是猿猴进化而来的话吗？难道你今天就不承认了吗？你要维持人类人性的尊严，除非推翻进化论，否则人类自尊心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说得老友真是进退维谷，啼笑皆非。他后来知道是我叫他做的，跑来大骂我一顿，我则抚掌狂笑了之。自此，我们时常讨论进化与退化各方面的问题，他才肯服输，才肯虚心承认他那一知半解的信仰知识是靠不住的。前面说过，愈是知识分子，其思想愈顽固而难化，所以宗教，学术界聚讼千古，莫衷一是，莫不由于所受不完整、缺陷零乱知识的影响之故。《众义经》说：“各各自依见（见解、思想、知识），戏论起诤竞，知者为知实（执自所知者为确实真理），不知为谤法。……若依自见法，而生诸戏论，若是为净智，无非净智者。”如佛教各宗派学理的论争。基督教骂天主教为妓女宗教，而天主教骂基督教为私生子宗教，真耶稣教会把所有其他关于耶稣皆视为假耶稣教，这究竟教人何所适从？这种宗教之间的斗争，难道是应当如此的么？许多修往生净土的人，讥骂研究教理的人，说是说食数宝，画饼充饥，但他却顽固到叫他们的同人连《心经》也不准念，难道这也是正见正知的善知于法吗？佛法衰微，实末流有以致之。
知识之所以缺陷，是由于私蔽之故 人有所知，则有所不知，有所好必有所蔽，所以世界缺少全盘的大通家原因就在此。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所以古人叫我们百战不胜，不如一忍的深意也就在此。荀子《解蔽篇》说：诸子有所蔽而缺真知。他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得，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又《天论篇》也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据此引申而论：达尔文等蔽于物种学之根原，而不知人，竟倡阿米巴、猿猴为人类祖宗的谬论；亚里士多德等蔽于物我一体之仁爱，竟倡“天地生草，乃为畜牲预备食物，生畜牲乃为人类预备食物或器具”的荒谬绝伦的目的论；基督教蔽于神，而不知人；目的论蔽于物质，而不知精神、智慧、情感伟大的心灵。司马迁蔽于卫生营养之学，作《伯夷列传》曾慨然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司马迁不如伯夷、叔齐、颜回之流，住荒山，居陋巷，食不饱，衣不暖，眠不足，风雨霜雪浸于外，忧患名闻攻其中；病复缺乏医药，蔽于不食周粟之愚习，乐道而忘养身之偏见，然而营养卫生之法，又焉得不受冻馁而早夭？这非受必然的因果铁则淘汰不可的（早夭是果，不注重营养卫生是因）！道教蔽于长生，基督蔽于永生，而不知无常无我之真理；好战者蔽于兵勇器利，气凶力壮，而不知败亡死伤之惨；学者蔽于立理据辩，而不知理有时穷。总是以观，天下无蔽于见者，不可得而有也。
认识有缺陷，是非无标准 人类学术思想之不健全，还有一种大缺陷，那就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不可靠？如果能认识的精神心理都不可靠，则对于所认识的事物本身的是非真伪和价值，就更无法定其标准了。尤其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乃至国际与国际之间，为了彼此的直接或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往往把是非善恶正义道德，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例如“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就是最好的证明。宵小、鼠辈之类，往往受到法律的裁判而处死刑；但造反叛逆的奸臣们，把君皇杀死，自己夺位做起皇帝来了，试问谁不向他庆功道贺而摇尾乞怜呢？万古以来，许多冤苦无处诉，只有强权，绝无公理！法律只是欺侮者的铁链枷锁，强盗侵略者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法律、公理、道德等名词的。寸心似可空成败，万古何曾有是非？余岂故作此牢骚感慨语耶？
恍惚迷离，觉梦难辨 这段与上节是相联的，不过举出列子《周穆王篇》里的一个故事，拿来证明我们的认识和被认识的事理，那是恍惚迷离，觉梦难分罢了。故事是这样的：
郑（郑国，周朝时立，今陕西华阴县西北一带）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人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失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途而咏其事，旁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者矣！”室人曰：“若将梦见薪者之得鹿耶？讵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耶？”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耶？”薪者之归，不厌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主。爽旦，按所梦而寻之，遂讼而事之，归之士师。士师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室人又谓梦认人鹿，无人得鹿；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以闻郑君，郑君曰：“嘻！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访之国相，国相曰：“梦与不梦，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觉梦，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徇士师之言可也。”
列子这段觉梦分鹿之辨的矛盾的命题，若诉之以法律，验之以证据，亦难辨其是非真伪，只好梦分人之鹿作罢了事。知识、事境、认识、思想是非，是混乱缺陷的多，清澈圆满的少。要想思想达到卫生化而不含毒素，除非清除世界上许多偏差零乱缺陷的伪学术伪知识。
事理，模棱难决、逻辑匪易命题 宇宙间，毕竟有许多事和理，是无法用逻辑解决的，原因是事物的本身具足了是与非的模棱性，这种内在本身的矛盾律，纵有雄辩悬河之口，也不能下一句斩钉截铁的断语或命题所可奏功的。曾经看见一本书上，记载关于雨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大概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哲学家们，对当时的时髦而疯狂崇拜唯物辩证的信徒，诘询雨对于收获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要求他们用辩证法给一个斩钉截铁的命题答案。可是辩证的信徒们说：“这样提问题是完全不科学的：在天旱的时候，雨是有益的；而在多雨的时候，则是无益而且有害的。因此，要求对这种问题，给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是显然的愚蠢！”雨之为物，能润湿干燥的土地，保护播下的种子，并使种子发芽、生长；但在另一面，也能淹没禾稼，排山倒海，所以我们可以主张天旱时，雨是有益的；在其他方面，又可以主张在多雨时，却是无益而且甚至是有害的。这两种主张，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能判别谁是谁非。可见吾人对于事物本身的认识则易，而在逻辑上想作真正两无谬误的矛盾命题则难，甚至说殆不可能的。所以雨究竟有益还是有害？谁也不能作肯定的主张。辩证方法，到此也无法施展其伎俩，只为骂他们是显然的愚蠢货了。其实，宇宙间相类的事情太多了，记得列子《汤问篇》有段关于孔子见二童子辩日近日远的话：“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这宗辩论，若在现代科学家——天文学和理学家——看来，当然有欠精审；但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知识程度看来，的确认为两人的主张，都是无懈可击的。在孔子至少认为是，而无法纠正这种是与非的肯定判断，唯有任其谬误的矛盾下去了。宇宙间的事物和知识，像这一类的例子真是太多了，如果让其长期发展下去，人类思想的发展将会受到塞窒的危险。
思想卫生法
思想卫生为文化所急需 混淆的铁矿，可以炼成坚固光华的不锈钢；但必须把腐蚀钢铁的因素锻除尽净，然后才能成为纯净的不锈钢。极平凡的碳素，可以成为光芒四射晶莹夺目的金刚石（钻石）；但必须经过高度强压的力量，然后才可以成为结晶的金刚石。人类知识中的学术思想，可以成为裨益世界文明的发达，推进社会的繁荣，维持和平、安乐、幸福于不坠的精神堡垒；但必须把腐蚀麻醉堕落人类不良的思想病原细菌涤除净尽，归于净化，然后才成为人类纯净良善有益的学术思想。是故铁矿，不经过高度的锻炼，不能成为纯净不锈钢；碳素不经过强压力的压抑，不能成为结晶的金刚石；思想中的病原细菌不经过理智——般若——的升华（养生滤净），不能成为无害的至善的学术思想。世界没有纯净无害的至善学术思想，则人类社会便永无持久和平、安乐、幸福可言。是故思想学术卫生化，为今日世界新文化运动所急需！
取下有色眼镜，否定主观成见 这里所谓有色眼镜，系指前面先天的思想细菌和后天的思想细菌而言。为什么一定要否定主观成见的有色眼镜？就拿那些以革命的姿态，以雷霆万钧之力，破坏一切，扫荡一切，打倒孔家店，摧毁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举凡旧有的，都在摒弃排除之列的所谓“革命行动”。他们觉得西洋人屙的粪都是香的。结果旧的一切如疯如狂的破坏了，新的一点也建立不起来，青年人的脑子成为真空地带，尽失所守。可是，我们再回头看看，西洋人对我们的文化的看法又如何呢？
怀特黑说：“中国文化，境界高超，为世界文化最壮大之脉，历史绵远，其艺术文学与人生哲学，我们了解愈多，仰慕之心愈至。”
罗素也说：“假如我是中国人，研究中国之法，我便觉得要保守，方能改进，因中国文化之人生哲学，确高出西方之上，许多是西方所无。中国人应当调和两个东西，使不生冲突。中国人如果什么都要模仿西方，我就为中国悲伤太息了。”
为什么西洋人对我们要撕毁的反而加以赞扬，主张保守？这就是他们取下了有色眼镜，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加丝毫感情用事；同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确有深刻的认识和见地，并非跟着后面摇旗吶喊人云亦云者可比。别人为我们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被唾弃而加以悲伤太息，我们却弃之唯恐不速，这难道不是吃了戴有色眼镜的亏吗？再来看一看保守国故、国粹的学究们，又是怎样的态度？言必称尧舜；行必师孔孟；科学乃形而下者；只要内圣外王之道，足以治天下也；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地日月与今之天地日月，无有异也。为何道而独变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竟把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忘得一干二净了。半部论语，足以治天下，何用现代西洋科学知识呢？六经以外无学问，强国之道，当于六经中求之，世界文化学术于我何有？这不能说不是吃了泥古的亏！这不能说不是中了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的迂腐传统思想之毒了。保守者，虽然声嘶力竭喊着古学将要沦亡了、古书不久无人读了的悲调，高举着保护国学或国粹的旗帜，发出救国学之将亡的哀鸣，然终敌不住风狂浪涌的新潮流新风气和文学革命军的破坏威力而倒下去了。重古而轻今，保旧而拒新，固然是要不得，趋新而抑旧，媚他而卑己，也是病急乱投药，都不是根本办法。于是调和者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调子，什么中国是东方精神文化堡垒的代表者，科学是西洋物质文明堡垒代表者，二者均须加以保守与发扬，喊得震天价响，结果是新既新不来，旧又旧不得，和也和不了的尴尬局面，而五四运动的新革命者，却个个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去了。新旧之争，于国事何益？于学术思想何裨？总之，这些新旧的近视学者们，各人都戴上不同颜色的平光眼镜——成见（照理，近视者应当戴近视镜，才能看远，戴平光有色镜，不但看不远，而且什么东西都变成颜色，失去事物的真相了），以先入为主的固执有色眼镜，没有看清时代和自己的国家所需要，别人的文明所由来，一味盲目作新旧无谓之争，根本未能把握到学术和国家所急需的中心问题，所以近半世纪来，除了热闹争执外，试问成就些什么？学术何在？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博士，只成就了半部《中国哲学史》，这是胡适博士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写的，上半部出版了，得到许多人喝彩，可是后半部总是交不出卷子来，千万人渴望看后半部《中国哲学史》的好戏，任你千呼万唤总写不出来啊。论目前十年来胡适博士的环境，应当在美国以清闲优裕的时间，从容地把后半部《中国哲学史》写出来，以慰国人盼望之思。以胡适博士考据《红楼梦》《醒世因缘》和《水经注考》的精神，治学认真的态度和他的博学聪明讲，续写后半部哲学史，是绝无问题的，然而为什么竟写不出来呢？有人说：“正因为他知道后半部宋明理学，是中国新儒家理学的大课题，可是理学是出于佛学的，胡博士对佛学是门外汉，所以说不出话来了。他在上半部《中国哲学史》里，东扯西拉的已经把宋明理学说完了，后半部又想如诸子百家一样，东涂西抹，这里抄几句，那里也抄几句就算了事，谁不知佛学不是那一套，连看也看不懂，怎样抄呢？所以下半部永远写不下来了。”这种说法，似乎过火一点，不过胡博士不懂佛学，确是事实，他在他所著《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第二节说：
当印度系的哲学盛行之后，中国系的哲学复兴之初，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方法论，就是一种逻辑。那个时候，程子到朱子的时候，禅宗盛行，一个禅字几乎可以代表佛学。佛学中最讲究逻辑的几个宗派，如三论宗和法相宗都很不容易研究，经不起少许政府的摧残，就衰微了。只有那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禅宗，仍旧风行一世。但是禅宗的方法完全是主观的顿悟，决不是多数人自悟悟他的方法。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证明胡博士对佛学下了许多工夫，他看过佛学中最讲究逻辑的三论宗和法相宗，不过是都很不容易研究罢了，记得他还说过：“佛教唯识学，是一部极烦琐的哲学。”胡博士对禅宗也很留心，并且用过相当长期的工夫，只是蚊子上铁牛，无他下嘴处，莫得其门而入。
胡博士对佛学的了解远不及冯友兰（芝生）先生来得透辟，冯氏说：
“佛教之最高境界虽不可说，而有待于证悟，然其因明论，唯识心理，仍是严格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又说：“禅宗是从较高观点以看佛教各宗的，他们所讲的宗教严格地说，不是教外别传，而是教上别传。禅宗的主要任务是破坏迷执，故所讲的形而上学为最适合空灵标准。”冯氏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对魏晋以下各朝佛学，均加以客观地吸收与发挥，比以往的学者开明而客观多了。唯其客观，才能理解佛学多少。胡氏主观太重，他在“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里，就有许多错误说法，并且前后矛盾太多，一方面说：“从敦煌所保留的语录看来，才晓得真正呵佛骂祖时代，才知道以后的禅宗语录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一方面又说：“还有一部《圆觉经》，这部经大概是伪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这都是胡氏的大胆假设所使然，既无根据，随便信口开河，说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圆觉经》是宗密造的，实属荒唐之至。又说《圆觉经》只有一卷，其实是两卷呀。胡氏连头陀二字也不十分明了，他说：“头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称，即自己毁坏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诗文中，常可看到描写苦修的情形。”头陀Dhuta，译抖搂、洮拣、洮汰、浣洗等。《行事钞·头陀行仪编》曰：“善见云：头陀者汉言抖搂，谓抖搂烦恼，离诸滞着。”《大乘义章》卷十五曰：“头陀胡语，此方正翻名为抖拣。此离着行，从喻名之，如衣抖拣能去尘垢，修习此行，能舍贪着，故曰抖拣。”胡氏对此不能明了，望文生义，以为唐代的诗文中，常可看到描写苦修的情形，头陀便是苦行或自己毁坏自己的意思，这完全是杜撰。他一方面说祖师语录百分之九十九是伪造，是假的，但他在《传记文学》里说：“从《论语》以后，我们历史上使人崇拜的大人的言行，用白话文纪录下来的，也有不少。比方昨天我们讲禅宗问题时提到的许多禅宗和尚留下来的语录，都是用白话写的。这些大和尚的人格、思想，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他有胆量把他的革命思想——守旧的人认为危险的思想说出来，做出来，为当时许多人所佩服。他的徒弟们把他所做的记下来。如果用古文记，就记不到那样的亲切，那样的不失说话的神气。所以不知不觉就替白话文学、白话散文开了一个新天地。尤其是湖南德山和尚、河北临济和尚的语录，可以说都是用最通俗的话写成的。可以知道，这些大和尚的语录，的确留下了一批传记的材料。”“禅宗和尚的语录，在文学上也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传记文学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提倡了一种新的方法。”“佛教极盛时期（公元七○○—八五○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偶然的。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再看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说：“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它，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它，把它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上所引是胡博士比较尊崇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下面再引一点关于成见方面的言论：“反过来说，佛弟子也自有他的立场。老实说，他的立场是迷信。他尽管摆出科学分析的架子，说什么七识八识，百法五百四十法，到头来一切唯识的心理学和因明的论理学都只是那最下流的陀罗尼迷信的眼法！其实迷信咒术，崇拜生殖器，与七识八识有何交涉？与百法五百四十法又有何交涉？即使他证明了四大皆空，万法唯识，他怎能一跳便跳上了这条下流的路？话到归根，他本来早已上了这条路了，七识八识，百法五百四十法不过是变把戏而已，他本来不靠这一套！王小徐先生是绝顶聪明的人，但聪明的人也不免有时懵懂。聪明人滥用他的聪明，而不肯用严格的方法来裁制他的思考力，便不免陷入懵懂里去了。”（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序）胡博士不是为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作序，而是王婆骂街，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控制自己情感的力量，真正的学者态度不会如此的。七识八识的唯识心理学和因明的论理学都是科学，这是世界学者所公认，那里面根本找不到什么下流迷信的咒术，也根本找不到崇拜生殖器的文字，不知胡氏在哪一部唯识和因明论里看见佛教崇拜生殖器？请拿出证据来！这种莫须有入人以罪的学者，简直是成见太深，有失身份！胡氏以这样深固的主观去研究佛学和禅宗，难怪摸不着边沿，难怪写不出后半部中国哲学史了。为了证明我的话，再来一段比较的文字，立刻便见真学者和伪学者泾渭自分了。
自孔德分人类进化为三段：由神学，而玄学，而科学；认现代为科学时代，于是有实证哲学的建设。未几，美国詹姆斯亦有实用哲学的标榜，这两派哲学，都把玄学上的问题，存而不论；把哲学作为现代科学的总合；并非再进一步，把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设法解决掉。然而科学所不用解决的问题，如精神与物质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绝对的真理有没有？是人人所切望有一个答案的。于是不得已而由一部的科学家来答覆他：就说精神是物质的作用，而宇宙不外乎物质；绝对的真理是有的，就是唯物论。这种说法，现代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附和他的很多。而吾国科学家中，有不以为然而别寻出路的，就是王小徐先生。
小徐先生有数学的天分，二十岁左右，即有关于数学的著作，为前辈所推许。……小徐先生以数学家治科学，尤长于电机工程，承认科学之所长，而又看破他能力的限度。以数学家治玄学，认为佛法中相宗的理论，非特与科学不相冲突，而可以相成。既已认科学与佛法不相冲突，则科学家如有不能解答的问题，而可用佛法解答的，何妨利用佛法？此小徐先生所以有《佛法与科学》一书。
佛法与科学，对于一部分科学家物质外无心理，物质绝对等迷信，均根据科学，疏通证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苟为真正科学家，应无不赞同。唯提倡佛法的理由，则以唯识论为基础，而以修观为方法，乃与现代柏格森的哲学相类似。柏氏假定宇宙本体为一种生命原动力，近于佛法上阿赖耶识；以生命为绵延为真的时间，因名之为生命流，近于阿赖耶的相续不绝，喻如流水。共认识法不特理智而特真对，近于佛法中之重视现量；又闻柏氏亦用静坐观照法，尤近于佛法的修观了。然佛法的不易为科学家所信仰，乃正与柏氏的玄学相等；其最要关键，即在超感觉的意识，尚未能积极证明。佛法的宣传，随顺众生根器，无本定法；欲为科学家说法，应用科学方法作积极的证明。
佛法的目的，在脱轮回苦而得涅槃乐，苟能证明轮回为可信，则解脱轮回需要，自然起信，今欲以科学证明轮回，照我所见到的，有下列各点：
一、通灵术的证明：此为现代灵学家的工作，但结果尚未圆满。
二、借尸还魂的证明：此为笔记上常有的事，然真伪甚不易判定。若于此等事发现之初，即经科学家详密考证，认为确有其事，则所谓超物质的精神，得一强证。忆十二三年前，山东有一个农人（案民国五年二月《神州日报》登载此事，农人姓崔，山东聊城县人），中暑猝死，不久复生，简直别为一人。对于妻子，若不相识；语言互不相解，索笔砚，自书名籍贯，为朝鲜某地崔某，并详其家世颇悉。乃一有田产而曾读书的人，非复如本人的赤贫而不识字的了。蔡君儒楷时为山东省长，曾令此人到省署试验，试令担水，几不能举步；然其先是能劳作的，今已转为文弱书生了。又山东水道素多伏流，此人新有探流的技能，循其所指，掘即得泉；据说朝鲜人习此者颇多；然本人则素无此技的。如此事果确，则是官体上后天习得的能力，也可附随于灵魂的转移而获得，岂非值得研究的事？可惜崔君的事已成过去，但现在报纸上亦偶有借尸还魂的记载，若于发现的机会，为科学的探讨，不轻放过；积少成多，便可为有力的证明。
三、前生记忆的证明：记忆前生，在佛典上有多数叙述，现已无从检验，中国笔记小说中所记，亦复甚多；即小徐先生所记的苏州小孩，不习文字而能读历书，念招牌，识扇子上的字。一周岁左右，能看时报，就是一件。其他传闻所得，或重认旧居，或追寻墓地，尤与普通的早慧不同而确为记忆的一种。苟其事果确，则灵魂的能经甲体而流入乙体，殆无可疑。若遇此等事实，而以科学方法探核之，也可为有力证据的一种，至于六种神通，则其事尚在科学与玄学交错的限际。例如X光的透照，无线电的播音，催眠术的疗病，在未曾普及以前，涉学稍浅的，何尝不斥为妄谈？唯于事实发现时，严密检验，始可断定有无。其他若佛法各书，真伪的甄别，先后的考订，译文与原书的对勘，法语与寓言的疏证，均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整理一番，也足以减少学者的怀疑而引起其信仰。
以上所举，皆为介绍佛法于科学家所需要的工作，小徐先生既以科学家的资格，为佛法与科学一篇以开其端绪，尤望积极提倡，促成种种科学的工作，以完成自度度人的弘愿；这是一个信仰小徐先生的人所要求的（《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序》，蔡元培）。为节省篇幅，不加批判，请读者自己把蔡胡二先生的序文比较一下，便知谁有学者态度？谁重科学的精神？谁重客观事实？谁是博学儒雅的学者？谁能尊崇别人人格？谁能否定主观成见的有色眼镜？口口声声科学的胡博士，却走极不科学之路，难怪他的成就止于此而已。
根本掀翻自我彻底打破法执 什么是自我？有没有自我？现在先说明我的定义。我，在印度梵文中有三字：一、补特伽罗（Pudgala—译数取趣，即人）；二、阿得摩（Atma—我或灵魂）；三、补噜沙（Pu-Rusa—，人格），这三字均可译为我。我的定义有三：一、主宰义：即能支配者，能宰割一切者，如说我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要作便作，要卧便卧，要怎样便怎样，是表示内中有一个自我来支配宰割自身，复能支配及宰割他人，凡是人都有这种感觉。二、常住义：许多人相信我们的身体虽然有死去的一天，而我却不会随身体而死亡的，是常住不灭不坏的。如说精神不死，此精神即我之代名词。三、一体义：我只有一个，决无二体，故不变异。如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指人之个性或本性、特性，都是不易改变的。《成唯识论》举此三义，而尤以主宰一义为正。现就此三义中主宰一义来检讨，看人究竟有没有主观的自我——主宰？就感情讲：人有喜、怒、哀、乐、爱、恶、欣、憎、信、恨等，究竟以哪个情绪为自我呢？遇什么环境，生什么情感，心随境迁，主宰何在？如果说：许多情感皆是我，那我就不止一个了。再就生理（身体）讲：我是希望青春常驻，永保青春活力和美貌。事实上，犹忆当年骑竹马，瞬眼已是白头翁，试问我能主宰此身不老吗？我能支配它——身——永远健康而不病吗？永远满头乌丝而不脱不白吗？保证目常明而不花吗？耳常聪而不聋吗？背常挺而不弯吗？足常健而善行吗？胃常康而纳食吗？齿常固而不摇吗？能保身常存而不死吗？如果你承认都不可能，那么你就得承认无我的真理！佛学主张“诸法无我”，是不容否认，必须接受它！至于个性、性格，也不是不变的，知识、学术、环境、良师益友或淫朋赌友，都可以转变人之个性或性格，性情暴燥的人，如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美满的环境，立即可以变为柔和可亲，许多品格和善、性情驯良的人，如受到不良的教育或遇到恶劣的环境，性格马上变得凶暴起来。所以就性格、个性为我的定义来讲，也是没有真正不变独立存在的我。我能支配一切，我能主宰一切，我能处理一切，我有我的个性和品格，我有我的作风和态度，谁能否定没有我呢？这些在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如此；但在精密思察反省的理智明镜的照耀下，我的确是不存在的。暂时存在的心身，只是许多因缘——关系条件——连环式的假我罢了。
上面已说明我的定义，现在再说明什么是我的本质。我的本质，是要指出什么是我？依西洋人说：灵魂是我，灵魂是看不见的，捉不到的，它却是能支配者，而且是永远不灭的，死后可以生天国。依印度人说：一、我即知者、受者、命者（寿者）、识者。我在识中、色中。二、梵即我，或我是生主，就是由我创造万物，万物皆我所创作，即以梵为创造主，为一切生物的主体。这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回教说的真宰差不多。三、大我小我，大我即是以太阳为大宇宙的主体；小我即是以个人的生命为主，我是知者、受者，这个我就是个人为小宇宙的主体。印度古婆罗门教，多承认这种思想的。四、神即我，这是印度六派哲学中的数论派（Sankya）所说的神我（Eurusa）。这派主张宇宙万物之产生，有两个东西：一是神我，二是自性（Prakrti）。自性不动，神我可动。神我若动——起念，自性就受神我指示而生万物，为神我所受用，故神我是受用一切，支配一切的。五、我即生命，说生命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这是六派哲学中的尼干子派（Nigandha），即耆那教主的教义。六、梵我合一（Unitofbrahrnaaudatrna）是真我，这是六派哲学中的吠檀多派（Vednta）的中心思想，说人都有一个小我或私我，小我因受贪欲等烦恼的拘束，不能与大我合而为一，所以轮回生死受苦。大我就是梵（Brahma），梵是遍一切处一切时的。小我不能与大我合，所以我要受诸痛苦，要把私我小我打破，即能与梵我——大我——合而为一，小我即大我，凡我即梵我，真我而得解脱（Mukti）——涅槃。在小乘部派佛教中的犊子部（Vatsiputriyah），亦执着有非即蕴我和非离蕴我的两种我。我们用智慧的心眼，仔细观察一下，这些我的本质，都不会存在的，只是一些狂妄的猜谜和神秘的臆说而已。
我相和我所，相是相状，所是所有。我相又名人相，人相究竟又是怎样的相？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与其他的不同，只是程度上的区别罢了。”生物学家说，人是动物中的脊椎动物。如果以人相为我相，则所有人相皆是我相了。有些人说：凡有两手双足，能说话能做事，能用心思的就是人相，但这些相，有许多动物也具足的。你打我，我会回手打你，你骂我我也回骂你，我能装饰自己，我能说善讲，能写会画，生命的爱护，权利名誉的追求获得与保守，恩爱加我，富贵荣我，莫不是我相的表现。自我相，即固执知识主观的我。《大般若经》说有十六种我相，都是我相的别名。在宗教迷信的心理上：信有梵、神、天等，把他人格化了，以为他们是能扩配者，这些也是我相。还有许多超世间的我相：如圣人、贤者、至人、神人、罗汉、菩萨、佛等，这是从迷悟名言假立的一种超人的我相。所以唯识学说有我种种相的说法。此外，我所也是我相。我所又名我所有相。如所有权，在任何国家法律上，都有维护其国民的所有权——我所有相的。毁坏名誉罪，侵占动产不动产，学者的著作版权，妨碍身体、结社，集会等自由权益，皆是我所有相。不过这些我所有相，经过文化的洗礼，而归于集体的大我化，公式化罢了。佛学并不反对此种大范围的我。
从物理、化学看人，不过是些铁、磷、石灰质、脂肪等化学原料集合而已，并找不到我和我相。从生理解剖学看人，不过是些骨骼、筋皮、脉络、五脏六腑、细胞、神经血肉而已，也找不到我和我相。从心理学看人，不过是些知、情、意等心理现象而已，也找不到我和我相。从营养学上看人，不过是些营养化合物，根本找不到我和我相。知识、技能，也并不是我所有的，都是由社会环境和历史经验传承而来的，世间上岂有孤立的知识和技能吗？何况此生命的维持，不但需要人人为我，而且自然界的空气、水分、阳光、植物、动物、矿物、风云雷雨、花放蝶舞、鸦噪蝉鸣，莫不与此生命的存在有密切关系。
佛学为什么一定要掀翻我执？一、事实上的确找不到不变独立主宰的我，所以从真理上的认识论，是无我的。二、佛学是破除小我，小我不除，永远迷于血肉之躯，被私我所缚，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故须打破小我，获得自由。三、我是烦恼利害根源，一切罪恶的渊薮，损人利己，痛苦丛生，欲除烦恼须无我，故须除之。四、小我不除，大我不显，如乌云不散尽，太阳光不现。五、佛学主张打破私、小我、偏我，完成国家、民族，乃至以全人类全动物界为我的大我。六、以无我的真理作后盾，人类才不会走到狭意识的歧途上去，才不致做损人利己的冤枉事，讲冤枉话。七、人能无我，方能走上牺牲、奋斗、觉悟、进取、忍耐、平等自由的大道上去，否则便是营私舞弊、怯弱不前、固执成见、偏迷专制、懈怠、残忍。八、个人无我，则一切痛苦当下解脱，烦恼冰消，得大自在；国家民族能做到无我，便能摩顶放踵，兼善天下。扶助弱小，判断公理，裁度是非，不致盲目唯利害自图。此为打破我执的诸种意义所在了。
什么叫法执？法，广义上是指宇宙一切事物和道理（连人也包括在内），于此固执为实在，名为法执；狭义地讲，系指唯物论者和科学家认为客观的宇宙及支配此客观的宇宙之种种自然定律等，为绝对的真理和实在，故名法执。
法的定义，佛学训释法，谓轨持义。一、轨是范围或轨则的意思，凡事物有它的特性，不出它特性的范围之外，在此轨则内，能使我人对它生起每一事物的了解（认识），叫作法。例如竹子有竹子的特性，不失竹子，所以为竹子的范围，才能生起认识竹子的一事物。二、持是指事物之有独立不变的自性者，质言之，就是由极复杂的事物中找出单一的事物，而又有其特异于他物者，皆名之法。例如盐与糖各有其独特不变的咸和甜性，而不是酸辣等味性，这皆是由复杂中抽出其特有单一的个性事物；又如眼耳鼻舌身等各种感官作用，而不失其视听嗅味触觉的独立特性，故名为法。三、法也可说是万事（物之差别性）万理（事物的共同性）的公名，此法比普通物之一名还要宽广得多。四、法也可说是事理的概念。凡一事物，一个名称，一种符号，一种道理在内心上有一印象的概念，这概念是共通的，人人能得以了解的，也叫法。固执宇宙的事物、名称、道理（自然定律）、概念皆实在不变，独立存在的错觉而不自知，故名法执。而不知宇宙的种种事物，自然界，只是一组一组的联环式的关系，决无独立存在的事物和不变的定律。昨日的牛顿定律，今日爱因斯坦出而否定矣；昨日认原子不可分裂而今可分裂矣；昨日欧几里得的几何认为精确，认为是世界科学方法治学之始祖，曾经几何，又被罗巴切夫斯基别演为非欧克里得几何矣？由此以推，今日科学认为铁的定律，焉知明日不被否定掉为非定律的吗？宇宙的事物变迁同人类社会变迁，都是息息不居的，何得有死板呆滞而独立不变的定律？人能取下实法固执的妄见，则对客观的宇宙事物认识更为清晰矣。
揭开神秘错觉，碾碎偶像主义 思想中的病原细菌最深者，还有神秘主义（Mysticism）和偶像（idols）主义的错觉思想，这两种错觉思想不碾碎，人类的自尊自由思想不会有发展之余地的。神秘思想最浓厚而最难荡涤的，莫过于宗教（religion）及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思想，他们否定人生有自主之权，人生下来就有原始罪恶，不信仰神就永远要打入地狱，信仰祈祷求免罪咎，就会得到神的恩宠而获救；世界是神在六日六夜创造的，人的灵魂也是神造的，人的躯壳也是神造的，女人是神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人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好坏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人是羔羊无知，人对神不能有丝毫怀疑的意念，只有绝对的服从和信仰，对《圣经》不能有解释的余地，只有代表神的神父牧师们才有资格阐释。神是全知全能，却不能奈何魔鬼！神是博爱的，却要把不信仰者永远打入地狱里，他却不能把恶浊的世界改造成为完善的美满的和平世界，却不能叫我们不耕而有食、不织而有衣，何全能之有？道教者流，执五蕴行身中有肉心可以成神性名曰真汞姹女，凝神不动，名曰离宫习定。执肾中之精气名真铅，又名婴儿。炼精化气，名曰水府求玄。又以意为真土，名曰黄婆，用意调息摄心名曰伏虎；凝神合气名曰降龙，身心意合名曰归主釜，寂然不动名曰修性。爱惜精气，注守丹田名曰气海。心身定久，则尾闾气动，用意吹提，中冲夹脊，过玉枕，上天谷，化为金液，咽下重楼，落于黄庭，名乾坤交媾。此名金液炼形，谓能驻颜益寿，返老还童，名曰修命。如是名曰性命双修，修到功成，可以白日飞升，上朝玉帝，名曰仙班，长生不死。此外如十字会利用扶乩飞鸾，立教主曰老祖，老祖生五儿曰儒、释、道、耶、回，为五教教主。凡此无历史可考之神话，居然参加者众，印度近千种之不同宗教，中国及日本的下等宗教近二百种，或守玄关一窍，或守眉心，或观鼻端白，或主炼丹，或拜一神，或拜多神，或发恶誓保守其秘密，皆神秘之流也。吾国许多宗教及医学，莫不极富神秘色彩，如五世家传秘方，应验如神等。时至今日，一切学术公开，如日月经天，何私秘之有？凡神秘者，其用心多包藏神秘之用意，吾国学术之不提倡，科学之落后，皆神秘主义思想作祟之故也。
偶像主义，亦为病原思想细菌之一，基督教讥佛教为偶像崇拜的宗教，《新旧约》均主张废除偶像者。而十字架，耶稣及圣母像，非偶像而何？圣经刊行会也，传教布道，教堂高耸，身着罪衣，拦路拉人，非偶像而何？真正不崇拜偶像者为佛教，如云门一棒打杀喂狗子，德山呵佛为干屎橛，三藏十二部经为拭疮纸，达摩（禅宗老祖）为老骚胡，丹霞烧佛像取暖，禅宗寺院唯立法堂，不立佛殿，黄檗教人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何偶像之有？禅宗为什么要碾碎偶像主义？自卑而崇他，心外求法，道转悬远，愈求而愈失其本真，正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本自尊贵，何用外求？此种“虚空粉碎无余事，佛祖犹为镜上尘”“金沙虽贵，入眼则翳”的工夫，绝非门外人所可得而语的。此理在《新旧约》中亦有如云“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又说：“上帝是个灵，你们崇拜上帝的人，应当用心灵和诚实去崇拜他。”这上帝原指人之本有灵知之性，又何偶像上帝之有？痴犬逐块，何等可怜。
讲到偶像主义，记得近世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亦极力打破它。他以为我们要想得到真正道地的新知识，必须先将我们心上的尘秽荡尽。他说我们的心好似一块镜子，看来无论怎样的光明，上面至少总积着一些灰尘。心镜上的灰尘，就是所有不真实不正确的见解（Perception）或各种错觉（illusions），培根特称此为偶像（idols）。偶像就是介于我们与真理之间的假象和幻觉，而误认为真的。他把偶像分为四种类型：
一、种族的偶像（The idols of tribe），或为人类普通设想（Presupposition）。例如人常把感觉当作事物的标准，用感觉来审定宇宙万物。其实感觉好比一面凹镜，摄入镜中的万物已非万物的本相。因为凭信感觉，致使我们得到的知识非万物的真象，而为感觉所构成的幻相。人类的悟性，对任何意见，一经决定后，便强令其他一切来支撑和证实它。一经相信能赏善罚恶，便把种种偶尔应验的事情做佐证，以强撑起这种信仰，把其他一切不应验的都抹煞了。人类相信卜筮，梦兆和果报等，都是如此的。诸如此类，都是种族的偶像。
二、洞窟的偶像（The idols of cave），或曰因天赋个别的癖性，生活情况等等而致的个别偏见，各人从他自己洞窟中的观点以察看事物。对事物的观察，有人注意于相异点，有人侧重于相同处；有人致力于分析，务求事物的要素；有人好总合，留意于全体；有人师古而不师今；有人师今而不师古；有人崇拜孔孟，排斥杨墨；有人佩服杨墨，谩骂孔孟，这些都是洞窟的偶像的实例。
三、市场的偶像（The idols of market），这种偶像是由于人们相互间的贸易和交际所用的语言文字。这些是错觉中最坏的，为所有偶像中之最讨厌的。文字常用做没有存在事物的名称；或为实在的事物的名称，而定名混乱不确切，这种偶像就起于名实不相符，执名而失实的错误。孔子所谓：“觚不觚，觚哉！觚哉！”乃是这种偶像的好例子。孔子所创的正名的思想，就是要粉碎这种偶像的。从他所说名不正的害处里，就可以深知这种偶像的危害了。
四、剧场的偶像（The idols of the theater），即由于哲学家的各种学说和错误的推论律，深入于心窝中所致的偶像。培根以为一切公认的哲学系统仅不过为许多舞台剧，代表他们在幻想摹拟中自己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由柏拉图（Plato）叙述起来，仅为一柏拉图所构造的世界，所描出来的乃是柏拉图的，而非世界的本身——真相。今日处于信息时代，迷信者流，闭目犹言神造世界，信仰得救；究国学者，株守陈法，开口内圣外王，生生不已之谓仁，佛家之心为觉照，非仁，故无创造，所以儒家要辟佛了。这般人都深受着剧场的偶像思想之毒害，而犹不自知，殊深可怜悯。
培根说上面四种偶像，都是心镜上最难拂拭掉的灰尘；但非把它们去掉是不能显出心的圆明妙镜，以照摄事物。所以打倒偶像是求真正新知识的第一步工作。
培根于一五六一年生于英国伦敦，十二岁入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受高等教育，每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总觉不满；他改造哲学的志愿，就在此时萌芽。他说的四种偶像，已不多为今日世界许多学者思想家所最容易犯的毛病，深中肯綮。虽为时三百多年，仍不失其客观正确的价值，故撷节此以作证明。
思想卫生的训练方法
怀疑是训练思想方法的捷径 上节四点，说明了思想消毒的先决条件，现在要提到思想卫生的训练方法了。思想卫生的训练方法，我以为怀疑（Suspicious）是训练思想方法的唯一捷径！但我主张怀疑的态度是偏重理智的，客观的，分析的；而是以疑为手段，悟为目的的。佛法说疑是解津，和禅学的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的方法与精神，均可为我一部分怀疑的注脚。
没有真情迫切的问题徘徊于胸次以求解决，永远不会有奇迹出现的。瓦特（James watt）见到水沸时，提出为什么壶盖会震动的问题，这问题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经过相当时间，他才悟到了汽力道理，根据此道理，专心研究，于是发明了凝结汽机、汽压表、火车头、蒸汽机等，开创近代工业界之新纪元。试思谁家不烧开水？谁人不见水沸壶盖震动？这本是世界上最普遍平常的事情，我们毫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发明；而这事情一跑进瓦特的脑海里，却掀起为什么水沸壶盖震动的大问题来。这个便是怀疑，便是问题，有了这疑团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便是发明蒸汽机前的根本原因，有了疑的原因，才会有问题，有问题才会专心一意地求解决，有了迫切求解决的决心和精神，所以才会有蒸汽机出现的悟的结果。没有疑的原因和求解决问题的问题，决不会有悟的结果的。
牛顿（Sir lsaac Newton）见苹果（Apple）落地，立即想到为什么苹果一定往下堕而不往上飞？并且类推不单苹果如此，凡是树叶、飞鸟，莫不一样下降。他有此为什么的问题横梗胸中，才有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这是科学上怀疑思想的良好榜样和结果。
上面就科学怀疑的态度略举一二而论，现在看禅宗怀疑的态度又如何？唐朝宰相裴休，学佛多年，对于一念不觉，忽起无明，遂有生死流转云云的说法，时怀忽起无明，无明究从何处而起？藏在何处的疑情在心，所以他逢有机会，便不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天黄檗希运禅师上堂，于是他问这个问题的机会到了，他作礼之后便问：“请问和尚，如何是无明起处？”黄檗如老鹰捕兔似的道：“裴小子！你也敢来问这个呀？”裴休猛不防这个大善知识竟呼他为小子，堂堂宰相，不觉面红耳赤，黄檗抓紧这个机会，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以手指着裴休的面部道：“这就是无明起处！”裴休经他这么一拶，言下豁然大悟了。试问他平日胸间若无“无明究竟从何处起来”的疑情蕴在心头，又怎能发问？若不发问，又怎能有今日开悟的机会？禅者教人用功夫的方法：
将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毫窍，通身起个疑团，参个无字，昼夜提撕，莫作虚无会，莫作有无会；如吞了个热铁丸相似，吐也吐不出；荡尽从前恶知恶觉，久久纯熟，自然打成一片；如哑子作梦，只许自知。这只是教人用疑情的一个方法而已，疑情愈紧愈重愈深，精神愈能集中，意志愈能统一，则其开悟的时机也就愈能加速。所以不管科学上、禅学上、哲学上，乃至政治、军事，民族存亡，学术思想，必须要有问题，才能去找寻答案；无问题，则无答案；无答案，便无悟境，便无成就！
或问曰：“你所谓怀疑，是否与浪漫哲学有关呢？”我的答复是：应当加以界说，哲学中有所谓怀疑论（Scepticism）派，即古希腊的诡辩学派（Sophists），代表人物为比罗（Pyrrho or Pyrrhon），卡涅阿德斯（Car-neades），埃奈西德穆（Aene Sidemus）等，他们都主张我们认识之不可能，我们无由窥见真理的堂奥的一种学说。我们只有怀疑，而结果是不可知，落入怀疑不可知之神秘臼穴里，这当然不是我所主张的怀疑论了。还有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普洛狄科（Prodicus），希琵阿斯（Hipgias）诸人，他们对于希腊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大抵也是取怀疑态度，转而注重人生问题。他们主张在理论上，真理之究极标准为个人；在实际上，善恶之究极标准亦为个人；所以人类知识变动无恒，人类的动机唯知自利。他们初但以立身处世及修辞能辩的学术授人，及末流所趋，行为放纵，专以诡辩为能事，以惑人而自护短，到后来授徒收取学费，遂为世人所诟病；这与我国魏代的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祖述老庄，崇尚无为之说，排弃世务，专读玄理；后进慕其风而效之，影响所及，蔚成一种风气；到了晋朝的王衍诸人，清谈的风气更加盛起来；后人以为晋祚之亡，实为清谈所误——清谈足以误国的情形有点相似。那么我的怀疑态度，当然不是古希腊的诡辩派了。如果一定要勉强扯进怀疑哲学队里，只有近世的笛卡儿（Rene Descartes），休谟（David Hume），他们有点相似（相似而已），笛氏主张以怀疑为研究学术的途径，意在排除传统思想，扫荡脑子里的成见翳障，将一切事件诉之于理性（Reason）。在这一点上，与我的怀疑态度相差尚不十分远。
或又问：“佛学十一善法中，第一为信心；根本烦恼中第五为疑使；疑和信，一善一恶，为什么主张怀疑？是否连佛经也要疑？”我的答案是：一、疑是悟解之津梁，疑而后信，斯谓之真信、智信、自信，非泛泛听人说而信者可比；二、疑乃是对事理怀着犹豫不决的心理；若一旦自决了，自然不犹豫，而转犹豫为信心；至于对佛经是否也要怀疑的问题，可从推理经验历史各方面参证，应当怀疑者又何尝不可疑？此问题太大，姑置勿论，唯识学说疑，多带宗教色彩的心理，是伦理的，信仰的。例如：《成唯识论》卷六云：“云何为疑？于诸谛理，犹豫为性；能障不疑善品为业；谓犹豫者，善不生故。”谛理，即四谛——苦集灭道——的世间和出世间两重因果道理，犹豫是怀疑不决，此可牵到人生问题？也应当疑的。青年人，环境好时，绝不相信人生的根本纯是一大苦聚毫无乐趣的，也不会相信人生生命之流的延展性是从烦恼作业流转而来的；至于出世的因果，武断者完全会否认，思想民主一点的也只不过认为是佛教理想的人生观，一种崇高遥远希望的解脱境界而已。佛弟子虽信这是真谛，但在未亲证四谛之前，仍为一种相似的信仰，尚谈不到十信位的信心。总之，疑是抉择是非，辨别真伪，发明真理的利器。国人怀古者，只一味信仰古人及五经四书为唯一的圣者、国粹，保之则可以强国；趋新者又一味认为事事崇拜西洋人物、学说为唯一强国之道，国学尽可弃之垃圾堆中。此种食古不化、食今也不化的皆全凭直觉传统成见所麻醉，并未经过自己深疑研讨考虑而使然。所以我主张对人生学术、国情等皆可用怀疑的研究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的症结，切不可轻信什么权威的偶像主义！在崇拜偶像主义之下，决产生不出伟大的人格和卓异的思想家的！因为屈己从人的人，则其人格思想，必为另一偶像主义所渗透，无形中被其所动摇所同化，反而障蔽清净空灵的心镜，心镜既蒙上一层尘翳，真理的领域，遂为壅塞而失去其本来面目了。真正的疑情，即是拂拭心镜上先入为主的成见尘翳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训练思想卫生方法的唯一捷径。
检讨知识的标准法 问：我们训练思想，不能不接受外来一切学术知识以为启发之助，除了怀疑方法之外，对于外来的一切学术知识的选择，也还有没有一个客观性的标准方法以为依凭？曰：有！那就是《大智度论》第九卷所谓“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的四依法。兹分二点说：一、约原意；二、约扩大范围。四依法的原意是说凡人学习佛法，有此四种，作为依凭：一、依法不依人，人是有情中之假合的，法是法律的轨则，为修行之准绳，依之修持而可以入道，而说法的人何关于法之实行？假使说法之人纵然为凡夫外道，而所说苟契合于法，亦可信受奉行；假若说法的人有佛之相好辩才，而所说的不契合于法，虽出自佛口，则亦应当舍弃不可依，何况其余的人呢？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佛教三藏中的经典甚多，其中有了义——究竟——的，也有不了义的，应当择取明示中道实相之了义经，非然者为不了义经；学佛法的人必须先要晓得这个道理，于佛教经典不至壅滞不通，疑而不决；若以了义经为依归，则能入道了。三、依义不依语，义为中道第一义谛，语乃文字言语说义的符号——筌蹄，学佛法的人，应当思维语言中所诠表的实义，而于言语文字的筌蹄，当弃舍之；若死守言语文字，徒增疑惑诤讼，不能见义，何异痴犬逐块？四、依智不依识，智为本心所具之明德，识乃缘境而生起之妄心，学法的人必定要止息其妄识，策发其真智，才能与法性相契合。现在扩大范围来讲：依法不依人，人是国民，法是国法——宪法，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及各种自由等，皆在宪法中已经规定了的，国民以法为行事的准绳，决不会错的，不必以人为依归。人如父母、师长、朋友、法官等，他教我违法去盗窃杀人，则不可依；反之虽是贩夫走卒，人微言轻，他教我不可犯法，我也得服从他对这法的范围和指示。法官虽能执法，拿法去裁判那犯法的人；但他若违了法，也得受法律的裁判，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要依法不依人了。亚理士多德（Ar-istotle）说：“老师与真理，皆我所亲爱者，但宁从真理，乃我的神圣的义务。”也有依法不依人的精神。又自然界许多自然规律和现象，不可依人们错觉和迷信的说法而相信他以为标准，如说雷公打人，天狗食月，又如说人和世界是神造的荒谬言论等，依法不依人，是纯客观性的最正确最彻底最究竟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绝不是“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说法。所以这是训练我们民主客观思想和选择合理知识学术的唯一标准尺量！凡是独裁的国家等，只依人而不依法，一切唯独裁者马首是瞻，所以国民涂炭，思想学术毫无自由和生气，其国民及部下，完全变为摇尾乞怜的奴才，试看近六十年来，独裁国家，是否出了半个伟大的思想家？依人不依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依法不依人，才会产生伟大的自由思想的真学者来。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经是书本文字，了义经是最究竟圆满普遍的真理（缘起中道见下节）的书本，也可以说了义是非逻辑的，不了义是语言逻辑的，依此标准试问世间的书籍真是汗牛充栋，合乎了义的恐怕要等于凤毛麟角了。依义不依语，语是各种方言文字，义是语言文字所诠表的道理——真理，因言语文字的定义不同，各人的知识程度不一，记载各异，排误的也在所难免，所以我们读书时，不要做那咬文嚼字的死板工夫，应当明了其意义所在就得了。文字只是说道理的一种符号，切不可认符号就是真理的实事；如人以指指碧空中的月亮，应当因指见月，否则便失其指（语）月（义）之意旨所在了。禅宗说“依文（语言）解义，三世佛冤”；又说“彩云端里神仙现，手把红罗半遮面；急须着眼看仙人（义），莫看仙人手中扇（语）”的意思，可为依义不依语的最佳注脚。依智不依识，智是理性的、玄览的、旷照的、通明的、灵觉的、冷静的、观察的、深密的，识是感情的、迷惑的、私怒的、冲动的、感觉的、浅显的。前者净而圆遍的，后者染而狭小的。知识情感，没有经过理智的镕铸，犹如杂而不纯的金矿。所以憨山大师说“依识染，依智净；识有生死，净无涅槃”的界限。大抵知识界对于宇宙人生真理的看法，都是聚讼千古，莫衷一是，皆是识——妄想分别——边的知识。识边的知识，恰与盲人摸象相似，谁是智者不惑的思想者？哪种学术知识是标准知识的依凭？实在不易找得！清儒戴震（东原）痛诋宋明理学家之非说：
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明而行事乖！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又说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戴震的说法，在知识上讲，可说实是洞见宋明儒者症结所在的快论，而他自己却仍是以儒者道统自任，走宋明儒者的老路；除考据外，其所立论，亦多是肤浅浮嚣，不肯中綮，实不足以救宋明儒者之偏失，根本原因是他们囿于传统知识的积累，而无超越智慧修养之故。
问：学问、知识、智慧，三者的疆域，究竟如何划分？答：照一般说，知识智慧是有显然的区分：学问是知识的聚集库，是滋养人生的一种原料；而智慧却是陶冶这原料的熔炉。这是知识和智慧区别的第一点。如果说学问好比是铁，那么智慧便是炼钢的电火。这是知识和智慧区别的第二点。学问是由一滴一点寸积铢累而来的，常是各有各的范围独自为政的（如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科学、宗教、文学等，莫不各有畛界），它虽吸收人生的兴趣，但它本身却是人生的工具；智慧是一种透视，一种反省，一种远瞻；它是人生含蕴的一种放射性，它是从人生深处发生出来的，同时它可以烛照人生的前途，领导人生向光明幸福之途迈进。这是知识和智慧不同的第三点。举一而不能反三，于事理只能知其当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的是知识；彻悟人生的源流，穷达万有的底蕴，知事理的所以然及必然的是智慧。这是知识和智慧不同的第四点。此约世俗谛，若约佛学则更深奥。佛学以转识成智为目的，限于篇幅，兹不详论了。总之，四依法，是净化知识学术思想的标准方法。对于外来知识的选择，离开了四依，是很难找得到客观标准的条件的。四依是透视知识学术思想的X光，检查知识学术病原细菌的显微镜，使思想、知识、学术净化的唯一利器。
结尾的话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统计各战场死伤五千万人民之多。残废的战士及啼饥号寒的孤儿寡妇到处皆是，战士还乡，大好家园，多成废墟，满目疮痍，有类世界的末日到临。世界学者，莫不触目惊心，警惕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重演，则人类文明之毁灭，将更不堪设想。于是有人怀疑人类原有之文化、宗教、道德之不可靠，必须有重振之必要的呼吁，权威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氏，曾亦大声竭力呼吁世界学者，急需从事于人类思想和信仰之重建运动，以防止第三次世界毁灭性的大战之爆发。可惜爱氏只作警告式的呼吁，并未提出防止战争爆发、消灭战争的具体建议和行动来，以使世界学者实际从事于此一伟大迫切的工作而努力。今爱氏已死，世界学者对爱氏的呼吁，久已日渐淡忘而置诸脑后矣。今日举世人类所注意者，并非是思想家和什么思想卫生化的问题，而是极少数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及各种毁灭性战争武器研究的科学而已，战争只是野蛮时代解决问题万不得已的一种手段，人类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安乐幸福、和平繁荣的世界，决不是以战争为目的的痛苦结局。我呼吁世界学者，从速组织一个世界和平学术思想研究机构，积极从事于人类学术思想卫生工作的研究和改良，出版尽善尽美的书籍，推行学术思想消毒的方法，庶几二三十年后，世界真正和平的目的，相信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切不要把这种责任推到科学家的肩膀上去，科学家的责任是有限度的，他们只是控制物质的有限公司，只供给人类以控制自然界一部分权力，而无法给予或训练人类使有克制情绪、欲望、贪欲、性欲、占有欲，及战争欲的权力。质言之，他对于人类精神控制，是毫无办法的；故其权力落到野心政治家的手里，必造成人类空前未有的毁灭力；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存，发生莫大的危机。所以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Wei Erhszu）说：“人类如不能管制毁灭力量，毁灭力量将破坏文明。易言之，人类如有切实计划，十年二十年以后，便可跻世界于大同，否则科学纵然发达，而人类必因之沦胥以俱亡。”此诚为一针见血的沉痛之呼声！战争的毁灭力，究竟大到若何程度？美国退伍海军上将海尔赛所撰论文中说：“据某些当局估计，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天，我们将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火力都还要大的爆炸力袭击于俄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号美国人杂志）我们不会忘记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早，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岛投下第一枚试验的氢弹吧？它的爆炸力，等于千万吨黄色炸药。破坏力达二次大战美所投全部炸弹的五倍。可见海尔赛的估计并未错。再看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长亚德里安博士在该会年会中说：“科学家们，不久将来，只须把电钮一按，即能使三分之二的世界为之毁灭。”我们根据这些事实和报告的记载，将来残酷的科学战争，只是自己毁灭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和人类而已。我们要唤醒人们清醒起来，解除心理上猜疑的枷锁和思想中毒素的涤荡，携手于互信共存的公众和平利益而相谋，以促进世界大同之早日实现。此是我写这篇《论思想卫生与身心健康》的意志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