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僧传》作为中国佛教史上一部重要僧传，宋及宋之后的各部重要《大藏经》都有刊载。宋《藏》载于“旦”函至“营”函，元《藏》亦载于“旦”函至“营”函，明南《藏》载于“禄”函至“富”函，明《北藏》载于“宅”函至“阜”函，清《藏》载于“县”函至“给”函。日本所刊印的几部《大藏经》，亦都收入了此传，其中《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入第五十卷，藏经书院刊印的《大藏经》载于第三十套第三至五册，弘教书院刊印的《大藏经》载于“致”函第四册至第五册。近代佛教学者杨文会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有此传之单刻本，称《高僧传三集》。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范祥雍点校的《宋高僧传》。此中华版点校本以现今仅存之宋刻本（即一九三六年上海影印之宋版《碛砂藏》）为底本，并参校扬州本和《大正藏》本，错讹相对少些，故本书以中华版之点校本为底本。
此《宋传》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三部僧传之一。它上承《梁》《唐》二传，其后又有不少僧人学者以弘扬佛法、表彰僧业为己任，陆续编纂了好几部僧传。
接续《宋传》之僧传，当首推元僧昙噩所撰之《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又称《六学僧传》，凡三十卷。昙噩此传之作，起因于对以往三个僧传体例编排之不满。他认为，以往三传（即《梁高僧传》、《唐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皆立译经等十科，此种“体制衰弱，略无先秦西汉风。”在他看来，“佛法非僧业弗行，僧业非佛法弗明。必佛法以之行，僧业以之明，其六学十二科而正矣”。也就是说，必须按佛法之“六学十二科”来重新组织、编排僧传。
所谓“六学”亦即“六度”。每一学又各有二科，共十二科。因此，他按“慧学”（中含“译经”“传宗”二科）、“施学”（中含“遗身”“利物”二科）、“戒学”（中含“弘法”“护教”二科）、“忍辱”（中含“摄念”“持志”二科）、“精进”（中含“义解”“感通”二科）、“定学”（中含“证悟”“神化”二科）来重新编排僧传，以《梁传》《唐传》《宋传》所收录之僧人事迹为基本素材，兼采禅宗诸灯录中的一些资料，加以取舍、整理，编纂成一部始自东汉终于北宋共收录一千二百七十三人之僧传。
继昙噩之后，明如惺又撰《大明高僧传》，或曰《明僧传》，凡八卷。此传收录自北宋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至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前后四百余载的僧人一百八十二人（其中正传一百十二人，附见七十人）。此书之体例既不完整（全传仅分“译经”“义解”“习禅”三科），材料亦不全面（非是为撰写僧传而专门搜集的，而是作者在阅读史志文集时，见载有名僧时，“随喜录之”的），因此，作为一部僧传，与以前几部实不可同日而语。
明人所撰之僧传，值得一提的还有一部，即明华严宗僧人明河所编纂的《补续高僧传》。与如惺写《明传》是在校、辑古籍偶见名僧时“随喜录之”不同，明河编纂《补续高僧传》费力甚巨。据明河弟子道开在该传的“跋”中说：他为了编纂此传，曾“南走闽越，北陟燕台，若雁宕、石梁、匡庐、衡岳，绝壑空岩，荒林废刹，碑版所在，搜讨忘疲。摹勒抄写，汇集成编，而后竭思覃精，笔削成传”。明河于此书先后花费了三十年心血，但他对初稿仍不太满意，又忙于讲经弘法，故未能最后定稿就入寂了，后由其弟子道开补缀而成。全书共二十六卷，亦仿《宋传》分为十科，收录僧人正传五百四十八人，附见七十二人。此中之所收录者，一为“补”，二为“续”。所补者是那些本属《宋传》收录范围而被遗漏者，所续者则是《宋传》之后至明之高僧。因《补续》之作者不知有如惺之《明传》，故其所“补续”者，非《明传》。
到了清代又有徐昌治编纂《高僧摘要》。此书篇幅较小，仅四卷，时间跨度很大（自东汉至清初），而收录的僧人甚少（仅一百七十三人）。就内容说，此书主要把《梁传》《唐传》《宋传》《明传》及其他僧传中的事迹作一提要，史料价值不大。但就体例言，此书自成一格，按道、法、品、化四科编排，这是本书之特点。
赵宋及宋之后的僧传，除以上述及的几部外，还有一些单宗、单人或地区性的僧传，如北宋惠洪所撰之《禅林僧宝传》，南宋祖琇之《僧宝正续传》，清自融、性磊之《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及北宋戒珠之《净土往生传》，明朱棣之《神僧传》，清彭希涑之《净土贤圣录》和南宋元敬、元复之《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明袾宏之《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等。
总之，自《宋高僧传》后，编纂僧传者，代有其人。虽然这些僧传在历史上的影响均远不及《梁》《唐》《宋》三传，但因各自从不同侧面保存了宋及宋之后各代僧人弘化的有关情况，因而对于人们了解、研究此一时期之佛教乃至当时的社会实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