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含，是梵文Agama的音译，亦作阿鋡、阿含暮、阿伽摩、阿笈摩，译言法归，意为万法所归趣。亦言无比法，意为最上无比之妙法。亦言教、传等，意为辗转传来以法相教授。总之，为传承的教说，或结集教说的经典，本为佛经总名，今只为小乘诸经总称。实际上，是耆那教先将经典称作悉昙多或阿含，后为佛教引来使用。
增一阿含，是梵语Ekottarikāgama的汉、梵及义、音合译而成。Ekottarikā（Eka-uttarikā）字义为“增加一个（数目）”，Āgama字义为“传来的圣教”或是“传来的圣教集”，两字合称就是：传来的圣教以“法数”汇集，从一法逐次增一（至十一法）。
为了方便忆念，易于持诵，以增一法数持诵佛法，早在佛世时已通行，称为“一问、一说、一记论……乃至十问、十说、十记论”，为外道所不能说、不能答。
佛陀入灭后不久，其弟子为巩固教团和推进传教事业，以迦叶为上首由五百大罗汉而举行第一次结集，共同审定由阿难忆诵的法、由优婆离忆诵的律。这些经律最初并未形成文字，而是以口头传承方式流传世间。为便于记忆传诵，佛经在传承过程中按内容和形式被分为九分教或十二分教。据化传《五分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及《增一阿含》的《序品》看，原型《增一阿含经》是在公元前四、三世纪佛教分裂为部派以前，由佛教学者按佛经篇幅的长短及其内容编纂而成，而且可能是四部阿含中最后编纂成的。为了防止诤讼，使法久存，佛陀弟子们在早期就曾以增一法结集经典使之流行，《增一阿含》即以五分教成立的《相应阿含》为本，依“本事经”（“如是语”）的增一法，加上本生、譬喻、因缘扩编而成。
在部派佛教时期，《增一阿含经》与《杂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一起，被各部派不断加以改变，各部派依原有的“四部阿含”继续作不同的审定、改组、结集、传诵，形成各部派所特有的阿含，因此，《增一阿含》也就有了上座、大众、有部、正量、化地、法藏和饮光诸部的不同诵本。如流传至今的大众部《增一阿含经》（共四七二经）与铜鍱部《增支部》（共二二九一经），两部经典虽同为集一法至十一法，但其经数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其相当的经或类似的经只有一五三经。化地部、法藏部也同为集一法至十一法，说一切有部却是集至十法。由此可知，现存南北两传《增一阿含》（《增支尼柯耶》），决不是原型《增一阿含》，而是经过了各部派编改而成的《增一阿含》。
现传《增一（支）阿含经》，约有南传巴利语、汉语、满语、蒙古语、英语、德语等语本。其中英、德语本是基于巴利语本译出，满、蒙语本是基于汉语本而译出。在巴、汉译本中，巴利《增支尼柯耶》属上座分别说部，汉译《增一阿含经》属大众部所传，或是其一派（即大众末派）所传。
最早在中国流传的《增一阿含经》是单品经。中国译经，最初所译为法句类，即将经中语节要抄录之书。如东汉时传译的《四十二章经》就属法句类，是辑录《阿含经》要点的经钞。其中也反映出《增一阿含经》的内容。如《四十二章经》第三十章见于《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五《五王品》之四、卷二十七《邪聚品》、卷四十九《非常品》之三，第三十二章见于《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五《五王品》之三，第三十三章见于《增一阿含经》卷十三。
中国译经，在法句类之后是分译阿含小品，诸品本目独立成篇。东汉末年，安世高所译《杂经四十四篇》《婆罗门避死经》一卷即出自《增一阿含经》，此后又有吴支谦所译《须摩提女经》一卷，西晋法炬所译《波斯匿王太后崩尘土坌身经》一卷、《频毗娑罗王诣佛供养经》一卷、《鸯崛髻经》一卷，东晋法正《戒德香经》一卷、《四泥犁经》一卷、《国王不梨先泥十梦经》一卷，亦皆出自《增一阿含经》。直至全本《增一阿含经》译出后，尚有单品经不断译出，据经录所载，止于宋代共有三十一种之多。不过这些单品经到底属于哪个部派所传承，现已难以确定。
汉译全本《增一阿含经》是兜佉勒（Tukhāra）国沙门昙摩难提（Dharmanandi）于苻秦建元二十年（公元三八四年）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首先暗诵而出，佛念译传，昙嵩笔受，道安、法和共考正，僧䂮、僧茂助校。此译本五十卷（一说四十一卷），流传不广，久已佚失。
东晋隆安元年（公元三九七年）罽宾（Kaśmīra）人瞿昙僧伽提婆（）于洛阳译改，竺道祖笔受。此译本为五十一卷，仅为译改，而非重出或重译，所以此译本与难提本略有小异。两译在唐·武周时“二本俱存”，至唐开元间则“两译一阙”，提婆译本有存，难提译本佚失。此后各版大藏经所收录的皆属僧伽提婆译本，现所依据的佛光版本亦属提婆译本。
佛光版《增一阿含经》系以号称精本的《海印寺版高丽大藏经》为底本，再对勘《碛砂藏》（即南宋延圣院版大藏经）、《频伽藏》（即上海《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卍正藏》（即《大日本校订训点大藏经》）、大正本（即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等各版大藏经，异同并比，互补遗阙，并采用大正本对各种古版藏经的校勘部分。
《增一阿含经》与杂、中、长三部阿含同为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时代所公认的圣典，虽然有些内容受部派以至大乘或后世社会影响而进行过增删、补改，但在现存浩繁的佛经中比较真实反映早期佛教基本教义的只有《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就是以较为朴素、简洁、形象的语言介绍了释迦牟尼早期传教的情况和早期佛教四谛、五蕴、四念处、缘起、三十七道品等基本教义，阐述了出家僧尼的戒律及对在家信徒修行的规定，并随顺世人的根机，由各方面而说一法，以各种因缘故事劝化人们去恶向善，趣于涅槃。
《增一阿含经》与杂、中、长三部阿含都曾经历过部派时期各部派的改编、增补，因此四部阿含亦带上了各部派及其继承者的思想色彩，但同样又不同程度地记述了释迦牟尼时代的史实，若依据现存各部派不同诵本的《增一（支）阿含》及其单品经，进行综合地比较分析研究，就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早期佛教创立和发展的概况。
《增一阿含经》保存着不少早期佛教曲折发展的珍贵资料。佛教的创立是建立在反婆罗门种姓阶级制度基础之上的，随着反婆罗门思潮的兴起，古印度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称为九十六外道。这些外道与佛教虽同是反婆罗门的；但其在思想上与佛教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增一阿含经》对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情况是有所反映的。同时，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内部也存在着矛盾与争论，如释迦牟尼与提婆达多的分化和冲突，在《增一阿含经》中就有较为全面地反映。
《增一阿含经》还有不少关于古印度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比如早期佛教的平等观。在种姓制度盛行的印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刹帝利政治权力强大与吠舍经济势力雄厚的前提下，释迦牟尼以宗教形式提出了新的种姓说，打破婆罗门第一的传统社会观念。并进一步提出四姓平等的主张（参见《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一），认为四姓在善恶报应、生死轮回方面是平等的。即使生于卑姓家或从事鄙业之人，如能做善行，死后可生到天界或转生富贵之家；而生于富贵家的刹帝利、婆罗门，若有恶行，死后也将转生恶趣之中，或转生到贫贱之家。
此外，四姓之人出家为僧，在教团内一律平等。《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一说：“四大河入海已，无复本名字，但名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于如来所，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无复本姓，但言沙门释迦子。”四姓之人同样皆有出家修行之权利。
因此，对北传《增一阿含经》和南传佛教《增支部》及各种语本的单品经进行综合考察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早期佛教思想，还有助于了解古印度社会历史概貌，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增一阿含经》不仅反映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思想，同时还反映出从早期佛教到部派佛教直至大乘佛教的发展脉络。这也是《增一阿含经》与其他三部阿含相比较，最为独特的宗教价值。部派时代，不同部派的《增一（支）阿含》共同根据原始的诵本作新的编集，在留传至今的巴利语本、梵语单经、汉译本及单经、西藏译单经等和其他零散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部或大众部末派、铜鍱部、化地部、法藏部、说一切有部等部派都曾编集过《增一阿含经》，若能以现存这些资料互相对照参考，也可以看出不同部派对佛法法义的异同及编集旨趣。
《增一阿含经》编集之时，尤其是大众部《增一阿含经》编集之时，正逢法相组织的发达时代，为欲增加佛教特有的法相，为欲使人忆持不忘起见，竟以逐次由加一而排列出来的方式，来编纂《增一阿含经》，这不仅使之趣向于理论化倾向，更使之增加了思辨的特点，同时，还带有浓厚的大乘色彩。
大乘的佛土思想就是最先由《增一阿含经》所反映。佛土在经论中有时也叫佛刹、佛界、佛国、净刹、净界、净国、净土等。随着大乘教义的开展，佛不仅在本世界有，而且在十方世界都有。
《增一阿含经》有着不少大乘的用语和说法，如“菩萨”“菩萨发意趋大乘”“四等六度”“方等大乘义”“菩萨心”“无上正真之道”“肉身虽取灭度，法身存在”以及“夫阿罗汉者，终不还舍法服习白衣行”等等，这些充分体现了大乘的菩萨观、法身观，而且还阐述了阿罗汉不退转义。
《增一阿含经》不像《杂阿含经》依“相应”、《中阿含经》依“品”、《长阿含经》依“分”进行有机的编排，使同一“相应”、同一“品”、同一“分”的各经主旨相同或相关。而《增一阿含经》除了“一法”之外，仅依“法数”类集，约每十经成一品，依每品第一经的主题作为品名，同品各经各自独立，并无经义关联。所以很难全部依品进行叙述。因此，我们这里节选的标准只能依《增一阿含经》的编集方针及其内容而定。
《增一阿含经》的编集方针：首先依法数增一，相次汇集，便于持诵，忆念不忘，亦便于教化，以防诤讼。其次是以教化弟子启发世、出世善，“满足希求”，“为人（生善）悉檀”为主。
依此方针，《增一阿含经》集出如下内容：
（1）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如缘起、四谛、四念处、三十七道品等。
（2）释尊“本生”，先佛为释尊的“预记”以及释尊为弟子“授记”，释尊降魔、成佛、初转法轮、度三迦叶、度父母、驱恶鬼邪神、入涅槃等众多“譬喻”。
（3）诸弟子的“本事”，“记说”德行第一的弟子行谊。
（4）制律“因缘”和“戒经”之义等。
除此之外，大众部《增一阿含经》所具有的大乘特点：
（1）公元前二世纪，“菩萨道形成”，在《增一阿含经》里，记录种种菩萨意义的演化。
（2）佛法后期适应世间，佛陀观有神化、梵化的倾向，为匡正而再次强调“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我（佛）今亦是人数”。
（3）空义的发扬。
（4）他方佛土思想的出现。
（5）书写、供养经典（法宝）的提倡。
因此，本经节选的原则是既能反映早期佛教的教义及精神，又可突出本经浓厚的大乘色彩。
在此原则基础上，本经的节选打破原有的依品或依法数进行叙述的方式，而是重新按主旨归类，共为十类，每一类下节选一经或旨趣相同的数经。这十类为：（一）序品，（二）如来出世，（三）缘起经，（四）四念处经，（五）四谛经，（六）三十七道品，（七）大乘菩萨，（八）空义的宣扬，（九）佛土思想，（十）佛出人间。其中，如来出世、缘起经、四念处经、四谛经、三十七道品反映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及精神，而大乘菩萨、空义的宣扬、佛土思想、佛出人间则体现了本经的大乘色彩。节选序品是因为序品叙述了结集经典的因由，以及结集《增一阿含经》的方法及目的，还解说了菩萨的发心与六度行法等。
《增一阿含经》全经共五十二品，四百七十二经。即：一、序品；二、一法，有十三品，一百零九经；三、二法，有六品，六十五经；四、三法，有四品，四十经；五、四法，有七品，六十一经；六、五法，有五品，四十七经；七、六法，有二品，二十二经；八、七法，有三品，二十五经；九、八法，有二品，二十经；十、九法，有二品，十八经；十一、十法，有三品，二十六经；十二、十一法，有四品，三十九经。这里节选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而未选部分的内容也因编排形式的原因而无法进行全面的叙述。
《增一阿含经》的译者主要是昙摩难提与僧伽提婆。昙摩难提进行了第一译，僧伽提婆在其基础上又进行了译改，最终完成现存《增一阿含经》的汉语翻译工作。
昙摩难提，译为法喜，生卒不详。为兜佉勒国人，年少即出家学道，聪慧夙成，曾遍阅三藏。苻秦建元年间（公元三六五—三八四年）到长安，与道安、竺佛念等共同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及《阿毗昙心论》等一百零六卷，后来因姚苌入寇关内，便辞还西域，不知所终。
在《增一阿含经》第一次翻译过程中，还有一位必须提及的重要人物就是道安。
道安（公元三一四—三八五年），俗姓卫，东晋常山扶柳（今属河北省）人，以“弥天释道安”著称于世，幼年失怙，十二岁剃发出家，受具足戒后游学四方。曾受学于佛图澄、竺法济、支昙、竺僧辅等。善于论辩，并对般若经及禅观等造诣甚深，注释颇多。苻秦时代的译业，实由其主持，网罗学僧，组织译场，与外国沙门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创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及《阿毗昙心论》，达百余万言，又与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校正诸经。还著有《综理众经目录》《光赞折中解》《大十二门注》《小十二门注》《安般守意经解》等。对中国佛教而言，无论在经典注释、经典目录、翻译经论，乃至佛教仪式、行规、礼忏、礼仪等方面，道安都是开拓者。
僧伽提婆，译为众天，或为提和。为罽宾国沙门，学通三藏，苻秦建元年间来到长安，后渡江。于建元年间译出的《阿毗昙心论》《增一阿含经》，因遭慕容之难，未善详悉，义旨句味往往不尽，道安圆寂，未及厘正。提婆与沙门法和一起前往洛阳，四五年间研讲诸经，待通晓汉语后，方知先前所译各经多有乖失。太元年间（公元三七六—三九六年）提婆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去华存实，务尽义本。提婆是健驮罗系的有部学者，所译《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等多属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