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报》和青年文工团纪念晚会上演讲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纪念鲁迅先生13周年忌日，我们的心里大概都怀着一种希望，要多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以便拿他作我们自己的榜样。这个希望是很好的：我们应当不仅纪念鲁迅先生，还要学鲁迅先生。关于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关于鲁迅先生的爱与憎，我已经在别处说过几句话了。现在我再就他的风度，来向大家说几句话。
这可以分几方面来说。第一先说鲁迅先生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很勤苦，很朴素的。他的家庭是个破落的中等人家，他从小的生活就很艰苦。他幼年的时候，父亲常常害病，可是没有钱买药，所以常常要到当铺去当东西。治病的大夫开的药引，往往是很古怪的，例如原配对的蟋蟀，所以找起来也很辛苦。这样的幼年生活，使鲁迅先生练成了一生吃苦耐劳的习惯。
我和鲁迅先生认识，是在1924年。那时候他在教育部作佥事，算是不小的京官了，还在大学里教点书。今天的《天津日报》上登了鲁迅先生故居的照相，那时候他就是住在那里的。有一间被人叫作“老虎尾巴”的小屋，是他的书房和卧室。他写文章和读书时，坐一个藤椅。睡的是木板搭的床，盖的是布被。客少时也坐在这屋里，没有沙发，只有两张木椅，中间的茶几可以放放茶杯。穿的是布衣，冬天外面罩一件旧外套，我看至少穿过10年了。帽子也旧得很，记得有一次问他，他说也记不清戴了几年了。这就是当时已经名震全国的大作家的外表。
鲁迅先生在上海时，已经成为名闻世界的作家了，可是他的生活依然是朴素的。书房里安一个桌灯，他认为是奢侈。客厅里也没有沙发椅。衣服穿得也还是马马虎虎。有一次他去回看一个访过他的外国作家，阔旅馆里的开电梯的人员，几乎不愿把他开到楼上去，只是打量他的衣服。等到那个外国作家恭恭敬敬地陪送鲁迅先生从电梯下去的时候，开电梯的人才觉得惊讶，恭敬起来了。
第二，再说说鲁迅先生的做人态度。他是爱护孩子的，因为他觉得小孩子是将来的希望。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他对中国的旧封建思想猛力攻击；可是他发出一个有力的喊声：“救救孩子！”他不光说一句空话，他觉得中国太缺乏儿童文学，所以他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翻译《小约翰》《小彼得》和《表》。
他是爱护青年的。他为许多青年改校过稿子，有问题问到他，他一定详尽的回答。学生作爱国运动时，他总是爱护他们的。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更痛恨当时的官僚政客，用大无畏的精神加以攻击。结果黑名单上有了名字，丢了饭碗，不得不走出北京了。可是他以后战斗得更厉害，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影响着广大的青年群众，培养并教育了许多革命的战士。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战士，所以他对于从事革命运动的战友，爱得也更为热烈。反动派对他的迫害无论怎样凶，他一点也不畏惧屈服；所以毛主席赞扬他是骨头最硬的。
另一方面，鲁迅先生是主张打落水狗的。落水狗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敌人，像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鲁迅先生主张，对落水狗不能怜惜，非打到他死了，不足为害了才罢手。鲁迅先生发表了这篇主张打落水狗的文章之后，林语堂还画了一张鲁迅先生打落水狗的画。这样，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对于站在光明方面的朋友热烈的爱；对于站在黑暗方面的敌人，却拿打落水狗的态度去对待。
第三，我再就鲁迅先生做事方面说一说。鲁迅先生做事是脚踏实地的，负责任的。陈源教授看了林语堂那张画后，在骂鲁迅先生的文章中，说画上的鲁迅简直就是一个官僚；他当时不是在做着官吗？可是鲁迅先生做事一点官僚作风也没有，比许许多多并不做官的人好得万万倍。他做事常从远处着眼，可是也以认真的态度从小处下手。我拿两件相离很久的事来作例。鲁迅先生留学日本回来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做事。他提倡种树，别人都笑他傻；因为树要十年才长成，那些人却主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鲁迅先生提起这件事时，却说，只要给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在北京，他和几个青年设立了一个未名社。他的著作都亲自校三次至四次，几乎一个错字都没有。书的封皮也请人或自己设计，连颜色的浓淡都一丝不苟。广告也是自己动手写，平平实实，毫不欺骗读者。
这些是小事，但小事这样，大事更可知了。
第四，我们看看鲁迅先生读书是什么态度。他的读书可以说是眼到、心到、手到。他不仅看，还想，还抄；所以他在学问上能有那样的成就。他校嵇康的集子，下了很细心的功夫，用了可能找到的所有版本。《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都是编《中国小说史略》读书时钞集的材料。《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都可以看到他的眼到手到的功夫。
第五，我们再看看鲁迅先生著作的态度。他著作时是非常审慎的，一点也不草率从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多年研究的结果，是拓荒的作品，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能胜过它。可是陈源教授先暗暗影射这本书是“整大本的剽窃”，又在一封公开信里明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当时许多读者不明真相，都急于要看鲁迅先生对于陈源教授加给他的罪状，要怎样辩解。鲁迅先生笔战向无敌手，有许多读者疑心他这一回恐怕要败北了。我记得在《不是信》这篇答辩文章印出前去访问鲁迅先生，他说原想将盐谷温这部分书翻译出来，让读者们去客观地明了真相；可是觉得不值得费这样多精力，所以只说明二十八篇中只有第二篇，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是根据那本书的，但他的次序和意见却很不同。其余二十六篇他都有独立的准备。这与抄袭毫无相干，造谣者只是诽谤而已。文学史的工作他是念念不忘的，但是他说，可以让别人去完成这个不朽的大业吧，我还是去写点教授学者所不齿的杂文。
鲁迅先生在日本的声望很高，所以常常有日本人去访他。有些是虚心向他请教的，有些只为要得到见过鲁迅先生的荣耀；也偶有无聊的俗物或势利的帝国主义崇拜者。记不得哪一年，他谈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在朝鲜住过不少年的日本人去访他，鲁迅先生因为很关怀被日帝所奴役的朝鲜人民的情形，所以总询问民间的一切，自然多半得不到中肯的答话。那个日本人装作仿佛惋惜的口气说，朝鲜人民大概是没有什么大希望了，因为有个颇为普通的风气，表示他们是既无斗志，又是很懒惰的：许多人爱养鸟，常常捧着鸟笼，在外面一坐半天或甚至一整天。鲁迅先生以为这个日本人是闭着眼，或至多用一只眼看事的，没有答他什么话。
过一会，这个日本人又拿日本的情形和中国作起比较来了。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仅不对祖国护短，并极力批评本国的短处，对于别人的批评也是很乐听的。可是这个日本人对于朝鲜人民的态度，鲁迅先生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对中国的批评，鲁迅先生知道也不会出于善意。他说日本人的住房每天都要用水刷洗，所以整洁，比较起来，中国的住房是不干净的。若不出于那样日本人的口，这话本来谁也可以承认；但是因他批评朝鲜人民时所表现的自大和民族优越感，就使这本属平常的话着了令人厌恶的颜色。鲁迅先生回答他说：我们把鸟笼刷洗得干干净净，住屋呢，取其明朗高大，屋角里偶有点蜘蛛网之类，是不放在眼里的。鸟笼的比喻，是讥嘲日本人矜夸自己的住屋。
富于战斗精神的鲁迅先生，在人格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特色。第一，他的爱与憎不仅分明，而且深刻。他憎的对象是代表黑暗的，和人民为敌的一切反动势力。他对于他们的讽刺是刻毒的，对于他们的攻击是无情的。有人说，没有深的憎恨，就不能战胜敌人。鲁迅先生反对中庸和温和，对于做了落水狗的敌人也主张再打，也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对于向黑暗战斗的战士，他却怀着无限的热爱。他对瞿秋白先生的友爱，是大家都知道的。在瞿秋白死难以后，鲁迅先生费了许多心力搜集他的遗著，编为《海上述林》来纪念他。任国帧先生有一本小说译稿存在鲁迅先生那里，原是约定要当面校改过再印行的，因为鲁迅先生认为有这个必要；哪知任先生因为工作离开，这件事一直没有做好。后来任先生死难了，鲁迅先生沉痛地向我说起这件事，并要我用英文校看一回，因为译的时期较早，我们决定不印行。好多年后，鲁迅先生提起这件憾事还耿耿于心，痛恨反动派对于任先生的杀害。许多其他青年战士的丧生，也在他心里引起无限悲愤。柔石先生死难后，鲁迅先生写了一首挽诗，沉痛到使人每每流泪：
惯于长夜过春时，
携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夕夜。
有希望，想走向光明的青年得到鲁迅先生帮助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第二，鲁迅先生一点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态度是极度诚恳谦虚的。他早年的著述有时不署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一个特色。谢却别人代为谋取诺贝尔奖金，说自己还写不出叫《小约翰》那样的作品，态度也是很率真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访他，当时有人将他比作中国的高尔基，谈话时海婴顽皮地指着鲁迅先生说，“中国的高尔基呀！”鲁迅先生用手轻轻拍拍海婴的前额说：“莫听他们胡说，我哪里配！”那态度是极为慈爱，天真，诚实的，绝不是装出的谦虚。当时桌上有一盘糖，鲁迅先生给了海婴几块，笑着对我说：“他的目的在这里！”
第三，鲁迅先生是不脱离现实的，所以他能脚踏实地，精神永远年青进取。在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中，他所以总能站在前进的行列，一生从事不断的、英勇的战斗，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在创作方面，鲁迅先生也是不脱离现实。我在这里可以提一个小故事。鲁迅先生的第一个小说集《呐喊》出版后，轰动的情形是空前未有的。鲁迅先生的母亲读了后向人说，书里的人并没有什么出奇，多半是她都有些熟悉的。可见他的创作真是“从群众中来”。上面我曾说到有人提起《阿Q正传》在农民间发生的解放作用，也可见他的作品能够“回到群众中去”。
爱憎分明，持谦虚态度永远向前进步，从不脱离现实的鲁迅先生，是以战士的姿态出现的，他也将以战斗的姿态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1949年10月19日
1992年2月1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