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喜欢做梦。不但晚上会做梦，有时连白天也会做梦。我梦见自己有一天能做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后来我又梦见自己成为社会革命家，轰轰烈烈地替社会干一番事业。
南来之后，不知不觉地已经过了许多年。在这期间，我做梦的时间减少了。偶尔瞪着眼睛做梦，我再也不会像从前那么天真，想做什么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甚至什么社会革命家了。换句话说，我一心一意地只想做一个家——头家。
提起头家，我觉得这比较做文学家还没有把握。我自知既没有天才，又不够努力，到如今还没有写过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但是我可以自豪的，就是中文能写信，西文能翻字典，光是这一点本领，虽不能使自己列足于文人学士之林，至少总可以算个正牌的读书人。
至于做头家，这真是难如登青天。新加坡的几间大银行、大树胶公司，资本都超过10000万元。照我目前每月节衣缩食地储蓄了100元的比例来看，起码须储蓄10万年，才能够跟几间大银行、大公司的头家分庭抗礼。做头家是毫无希望，这事情自己比较任何人还明白。
有时扪心自问，大头家既然做不成，那么开半间咖啡店，过着头家的瘾也不坏。可是这儿较大的咖啡店，资金也在10万元以上，自己凑来凑去，至多能够筹到3000元。这样一来，就在咖啡店的行列中，不但第一流的地位保不住，而且连第九流的地位也成问题。
做头家既然这么困难，我想改变方针，做个不用本钱的社会事业家。不过这一类工作，对我也不大适合。第一，我虽然爱散步，但这只限于穿背心短裤的轻便装束，要我穿着得整整齐齐，一天连赴几个会，这种苦差我实在不敢领教。第二，做社会事业家的人，必须头脑单纯，同时，须具备一副金声玉振的嗓子，逢会必到，到必演说，演说的结尾，必须直着喉咙，高声大喊拥护这个，打倒那个。我是个与世无争、与人无忤的人，要我盲目地拥护这个，打倒那个，这可不行。
凭着这点自知之明，头家的美梦已醒，社会事业家的工作根本不敢尝试。为求心安理得起见，我决心做个闲人，每天读读书，看看报，喝喝茶，聊聊天。假如有些新见解，而且值得公开的时候，我就把它们记载下来，交给报纸的副刊发表。我知道副刊的编辑先生最爱短小精悍的面对现实的文章，所以我的《闲人杂记》谅不至给编辑先生扔在字纸篓里罢。
普通著作家，总是先写完书，然后才写序。我因为要急急表白自己的身份，免得有人看了“闲人”二字，误会我为大头家或社会事业家，所以在没写正文之前，特地写个序，说明写杂记的缘起，这种“非正统”的办法，望读者不要见笑为幸！
1955年4月18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