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严经的传译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略称曰《楞严经》，又称《首楞严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
此经是在我国唐代中叶译出并开始流行的。我国唐代著名的佛经目录学家智升，在其所著《开元释教录》和《续古今译经图记》中都记载了此经。在智升的记载中称：此经是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七○五年)五月，由中印度沙门般剌蜜帝在广州制旨道场诵出，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唐代名臣房融笔受，沙门怀迪证译。稍晚，唐德宗贞元年间(贞元十六年，即公元八○○年)，释元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也收录了此经，其说明文字与《开元释教录》基本一致。此后，自北宋初年雕刊我国第一部汉文佛教大藏经《开宝藏》起，一直到清朝雍正、乾隆年间雕印《龙藏》《楞严经》均作为“正藏”的内容，被历代所刊行的一切版本的大藏经所收录，无一例外。《楞严经》自唐代中叶至清朝前期的一千余年间，经过不知多少佛经目录学家和学者的考察、鉴别之后，被作为佛教的重要典籍收录在佛门最具权威的佛典全集《大藏经》中，这对于它的可靠性，或者说真实性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楞严经》译出之后即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对此，我国近代名僧太虚，在其所著《大佛顶首楞严经摄论》一书中曾说：“本经于震旦人根，有深因缘，未至而天台殷勤拜求；已度，则历代广共弘扬。”我国当代著名的佛教学者吕澂也称：“贤家据以解缘起，台家引以说止观，禅者援以证顿超，密宗又取以通显教。宋明以来，释子谈空，儒者辟佛，盖无不涉及《楞严》也。”(《楞严百伪》) ①正因为如此，自唐末五代至于明清，注疏《楞严经》的著作不可胜记，仅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钱谦益所著《楞严蒙抄》一书所录就有四十多种②，如果加上清代迄今则注家著述将在六十种以上，这在诸多大乘经中是极为少见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明代后期，作为佛门四大家的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袾宏、藕益智旭，竞相注疏《楞严经》，极力推崇《楞严经》③。其影响之大，使《楞严》一经成为而后佛家修行的主要依据。《楞严经》与《金刚经》《心经》等家喻户晓的大乘著名经典一样，是佛门弟子必读的重要功课。同时，《楞严经》又以“圣言辞义双妙，首尾照应，脉络贯通”④而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被视为佛教文献中的文学瑰宝⑤。
楞严经的真伪之争
《楞严经》作为一部“教内人奉为至宝”⑥的佛教经典，在它问世之后即引起一场是真经还是伪经的争论。这场争论可以说持续了近千年，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致肯定的结论。
关于《楞严经》是伪经的议论，在唐代就已有之。唐时，一位日本僧人玄睿在其所著的《大乘三论大义钞》中曾说：“此经在唐代就流传日本，并引起‘众师竞争’。后遣德清法师等到中国考察，从唐居士法详口中得知：‘大佛顶经是房融伪造，非真佛经也。智升未详，缪编正录’。”(此书见《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七十五册)另一位日本僧人戒明，是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入唐的，他也曾闻知关于《楞严经》是伪经的各种议论⑦。时至宋元时代，注疏《楞严经》则已蔚然成风，其中以宋释子璇的《首楞严义疏注经》、释咸辉的《首楞严经义海》及元释惟则的《大佛顶首楞严经会解》最为著称于世。此外，一些宋代宰相如王安石、张无尽等也深契佛学“疏解首楞”⑧。然而，关于《楞严经》的真伪之争并没有平息，甚至因有异议而出现“删修楞严”之事，使“全经面目，抹杀殆尽”⑨。至明朝，在宋元之风的影响下，《楞严经》在中国佛教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楞严经》所遭遇的命运也好一些，信之者多，而疑伪者少。特别是明朝万历以后，在四大名僧的提倡下，《楞严经》在佛门中的地位突然增高。只是到了清朝末年，以至民国以来，论说《楞严经》为伪经的议论才又再度多了起来，其论说最激烈者莫过于近代著名政治家兼学者的梁启超和吕澂二师。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说：“《楞严经》可笑思想更多，充满了长生神仙的荒诞话头，显然是受道教的暗示，剽窃佛教的皮毛而成。……真正的佛经，并没有《楞严经》一类的话，可知《楞严经》一书是假书。”⑩而吕澂先生则认为《楞严经》是“集伪说之大成，盖以文辞纤巧，释义模棱，与此土民性喜鹜虚浮者适合”(《楞严百伪》)，并提出了《楞严经》为伪经的一百零一条证据。
认为《楞严经》为伪经者的主要论点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关于译经者的许多疑点：
（1）《开元释教录》和《续古今译经图记》同出智升之手，但《开元释教录》记载此经的译者是“沙门释怀迪”，“因游广府遇一梵僧(未得其名)，赍梵经一夹，请共译之，勒成十卷，即《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而《续古今译经图记》则标明此经是中印度沙门般剌蜜帝主译，弥伽释迦译语，房融笔受，怀迪证译。同出一人之手，但说法很不一致。
（2）关于房融笔受《楞严经》，这不仅为智升所记，自五代以来的诸多佛教史书及地方史志又一再肯定此事。又如《南汉春秋》卷九载五代人林衢题广州光孝寺诗中，有“无客不观丞相砚，有人曾悟祖师幡”的诗句。此处所云丞相砚，即房融笔受《楞严经》时所用的大砚；在《东坡后集》中载苏轼《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一文，文中亦有“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以房融笔受故也”等⑾。持《楞严经》为伪经观点者则认为：房融是在神龙元年二月被流放高州(今广东省高县)。京师长安距广东数千里，房融于是年五月到达广州并笔受《楞严经》是不可能的。
（3）关于怀迪参加译经的记载，在时间上亦有矛盾。《开元释教录》的记载是：“往者三藏菩提流志译《宝积经》，远召迪来，以充证义。所为事毕，还归故乡。后因游广府遇一梵僧……”这一记载表明，怀迪先参加《大宝积经》的翻译，之后才来到广州与梵僧共译《楞严经》。而同是《开元释教录》载：《大宝积经》“始乎神龙二年丙午创筵，迄于玄宗先天二年癸丑”。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晚神龙元年(公元七○五年)八年，如何言其在先呢？
（4）关于印度沙门般剌蜜帝亦认为是伪托的人物，原因是此人来去匆匆，事迹不详。
2．此经经名下有一小注⑿云：“一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持伪经论者认为，此注系抄袭《陀罗尼集经序》中“从金刚大道场出”一语；其次，《楞严经》全经内容根本与“灌顶部”经无关。
3.《楞严经》提出了一些与常见佛经中所讲论的佛教基本理论不相符合的概念，如十二类生，三叠流，七大、七趣等。
4．经文内容中有许多是抄袭来的。提到被抄袭的经名有《首楞严三昧经》《摩登女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菩萨璎珞本业经》、《瑜伽师地论》等。
5．经文中有许多与理不通和杜撰的内容。提出证据最多者就是吕澂先生的《楞严百伪》等。
自唐至今所云《楞严经》为伪经的主要论点，大体不出上述的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译者的诸多疑点；一类是关于经文内容的种种疑问。
然而，对于这两类问题，持真经论者则更有一番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疑问也仅仅是一些疑问；或者是择取了经文中片言只语的一种片面的分析，“未见公允”⒀。就连基本持伪经说的佛教学者也认为“楞严经伪造，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⒁。比如译者中的房融笔受一事，虽然提出了一些疑点，但五代以来却一再为“方内外人士所艳称⒂”；至于经文内容，持真经论者更是居于绝对多数，其中不乏高僧大德。如明释真鉴在其所著《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的自序中认为：“是则斯经也，一乘终实，圆顿指归。语解悟，则密因本具，非假外求；语修证，则了义妙门，不劳肯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之要道，无有越于斯门者矣。”又如明末四大师，他们个个深信《楞严经》是真经，其中莲池袾宏甚至说：“纵使佛视于前而说《楞严》是伪经者，吾等亦应视为魔说可也。”(《楞严摸象记》)由此知道他们认定《楞严经》是真经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近代以来，我国佛教界甚有影响的高僧如谛闲、圆瑛、太虚、倓虚等，也都坚持《楞严经》是真经，并著疏讲说。
《楞严经》是真经还是伪经的争论虽然持续了一千余年，时至今日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楞严经》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典籍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已经产生巨大影响，这已是确定的事实。这正如“大乘非佛说”的讨论一样，这些争论已无法改变《楞严经》在佛教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已经确立的地位。因此，本文就不再作进一步分析。
选译楞严经的几点说明
笔者选译的这本《楞严经》，是《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中的一种，由于字数所限，不可能全译。为了使读者了解《楞严经》的全貌，本书选择了全经十卷中的前两卷和后两卷，进行全译；中间诸卷，即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则节选了各自的一部分主要内容。因此，本书虽然并不是一个全译本，但大体反映了《楞严经》全经的内容。
本书经文原文选自金陵刻经处清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刊本，并进行了标点。
本书的白话译文，遵从的原则有两条，一是忠实于原文，尽可能体现经文原旨；一是尽力做到口语化，让一般读者能看懂、理解。但做到这两点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佛教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理论体系，有它许多特定的概念和表述方法，如果完全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就会失去佛教理论的特色，如佛教的一些重要概念，“色”、“法”、“五阴”、“涅槃”等，是不能翻译的。
本书在编译过程中，参阅了前人注疏《楞严经》的许多著作，其中主要有宋释子璇所著《首楞严义疏注经》，明释真鉴所撰《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清钱谦益撰《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近代僧太虚撰《大佛顶首楞严经摄论》及其他有关著作。但白话译文中如有过失或不妥当之处，都属笔者个人的理解，由笔者负责。
白话译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本书一定有不少背离经文原旨的错译，敬请读者指正。
注释
①《楞严百伪》，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一册第三七——三九五页，山东齐鲁书社，一九九一年版。
②参见《楞严蒙抄》卷首《古今疏解品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苏城·玛瑙经房藏版。
③德清著《首楞严经悬镜》一卷，《首楞严经通议》十卷；袾宏著《楞严摸象记》一卷；智旭著《大佛顶首楞严经文句》十卷，《大佛顶首楞严经玄义》二卷；真可著《楞严解》一卷。
④明释交光真鉴语，语见《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卷七。
⑤赵朴初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所喜爱，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文见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佛教与中国文化》。
⑥保贤《问题楞严》，文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三十五册三五七页，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⑦参考（日）小野玄妙著《佛教经典总论》一三五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版。
⑧王安石著《首楞严疏义》，张无尽著《楞严海眼》。参考《楞严蒙抄》卷首《古今疏解品目》。
⑨《楞严蒙抄》卷首《古今疏解品目》。
⑩此书见《饮冰室专集》第二十四册。
⑾请参考罗香林《唐相国房融在光孝寺笔授首楞严经翻译问题》一文。文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三十五册三二一——三四二页。
⑿本书经典原文选自清同治八年金陵刻经处本，此本无此小注。
⒀同注⑾。《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三十五册三三八页。
⒁保贤《问题楞严》，文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三十五册三六二页。
⒂同注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