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承认巴刹是南洋社会生活的中心，那么你须知巴刹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
记得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位熟人拉了另一个熟人请我吃饭。你猜，他们请我到什么地方去？原来他们就请我到一个巴刹。
恕我坦白说一句，像那巴刹的所在，起初我是看不惯的。厨房和饭厅连在一起，这根本上违背了孟夫子的教训：“君子远庖厨。”屋子那么潮湿，地方那么狭窄，没有加过油漆的桌子和长櫈子，没有精致的碗儿碟儿及其他用具，一切的一切，都表现着农村的粗线条的作风。想不到在新加坡的市中心区居然可以找得到这么一个所在。
南洋人很热情，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热情的程度与地理和教育很有关系。离大都市越远的人，他们的热情越高；相反的，便很低；受教育越高的人，他们的热情越低；相反的，便越高。家里越穷的人，对于朋友倒表现得很客气；家里有钱的人，对于朋友反而表现得很疏远。虽然任何原则都有例外，刚才我所说的这番话，也是如此。
由于粗线条的作风很流行，这儿一切的表现都是粗犷。往好里说，这是够爽快；往坏里说，这未免太缺乏风雅了。
南洋有的是高楼大厦，这些高楼大厦，宽敞有余，风雅不足。许多有钱人的大客厅，除沙发椅、收音机、钢琴、麻雀台比较漂亮外，墙壁上，光挞挞的一无所有。说来说去，倒是百扇斋主人黄曼士先生的府上还能够保留故国的流风余韵。别的不用说，光是他每月更换一次的名家的字画，真是满目琳琅，值得你低徊留连而舍不得离开了。
住宅既然不考究风雅，饮食更是漠不关心。我曾说，巴刹的文化是“杂”得有趣，其实“杂”就是“纯”的反面，不“纯”就不够风雅。我承认新加坡的中国菜远胜巴黎、罗马、伦敦；我也承认这儿比较曼谷、西贡更高明；但比起香港来，这儿已算落后。假如和北京、上海、福州、广州、成都相较，这简直不成比例。
在华洋杂处的南洋，它的中国菜的特点，又是“杂”。李鸿章所发明的名菜“杂碎”固然可应用于八千里外的伦敦，也可应用于南洋各地。
年来新加坡新创办了两三间大酒楼，从香港请到几个名厨，所以在饮食上比较考究些。同时，因为这两三间大酒楼的烹调脍炙人口，其他酒楼也努力向它们看齐。
三代富，才懂得食的滋味，所以要谈风雅，也需要时间孕育，短期间内绝对办不到。
1955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