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是说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卫王祥兴二年（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三百二十年间赵宋一代的佛教。
宋政权建立之后，就一反前代北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普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在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促使佛教逐渐有了发展。其后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不变。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九七六年）普度天下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公元九八〇年）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国家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公元八一一年）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僧人来华献经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佑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内廷存新旧梵本达千数百筴，所以这一译经事业继续了百余年。真宗一代（公元九九八～一〇二二年）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公元一〇二一年），天下僧尼近四十六万人，比较宋初增加七倍，达到宋代僧尼数额的最高峰。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经营长生库和碾硙，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公元一〇六八～一〇八五年），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量渐增，反而影响税收，这些都使寺院经济与国家财政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时（公元一一〇一～一一二五年），由于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虽然不久即恢复原状，但北宋统治也随即告终了。
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公元一一二七～一一六二年）即停止额外的度僧，图使僧数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赖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于宋末。
宋代译经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初。当时特别设立了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模，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起，逐年都译进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公元一〇二七年），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时断时续，维持到政和初（公元一一一一年）为止。综计前后译家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译经年代公元九七四～一〇〇一年）、天息灾（公元九八〇～九八六年，后改名法贤，公元九八七～一〇〇〇年）、施护（公元九八〇～一〇一七年）、法护（中印人，公元九八〇～九八三年）、法护（北印人，公元一〇〇六～一〇五六年）、惟净（公元一〇〇九～？）、日称（公元一〇五六～一〇七八年）、慧询（公元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年）、绍德（公元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年）、智吉祥（公元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年）、金总持（公元一〇九五～一一一二年，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称。其中惟净、慧珣、绍德都是由传法院培养出来的中国僧人，天吉祥等则帮助金总持翻译。诸人所译的总数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数，论部最少。当北宋之初，印度密教发达正盛，有关的梵本流入中国的不会太少，但在天禧元年（公元一〇一七年），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纯部分和佛教的传统相违反，因而禁止了新译《频那夜迦经》的流行，并不许续译此类经本，这就大大限制了其后的翻译，以致时常闹缺乏梵本的饥荒。此外，从宋代译经的质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书，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的译文，还时有文段错落的情形。因此尽管译本里也有中观一类的要籍（如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对当时义学界似未发生甚么影响。
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就其种数而言，几乎接近唐代所译之数，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公元一〇一一～一〇一五年）、天圣五年（公元一〇二七年）、景佑二年至四年（公元一〇三五～一〇三七年），曾经三度编撰新的经录。祥符时所编，称《大中祥符法宝总录》，二十二卷，为赵安仁、杨亿等编修。所载译籍乃从太平兴国七年到祥符四年（公元九八二～一〇一一年）三十年中间所译，共计二百二十二部，四百十三卷（此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这部目录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进经的年月编次，除列出经名、卷数、译人而外，还附载进经表文，这都依据当时译经院的实录，所以连带记载着有关译场的各事，如新献梵筴、校经、更动职事等等，其体裁和过去的各种经录完全不同。天圣时所编新录称《天圣释教总录》三卷（亦作三册），译经三藏惟净和译场职事僧人等同编。它系当时全部入藏经典的目录，记载着《开元录》各经、新编入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贞元录》各经、《祥符录》各经、再附载其后新译各经，一共六百〇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佑时所编新录称《景佑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吕夷简等编。体裁和《祥符录》一样。所收译籍即紧接《祥符录》，从祥符四年到景佑三年（公元一〇一一～一〇三六年）二十六年间译出的各种，共计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还收有东土撰述十六部，一百九十余卷。
从五代以来，我国木版雕刻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宋代对于佛教的大藏经，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综计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凡有五种版本，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点。第一种为官版。这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九七一～九八三年）费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称蜀版。所收的以《开元录》入藏之经为限，共五千余卷。版片运藏于汴京的印经院，当时新译各经即陆续刻版加入。后来还添刻新入藏的东土著撰以及《贞元录》各经，并全部进行了校勘，所以此版的内容时有变化，数量也逐渐增加，最后达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它的印本成为后来一切官私刻藏的共同准据。并曾经印赠于高丽、契丹等地，而引起它们的仿刻。第二种是在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院版。此版乃为便利距汴京稍远的各寺院的需求而发起，元丰初（公元一〇七八年）由禅院住持冲真等募刻，到崇宁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年）基本刻成，请得政府允许给予崇宁万寿大藏的名称。其后还补刻了一些《贞元录》经和入藏著述，到政和二年（公元一一一二年）结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余卷（南宋干道、淳熙间又补刻十余函）。第三种是福州私刻的开元寺版。即在东禅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组织了刻经会支持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这从政和二年到绍兴二十一年（公元一一一二～一一五一年）经四十年，依照东禅版的规模刻成（南宋隆兴初曾补刻两函）。第四种是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通称思溪版。此版开刻时期约在政和末（公元一一一七年），也是受着东禅版完刻的刺激而发起的。刻费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所出。内容依据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此版先藏圆觉院，淳佑后移到法宝资福禅寺，因为原来的目录和版片不大符合，重行编目，还准备补刻五十一函。就因有此一种新的目录，后人遂误会另有刻版，而称之为后思溪本。第五种是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响而发起，南宋绍定初（公元一二二九～）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为提倡，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年）仿思溪版编定目录，刻至咸淳八年（公元一二七二年）以后即因兵祸渐迫而中止，后入元代才继续刻成。因此，它对原定目录的内容颇有更动，共补入元刻各书，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着重实践的倾向甚为显著，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宋初，云门和临济并盛（禅家五宗内沩仰数传以后即不明，曹洞与法眼当时也都不振）。临济正宗由风穴（汝州）延沼（公元八九六～九七三年）上继兴化存奖（公元八三〇～八八八年）的系统传承而下。其后代为首山省念（公元九二六～九九二年）、汾阳善昭（公元九四七～一〇二四年）、慈明楚圆（公元九八六～一〇三九年）。楚圆的门人黄龙（隆兴）慧南（公元一〇〇二～一〇六九年）和杨歧（袁州）方会（公元九九二～一〇四九年）分别开创了黄龙、杨歧两派（和临济等五宗合称七宗），都盛行于南方。南宋时，杨歧且进而成为临济的正统。方会再传为五祖法演（？～公元一一〇四年），三传为佛果克勤（圆悟，公元一〇六三～一一三五年）。佛果克勤曾就云门宗雪窦重显的著作《颂古百则》加以发挥，成《碧岩录》一书，为禅学名著。他门下有虎丘绍隆（公元一〇七七～一一三六年）、大慧宗杲（公元一〇八九～一一六三年），都在江浙一带活动。大慧提倡看话禅，其影响尤为久远。当时江浙禅寺极盛，各地巨剎有五山十剎之称，而黄龙杨歧两宗后来还远传于日本。
云门宗在宋初也很占优势。得香林澄远（？～公元九八七年）一系再传的雪窦重显（公元九八〇～一〇五二年）着《颂古百则》，大振宗风。仁宗皇佑元年（公元一〇四九年）汴京创兴禅院，即是请云门五世的大觉怀琏（公元一〇〇九～一〇九〇年）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缘密圆明三传的灵隐契嵩（公元一〇一一～一〇七二年），祖述《宝林传》，反对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传》之说，而厘定禅宗的印度世系为二十八祖，着《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论》。他强调禅为教外别传，一反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见。他还针对其时辟佛的议论作了《辅教篇》等。由于他擅长文章，得着仁宗和在朝的官僚们的称赏，他的著述也被许入藏流通，这更加强了云门的宗势。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渐衰微，其传承终于无考。
此外，曹洞宗仅洞山嫡传的云居道膺（？～公元九〇二年）一系绵延不绝，从六世芙蓉道楷（公元一〇四三～一一一八年）以后渐盛。再经丹霞子淳（公元一〇六四～一一一七年）传弘智正觉（公元一〇九六～一一五六年），提倡默照禅，与看话禅并行。又丹霞一系，在天童如净之后传入日本。
又在禅宗之外，律宗和贤首、慈恩的义学，宋代也相当流行。天台宗则更有新的发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单传，其中心移于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宝律师传承的赞宁（公元九一一～一〇〇一年）有律虎之称，很受帝室的推崇。从法宝七传而有允堪（公元一〇〇五～一〇六一年），普遍地批注了道宣的著述，达七部之多，所著解释《行事钞》的《会正记》尤其重要，因而继承他的一系有会正宗的称呼。他的再传弟子灵芝元照（公元一〇四八～一一一六年），原学天台宗，后即采取台宗之说以讲律，也批注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他对于《行事钞》的著书称《资持记》，就一些行仪如绕佛左右、衣制长短等都有不同的见解，于是别成资持宗。后来此宗独盛，传承不绝，并东传于日本。宋末宝佑六年（公元一二五八年）临安明庆闻思律师还请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记文入藏印行。
贤首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的理论，著名人物有长水子璇（？～公元一〇三八年）。他的师承不明，尝从琅琊慧觉（传临济宗汾阳善昭的禅法）学禅法，受到慧觉的启示，乃努力重兴华严宗，因之带有教禅一致的意味。其门下有晋水净源（公元一〇一一～一〇八八年），他虽然曾受学《华严经》于五台承迁和横潮明覃，但由于子璇的影响，推崇《起信》，以为从杜顺以来即或明或暗地引据《起信》而立观门，所以他在华严宗的传承上主张立马鸣为初祖，而构成北宗七祖之说。其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文宗的第四子，公元一〇五一～一一〇一年）入宋，曾就学于净源之门，后从高丽送回好多《华严经》的章疏，大大帮助了华严宗的复兴。到南宋时，净源的三传弟子有师会，批注了《一乘教义分齐章》，严格处理同教别教问题，而以恢复智俨、法藏的古义为言，他还批判了其前道亭和同时观复对于教判的说法。他的弟子希迪，颇能发挥其说。后人即并称他们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义和请准华严宗著述编入大藏，他又向高丽搜罗到智俨、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华严义学在南宋一代始终活跃。
慈恩宗入宋以来的传承不明，但继承五代的风气讲《唯识》、《百法》、《因明》各论的相继不绝。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继伦等。在译场的执事也多能讲诸论。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圣四年（公元一〇二六年）并编入大藏刻版。宣和初（公元一一一九年），真定龙兴寺守千（公元一〇六四～一一四三年）为一大家，他尝校勘道伦的《瑜伽师地论记》刊版流通。
天台宗经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向高丽求得重要著述而复兴，入宋以后的传承，从义寂（公元九一九～九八七年）、义通（公元九二七～九八八年）到慈云遵式（公元九六四～一〇三二年）、四明知礼（公元九六〇～一〇二八年）益趋兴盛。遵式尝于干兴元年（公元一〇二二年）在天竺替皇室行忏，并请得天台教典入藏（天圣四年编入），一宗的势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为重心。与四明同时而属于义寂同门慈光志因的一系有慈光晤恩（公元九一二～九八六年）、奉先源清（公元九九六顷）。源清传梵天庆昭（公元九六三～一〇一七年）、孤山智圆（公元九七六～一〇二二年）等，他们受了贤首、慈恩学说的影响，只信智顗《金光明经玄义》的略本为真作，而主张观心法门应该是真心观，即以心性真如为观察的对象，连带主张真心无性恶、真如随缘而起等说。这些主张都为相信《玄义》广本为真、专说妄心观的知礼所反对。知礼曾以七年的长时间和晤恩、智圆等往复辩难，意见终于不能一致，而分裂为两派，知礼等称为山家，即称晤恩等为山外。其后，知礼还阐明别教有但理（即真如）随缘，与圆教的性具随缘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说，以致引起门下仁岳（？～公元一〇六四年）和庆昭门下永嘉继齐等的异议。最后，仁岳和知礼法孙从义（公元一〇四二～一〇九一年）都反对山家之说，而有后山外一派（亦称杂传派）。不过知礼门下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继续发挥师说，影响甚大，终至以山家之说代表天台一家，而盛行于南宋之世。广智系有善月（公元一一四九～一二四一年）、宗晓（公元一一五一～一二一四年）、志盘（公元一二五三年前后）。志盘以着《佛祖统记》而著名。神照系有有严（公元一〇二一～一一〇一年）、了然（公元一〇七七～一一四一年）等。南屏系有宗印（公元一一四八～一二一三年）、法照（公元一一八五～一二七三年）、法云（公元一〇八八～一一五八年）。法云著作《翻译名义集》。宋代天台宗义也前后好几次对日本的台宗给予以影响。
由于禅宗排斥天台法统二十四祖之说，两宗中间已存在了一些矛盾见解。末后徽宗时（公元一一〇一～一一二五年）沙门清觉据杭州白云庵创立新教，称白云宗，即用天台之说排斥禅宗。此宗后来虽然备受禅宗的反对，但势力仍存。
律、贤、台等宗在修习方面，本来各有其观行法门，但宋代很多宗师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这就帮助了一般净土宗的传播。天台宗对净土的关系尤见密切，从知礼起就很重视智顗的《观经疏》，而用本宗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组织净土教，并还结念佛净社，集道俗近千人。其次遵式则重视《净土十疑论》，而采用天亲《往生论》的五念门，并参以忏愿仪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净业会。此外，智圆同样的阐扬《观经疏》。各人门下的传播也很广，如知礼门下的本如即继遵式之后结白莲社以弘扬净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响，以观心与念佛并重，而视同定慧之学，与持戒并为实践法门，其门下用钦跟着弘传。南宋初，天台学者道因，曾一度评破其说，但其门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华严宗因有普贤行愿求生西方的典据，开始净源即主张修习净土，后来义和提倡华严念佛三昧，也盛赞往生法门，但未能继续发展。另外，禅宗当云门盛时，像天衣义怀、照圆宗本、长芦宗赜等，都是禅净双修，而约集莲花等会。到南宋时，临济代兴，对这方面却无何进展。
至于纯粹的净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公元九五九～一〇二〇年）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在杭州西湖结净行社，集合僧俗千余人，提倡念佛。后来由于各宗都倾向修行净土的推动，各地结社集会益多，有些寺院还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的场所，就越加推广净土信仰于民间，而成为风俗。特别是一些居士也相随提倡，如冯揖之发起系念净土会，张轮之发起白莲社等，于是净土法门逐渐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宗四明、石芝宗晓所编《乐帮文类》里，即以莲社为专宗，和禅、教、律并称，还以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上承慧远为净土教的历代祖师。其后志盘更改定为七祖（从慧远而下为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又在净土信仰发展的中间，有关净土的《往生传》类也陆续传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盘都有这类著作，即于其中可见出净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实，这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个特点。
宋代禅教各家的理论组织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触既繁，乃引起种种反响。其初，一些儒家学者仍旧用传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着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觏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对于此等攻击却是用调和论来缓和。如契嵩作《辅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说儒佛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儒者间也出现了调和之说。如张商英、李纲等，都以为佛与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废。另一方面，由于禅宗的实践趋向于简易，理论典据又集中在有限的几部经论，如《华严》、《楞严》、《圆觉》、《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时也牵合到儒家的经典《中庸》来作解释，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养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终至构成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来和佛教相抗衡，这便是宋代勃兴的理学。
在理学的代表人物里，或则和禅师们有关系（如周濂溪、谢上蔡之和东林常总等往还），或则对禅家思想有深刻研究（如程明道出入于老释数十年，朱晦庵喜读大慧等语录），他们受到禅宗的影响都很显然。因之为理学中心的程朱一派，对宇宙本体的方面，用无极、太极以及理气等来作解释，就和禅家常提到的由真如生灭两门生一切法的说法相通。他们谈到人生问题，强调心性和天理，又推崇性善，以为人心本来具备伦理道德的标准，甚至借用佛教中自家宝藏的成语，这些也都和禅家的真心、性德说法有其渊源。至于在修养上，主张定性、居敬等等，也多少采用禅家的直指人心以及常惺惺的提撕精神。不过他们始终不满意于禅宗的顿悟、偏空，不能踏实穷理，又废除人事而陷于拘拘生死的自私。推究到性理方面，他们也批评了禅宗之以作用为性，而忽视了规范的天理意义。另外，陆象山一派创倡心学，以尊德性为主，和禅宗的思想更加接近，但依旧非难佛家之偏于出世。后人也看出他们这样的态度是阳儒而阴释。实际在当时，儒佛两家所维护的都偏于统治阶级的方面，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会有种种相通之点，是无怪其然的。
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于国外佛教界。如高丽，从五代以来常有禅师来华受学各宗禅法，归国开山。宋元丰末（公元一〇八五年）更有教家义天入宋，从汴京觉严寺有严、杭州大中祥符寺净源、从竦等学华严宗、天台宗，带回去章疏三千余卷，后编录刻入续藏经。他在高丽，宏传华严宗而外，还大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时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仅奝然、寂昭、成寻等三数人。他们多为巡礼圣迹，到过天台、五台等地。奝然还接受了宋帝赠送日本的新刻大藏经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携归，近年在像中还发现了当时装藏的各种宝贵文物。成寻也带去宋代新译和著述的印本。这些都丰富了日本佛教文化的内容。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骤繁，日僧入宋的极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几达百人，宋代禅宗和律宗即借以弘传于日本。如在南宋孝宗干道中（公元一一七一年），先有日僧觉阿、金庆入宋参灵隐远禅师，归国谈禅，引起日本佛教界极大注意。其后荣西于淳熙末（公元一一八七年）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怀敞禅师，师事五年，得了印可，回国提倡，因有临济寺的创立。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随其师明全于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一一二三年）入宋，历游天台、径山等处，从天童长翁如净得法而归，创曹洞宗。自后日僧来宋问禅者还很多，宋僧兰溪道隆也去日传授禅法，一时达于极盛。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一一九九年），日僧俊芿入宋，从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传）学律三年，又学禅，学天台，一共在宋十年，归创泉涌寺，大传律学。又有净业，于嘉定七年（公元一二一四年）入宋，就中峰铁翁学律，在宋十四年，归创戒光寺传律，与泉涌寺并峙。其后俊芿一系仍有入宋习律的，使宋代律学发生的影响益深。此外，宋代佛教也传播于回鹘、西夏等少数民族地区，佛经且转译为回鹘文和西夏文。
宋代的佛教文学、艺术也很有特色。当时禅宗盛行，各家都有语录，运用接近口语的文字记载，在体裁上别创新格，而影响到一般文学。特别是儒者的说理记录，也时常模仿它。还有俗讲变文一向在流行，并演变为唱曲，遭到国家法令的禁止，但俗文学中评话、小说及唱讲词本都已受其影响而益加发展了。在佛教艺术方面，塑像技巧，显著提高，而以写实见长，形像亦端严优美，能刻画性格。遗存的代表作品有麦积山石窟中供养人像、长清灵岩寺罗汉像、太湖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等。石刻比较稀见，但如杭州南山区飞来峰诸刻，又四川大足宝顶摩崖各像，都极生动精致，技巧也很洗练。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为常见，仅江西一省遗构即不下十处（如浮梁西塔寺塔为宋初建筑，安远无为塔为南宋建筑等）。又仁宗宝佑初（公元一〇四八～），开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舍利，其塔连基高二十余丈，周褐色琉璃结构，有铁塔之称，尤为特出。在绘画方面，则发挥宋画写实之长，多画观音、罗汉、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贾师古等。僧人以佛画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