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在母胎里一开始,就要同时光老人打交道,所以人的一生,就是这种贯彻始终的友谊的历史。我就从这个角度,简单谈谈一生的经历吧。

人的记忆,大体从三四岁时开始。我能回忆的最初事件,是看见院内摆着的准备焚化的纸糊轿马,知道长堂兄病故了,其次是在祖母弥留之际,院内点燃着两盏引魂灯,我仿佛看到祖母拄着杖,缓缓向另一世界走去了。这时我才恍然知道,时光对于人总有终点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恐怖,对于祖母,也只有作为儿童的怀念罢了。

在上小学的时期,三堂兄和几个同学时常在一起玩并谈笑。一次一个人说,长大了,要到天边玩玩去。三堂兄问他天边有多远哪,他说很远很远。三堂兄再问,天边以外有什么?他说是一片黑暗呗。三堂兄又问,黑暗以外还有什么?他就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了。

一次我们谈到开天辟地,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我的三堂兄又提出问题来了:开天辟地老早以前,是啥样子呀?这以前有多少年月呢?大家自然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啦。

小学儿童竟提出了时间和空间无限的大问题,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他的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至今记忆犹新。

长堂兄和祖母的死,使我对时光老人有了初步明确的认识;三堂兄的问题却又把我引进神话莫测的境地了。大概在小学后期,教师对我们进行了爱惜时光的教育,告诉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才初步了解,时光老人是我终生的伴侣,要学着怎样同他打交道。

在私塾里,我就读过《金缕曲》:“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塾师董卓堂和父亲总教导我要惜少年时,不要爱金缕衣,也就是世俗的物质享受。好花自然也不指这些,而是世间真善美的一切。他们的教导,我至今欣感。

在童年,我虽很少生病,身体却很弱。父母关心我的健康,给我吃过不少鸡蛋猪脑汤,牛骨髓油,还喝过人奶,我也认真上学校的体育课,课外也参加球戏,但没有效果。

考入阜阳第三师范时,我的体质并无改进,有一学期护理两个生病的同乡,几乎把我累垮了,但却没有病。体育老师王益恭对我很关怀,常常给我讲讲生理卫生常识。但他最使我感念的,是他坚持体育活动。他对一切体育技术都十分精通,特别精于各种球技,每次都亲自到场指导,人也和蔼可亲,很得学生的敬爱。两年的课外体育活动使我身心得到的益处,我终生难忘。前些天我对一位朋友说,现在常听到人大谈教育改革,未见实效,若硬性规定中小学必须坚持课后安排一小时体育活动,就可以立竿见影,使教育改革有个很好的开端。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海外奇谈,可我并不是在说笑话。

1923年秋,我转到北京崇实中学读书。那时候虽盛传韦丛芜和我是出席全国运动会的网球选手,我其实只有两把球拍,二三十分的技术水平。我们虽然照例上体操课,他已经有结核病的征兆,一位大夫说我脸色还不如他,恐怕活不到四十岁。那时我才二十岁,觉得同时光老人已经打过很长的交道,还可以和平共处,听到这个预言,也没有什么惊恐的感觉。

1925年秋,我到燕京大学读书了,大概是从莎士比亚的戏本里,偷窥到了时光老人的形象—一个把一切塞进自己背囊的小偷!这可引起我“小心扒手”的警惕了。当时韦丛芜已因肺结核吐血,只有我还肯和他同住一间卧室。那时候都相信只有晒太阳和吸新鲜空气可以治疗,他坚持严冬也要开着窗睡,我也只好奉陪,整夜呼吸北京的冷空气,冷风拂面,也不把头缩进被里。说起来也奇怪,我们没患一次感冒,大夫却批评我们冒肺炎的危险,太没有科学常识了。我们只笑笑,没有答什么话。这时我略有领悟:对待时光老人,三十六着,“顶”为上策。但怎样顶法,燕大并无此项选课,我也无心作专门的研究。

1926年12月,素园患肺结核大吐血病倒。一位德国大夫说,生命是无望的了。托人把他送进法国医院,经过一位法国大夫治疗和自己休养,以后又转到协和医院,以加强营养和卧床静养为主,一共经过了约三年时间,我们才送他到西山疗养院休养,于1932年8月去世。

素园病倒后,未名社的事只好由我接办了,第二年我从燕大休了学,以后未再回去。时光老人的狰狞面孔对朋友的凝视,也有几件不愉快的事压在心头,对我来说,这几年是艰苦的岁月。幸而时光老人对我很客气,没有用任何疾病折磨我。

1930年秋,我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我才二十六岁,离那位大夫预言的死期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想如何同时光老人打交道的问题,应当认真考虑一下了。虽然我听从一位同事的劝告,开始喝牛奶,听了一位学生的劝告,开始吃水果,但从面色和体态看,我都远远达不到健康的水平。读了一篇论散步的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作者说,他感到身心略有不适的时候,就请两位大夫给他治疗—他的左腿和右腿。在它们为他服务三小时之后,他在道旁小旅店一张桌旁坐下休息,喝杯咖啡,读一章心爱的书,身心便感到无比的舒畅。若抓住野草或树枝,爬上小小的土坡,闻着大地的泥土味,那亲切感使他终生难忘!

我想散步是容易学习的,立即实行。从女师院徒步走到北宁公园,在园内绕一圈回到学校,整一个小时,对我十分合适。回来后洗洗脸,略坐一会,喝两杯清茶,晚餐时稍休息一下,像上课一样,每工作五十分钟后休息十分钟,这样一连翻译读书7小时,还觉得轻松愉快。除了改变工作地点等势必短期改变生活方式外,这样散步的习惯,我一直坚持了近六十年,这对保持身体健康是大有好处的。

以后一个青年朋友教我划船,但为珍惜时间,只偶一为之。在不同时期,在北海、陶然亭和玄武湖,都同友人划过船,觉得是一种很令人愉快的运动,若能“偷得浮生半日闲”,我还希望能同知己的朋友一同划船谈谈天。

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后,我留在天津,续译《战争与和平》,午睡后,陪妻散步一小时,偶然折几枝小玫瑰,作瓶插,有时停在路旁,听一段无名的音乐家弹奏钢琴乐曲或拉小提琴。我们还笑谈到吉辛(G.Gissing)在《四季随笔》中感谢无名音乐家的文字。这些都是散步中无意的收获,所以散步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单调。

1938年秋,我去北平辅仁大学任教,家离北海公园很近,每天午睡后,我去登白塔,绕园走一周,回到家也正是一小时。有了孩子后,妻同我用小车推孩子同去;他们在湖边休息时,我还绕湖散散步,每天按时如此。多年后我们得知:我逃出北平后,跟踪我的日本特务三天后才发现我跑了,因为他们还照日常的情形向日寇宪兵队写报告!

这时除教书外,我还续译《战争与和平》,工作较重,我想应当加强锻炼。在严冬晚10点后,到大院里散步二十分钟,全身凉透,回房洗漱,睡得又香又甜,几年中我只患了一次轻微感冒。

逃出北平后,我先到北碚复旦大学教书,不久发现嘉陵江岸有一条宜于散步的沙土小径,我很高兴,很快就恢复了午睡后散步一小时的习惯。在平津这样大城市,有公园作活动的地方,所以我不像哈德生(H.W.Hudson)那样,对城市深恶痛绝,却较能欣赏兰姆(C.Lamb)在伦敦的闹街信步,而能雍容自如。但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散步还是在郊外好,因为可以有意外的美好收获。我记得在嘉陵江岸散步时,曾就所见所感,口占一首绝句:

曾记温泉晚渡头,

斜阳帆影恋碧流。

今朝白鹤腾空内,

不负此番万里游。

斜阳帆影,白鹤腾空,在城市里是看不到的嘛。一位朋友读诗后从城市匆匆回到乡间,想来不是偶然的了。

在北碚不到一年,我转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若要散步,只有爬石铺的山坡,一上来很吃力,以后惯了,觉得比走平路还有趣,有时一走三个小时。记得也写过几首绝句,都是实际经验的记录,其中有:

山回路转白云梯,

翠竹枝头一鸟啼。

羽睐斜阳歌宛转,

倩音似叹行人稀。

更值得珍惜的是我深深体会到了“落花寂寂”“鸟鸣山更幽”是怎样的诗的境界!

当然,在人的一生中,要多方面地同时光老人打交道,方法千差万别。编辑同志约我写稿的时候,似乎要向我探索长寿秘诀,所以我写写坚持了几十年的散步,作为逃避被时光老人装入背囊的方法,奉献给大家。不过,我的生活无论怎样贫乏,一生总还不能只专散步一科。在偷窃到时光老人的形象之后,一位青年朋友写信给我,叹韶光似水,青春易逝,我用一首绝句劝她:

狡猾时光一小偷,

背囊无底日搜求。

春花秋月争先享,

剩滓残渣为彼留。

自然,我这里所说的春花秋月,只代表世间真善美的事物。

另一位感到老之已至的朋友给我写信诉苦,叹往事如烟,一去不返。我也赠一首绝句劝慰她:

往事如烟去不还,

追思回味一番番。

时光老贼蹙眉叹:

生命循环态万千。

希腊的哲人说,人不可能在同一川流中沐浴两次,固然是对的,但回思愉快的往事,往往也可得到在同一川流中再沐浴一次的欢乐,这大概是人人都有的经验。

同时光老人打交道,实际就是如何对待人生的问题,我拉杂写的这点意见,十分浅薄。关于这个问题,我最后提出一个英国诗人和一位英国哲学家的态度,供大家参考。

诗人兰多(Savage Landor)写过这样几行诗:

我在生命的火前

温暖我的双手!

一旦生命的火消沉,

我愿悄然长逝。

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一篇散文中说:“使你兴趣逐渐更为广阔,更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直到‘自我’这堵墙一点一点后退,你的生活越来越消失在宇宙的生命之中,人的个人生存应当像一条河,起始很小,窄窄地夹在两岸之间,猛冲过岩石和瀑布,渐渐地河变宽了,岸向后退,水流得更为安静,最后见不到任何破绽,河水消失在海洋里了,并无痛苦地失去自己的存在。”

1991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