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南方上座部佛教通用的佛灭纪元，基本上以佛灭于公元前五四四年计算。这一佛灭年代说，从我国佛教历史文献上看，并不是太生疏的。早在一千三百余年前，玄奘游印归国，便已传来了有关的说法，并还相当重视——这就是《慈恩传》卷三所载玄奘在拘尸那地方听到的四种佛灭年纪的第一种。
传文说：“自（佛）涅盘以来，或云千二百岁，或千三百，或千五百，或云过九百未满千年。”在这里四说平列，好像无所轩轾，其实放在第一位的千二百年说法是玄奘认为比较可信的。因而那时亲近他的道宣、道世两位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著述里，都曾想依据这一说法试算出佛灭以来精确的年数。像道宣的《释迦方志》卷上便记载他计算的结果说：“至今贞观二十年则经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此依菩提寺石柱记也。”道世的《法苑珠林》卷二十九又举出另一种算法说：“至今龙朔三年则经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寺石柱记也。”
我们首先从道宣、道世两家特别声明奘传第一种佛灭年纪出于菩提寺石柱所记的一点，明白了这年纪的地方性。菩提寺就是印度摩揭陀国的摩诃普提僧伽蓝。依据《西域记》卷八和《法苑珠林》卷二十九所引《王玄策行传》，这僧伽蓝是公元第四世纪中师子国王功德云施款建筑，作为他国内僧人来此展敬圣迹时住宿之所。那伽蓝里后来有了关于佛灭年代的石刻，当然是采用南方所说，自不待言。
其次，我们从两家算出的年数不一致这点看，又理解到奘传所说千二百年，原来不能照字面讲，以为玄奘得着年纪之年，便恰恰满了二百的整数，另外有它术语性的意义。依照印度佛教史家用佛灭纪元的惯例，都是以每一百年为一纪来计算。譬如从佛灭后一年到一百年，即用术语称为“第一『个』百年”，汉文翻译也略称为一百年。又从佛灭后一百〇一年到二百年，术语称为“第二百年”，汉译略称二百年。以下类推。奘传千二百年一语，正是这样用法，它只表示那时为佛灭后第十二个百年，并未指出确定的数字。由此，道宣和道世才会同样地依据它却算出了不同的年数。——在这里道宣误解了奘说，以为玄奘到拘尸那之年即贞观八年恰当佛灭后千二百岁，所以在贞观二十年计算便加上了十二年。那时笔受撰述《西域记》的辨机也有同样误会，以为撰记那年已超过千二百之数，就写作“自佛涅盘，诸部异议，或云千二百余年”，其实这个“余”字是不应该加上的。
那么，菩提寺石柱所记佛灭相当于公元何年呢？或者就依道世算法，以玄奘到拘尸那的贞观八年为佛灭后千一百七十一年推算上去可不可以呢？我们以为这一数字的来源还欠明了，不忙轻信，要解决问题只有另寻线索。恰好，西藏的文献里便存在着极重要的资料可供应用，据布敦的《善逝教法史》（bdegcege choe-hbyung）说，在公元十三世纪之初，喀切班禅释迦师利曾传入一种佛灭年代于西藏，以为当那时丁卯年（公元一二〇七年）佛灭已过去了一千七百五十年，这样上推佛灭年代为公元前五四四的丁巳年（但在西藏史家用藏历推算常作为公元前五四五的丙辰年）。当时萨迦班禅就指出这一年纪发源于大菩提寺。他并还提到，这是从前尊成就主和作福主兄弟俩发愿为菩提寺造像而感得栴檀瑞像，纔特别记下了当时佛灭已过了若干年，后来印度、迦湿弥罗、尼泊尔等地学者都信用了它为佛灭年纪（但在萨迦班禅本人却批评它计算错误，难以置信；详见《善逝教法史》英译本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ston, Part 11. P. 107）。我们以此说对勘《王玄策行传》（《法苑珠林》二十九所引）记载的菩提瑞像缘起，正是大同小异，出于一源。从而可知当时菩提寺铭刻的佛灭年代即公元前五四四年的那一种，而玄奘在印所得第一佛灭年纪也就是它。现在试以玄奘到拘尸那的一年公元六三四年的数字结合起来计算，那年是佛灭已过一千一百七十七年，所以传说为第十二个百年即千二百年，恰恰合式。
由于西藏的历史文献证明了玄奘所传菩提寺石柱的佛灭年代即公元前五四四年，而此一年代又就是南传之说，所以我们说它早就传来了我国，只没有留下明确的年数而已。
在此之外，还有较早的一种南传佛灭年代说，也传播了过来，那便是萧齐永明七年（公元四八九年）僧迦跋陀罗所传的“众圣点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其说随着《善见律毗婆沙》的翻译而流传，又依了律藏末尾的加点而计数。《善见律毗婆沙》早经刊定为南传律藏释论（即觉音所著Samanta-Pasadika）的抄译，译家又禀受南方律师的传承，附带传来的佛灭年纪是当时南方通行之说更毫无疑义。依那年纪推算，佛灭于公元前四八六年。《善见律毗婆沙》说及阿育王在佛灭后二百一十九年灌顶即位，近人用佛典以外的独立史料考定它最下限为公元前二六八年（这是依照阿育王即位后十一年遣使所到的西方各国国王同时在位年代而考出）。现在另用佛灭四八六年说来计算阿育即位之年，如合符节地也是公元前二六八年。因此，这一年纪比较起其他各种来，历史的正确性最高，我们也给以最大的信用。今人虽也有对于从佛灭到阿育王即位中间为二一八年那一数字表示怀疑（这是误会此数为南方臆造，其实乃中印、北印关于那时一段时距记忆的普遍反映），但并不能否定“点记”本身的价值。
两相比较说来，“众圣点记”可称南传旧说，而五四四年纪为新说，这新旧的递嬗是在何时呢？近人研究斯里兰卡史籍的像盖伊格氏（W.Geiger）也曾想解决这一问题。在他英译《大史》的序言里，以为斯里兰卡流行五四四年纪开始于公元十一世纪中间，而在其前是一向遵行从佛灭二一九年阿育即位一论据推出的公元前四八三佛灭年纪（用“点记”的数字计算即是四八六年纪；参照The great chronicle of ceylonintrod, PPXXVIIIXXX）。他这一说，未免粗疏。他没有注意到在我国东晋义熙年间到过斯里兰卡的法显就另外传来当时流行的一种佛灭年纪，以义熙七年（公元四一一年）为佛灭以来的千四百九十七年，由此上推佛灭于公元前一〇八六年（见《历游天竺记》，此说大概是用佛教史家的加倍计年法，实际折半，佛灭于公元前三三八年，这和玄奘所传第四种佛灭年纪相符）。可见在南传新旧两种佛灭年纪的中间，至少还夹杂着这一说。
不过在“点记”和五四四年纪在年数的计算上虽有参差，而其间不无脉络相通之处，还是可以寻究的。他们计年的差数大体是六十年，这便透露了一点消息，两种年纪的转变，也许和印度历法用木星纪年（Vrihaspati Chakra）以六十年为一周的计算方法有关。假使一个年代的周期没有掌握得准确，一差违便上下了六十年。这在我国佛教史籍里，用甲子纪年计算时，有时就会遇到这样的错误。譬如，宗客巴诞生于丁酉年，这本是元代至正十七年的丁酉（公元一三五七年），却也有人没弄清第几个甲子，便以为是明代永乐十五年的丁酉（公元一四一七年），为此就有六十年的出入。从“点记”的佛灭于公元前四八六年差错一周为前五四六，再移动一、二年而转成前五四四年，事实上是很有可能的，特别是佛灭年纪这一类容易变动的计算。将来如从这一方面深入研究，南传新旧异说中间的真正关系，或者能彻底明了也未可知，现在且不加讨论。
从东晋以来，我国佛教和南传佛教交涉日繁而内容愈见丰富，连带着保存有用的史料也不少。现在我们以随喜南传佛教的佛灭纪元二千五百年盛大纪念之故，谈到年代问题，举出一些传播变迁的往事因缘，借以见两方间正在发展的友谊早就有了深厚的基础，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吧！
(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