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剎Dharmrgksa），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就从师姓。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深感觉到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实是缺憾，因此发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了西域各国不同的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得大量的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公元二六六～三〇八年），几乎以毕生的时间，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武帝末（公元二七四年顷）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播，各地僧俗来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如太康五年（公元二八四年）在敦煌译《修行地道经》七卷，《阿惟越致遮经》三卷，七年（公元二八六年）在长安译《持心梵天经》四卷，《正法华经》十卷，《光赞般若经》十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在洛阳译《文殊师利净律经》一卷，元康四年（公元二九四年）在酒泉译《圣法印经》一卷，七年（公元二九七年）又在长安译《一切渐备智德经》五卷等。他晚年的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僧佑的《法护传》中说，护于晋惠帝西奔时即公元三〇四年，避地东下到渑池病卒。《开元录》就已指出这种说法的不实在）。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并将法护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〇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〇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很多重要的经典。这除上面所提到的几种以外，还有《密迹金刚力士经》七卷，《宝髻经》二卷，《文殊佛土严净经》二卷，《大哀经》七卷，《阿差末经》四卷，《如来兴显经》四卷，《方等泥洹经》二卷，《贤劫经》七卷，《等集众德三昧经》三卷，《生经》五卷，《普曜经》八卷，《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一卷等。
此外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不过是误题别人所译而已。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二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㮈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二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盘、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打开了广阔的局面，而大大有了发展。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佑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这些话是的确的。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与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数据，对于理解经义的帮助是很大的。这如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和《放光》译本“互相补益”而“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说他译的《渐备经》“说事委悉”，《兴显经》“辞叙茂赡”，更出《首楞严》“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序》），也都对义理研求有相互发明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兹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宏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的新译流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引的数据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尝替法护答应了前来试验法护道德的假意求贷，而使信徒大增。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地道经》、《阿维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还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其他事迹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