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公民，不再是奴才。”高德根先生曾作这个豪语。
本来人民有纳税的义务，应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假如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被剥削，单纯要他们纳税，“有纳税而没有代表”，这似乎不大公道。
新加坡、马来亚，甚至整个南洋，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么繁荣的地步，一面是借重于欧洲人的现代科学，一面是得力于全体华人的胼手胝足，殚精竭思。虽然二者对于新加坡、马来亚，甚至整个南洋，都有伟大的贡献，但是结果却两样。欧洲人一来受高薪，在这儿养尊处优，干了二三十年，然后把相当可观的储蓄及养老金带回故乡去颐养暮年。华人到这儿来，大多数都卖苦力，以宝贵的生命，换回仅够糊口的工资，其中固然也有特出的运筹帷幄的人才，在工商界扶摇直上，不过这种人是屈指可数的。虽然如此，他们所赚的钱，仍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在这儿购置产业，建筑高楼大厦，一切行动，无非有利于当地市容的发展，充实当地经济的力量。
可是他们毕生的努力，竟得不到别人的青睐。欧洲人是来自号称法治的国家，他们凡事必诉诸法律，这本来是个好事情；不过法律是人为的，假如立法的人，昧于人情，不通晓当地人心的向背，结果，仅剩下枯燥的法律条例，这对于应兴应革的事情，实在走不通。
照当地的法律，凡是在本地出生的才算是当地的公民，由外地来的，不管在这儿干了几十年掀天揭地的大事业，仍算是“外人”。其实，新加坡、马来亚，甚至整个南洋，能够有这么一天，“外人”的力量和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新加坡的李光前、陈六使、高德根、李俊承，是从中国来的；槟城的林连登及已故的叶祖意也是从中国来的；印尼的黄仲涵、菲律宾的李清泉、越南的黄仲训也是从中国来的；而开发婆罗洲的英雄黄乃裳更是从中国来的；他们对于南洋各地的贡献既如此，他们所受的待遇又如彼，这似乎使人觉得稍欠公平。
光就新加坡而论，目前执工商业甚至文化教育界的牛耳的，十九是来自中国，可是他们格于法令，只有纳税的义务，没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这对于当地政府是个无可补偿的大损失。
由于移民条例的过分严厉，国内有识见有胆量的创业人才（包括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再也不容易进来了。这种新的血液的停止输入，已够使南洋社会的进步受阻碍，假如连现有对于当地事业有很大贡献的华人也得不到公民权，使他们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那损失的严重更不用我细说了。
1955年8月4日
按：自1957年起，新马的华人已经取得公民权，成为当地公民，关于争取公民权的经过，各界人士出力甚多，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连瀛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