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8年到1949年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文坛上的盟主，前后有两个人——梁任公和胡适之。他们两人在中国文坛上都发生过相当作用。谈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人，无论你赞成或反对，多少总要把他们提一笔。
梁启超的旧学的基础极为深厚。光是那部《史记》，他真是读到烂熟，熟能生巧，所以他的笔锋非常犀利，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他要读者流泪，读者不能不为他流泪；他要读者兴奋，读者不能不为他兴奋。一枝笔杆给他耍得溜溜转，读者“眼花缭乱口无言”。读他的文章如看跑马，如看舞蹈，读者的心情完全给当前的人物控制住，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一位汉学家说，梁任公的文字是三百年来得未曾有。事实上，把他的文章和唐宋八大家放在一起，他至少可以使柳宗元、苏洵、苏辙、曾巩等人黯然失色。
比起梁任公来，胡适之算是后起之秀。因为时代关系，晚辈的人有机会出洋，学习英语，吸收新知识，这是晚辈的人占便宜的地方。当五四运动后的几年间，胡适之宛若一颗明星，荣膺“学贯东西”的徽号。老辈的人看他会谈先秦诸子的哲学，个个另眼相看；青年人看他会谈易卜生、杜威，个个觉得他很了不起。不过他站在中国文坛盟主的地位不算太久，到了中国大革命后，他的地位已经动摇了。到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后，他已经不能发生领导作用了。相反的，他是一步一步往做官这条路走，而《独立评论》就是他及其同党（不到二十人）的敲门砖。虽然后来因缘时会，他及同同党个个做大官，但他的言论既不发生作用，他的学术工作也随卢沟桥的炮声告一结束。
无所讳言，梁任公和胡适之在中国文坛都露过头角。他们以“启蒙家”自居，凡是新的东西都好，贪多嚼不烂，致流于浅薄，这是他们最大的毛病。
严格说来，他们两人仅能算是“文章家”（Essayist），对于纯文学，如诗歌、小说、戏剧，都是轻尝浅试，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大部头的有系统的著作。梁任公除《饮冰室文集》外，专门的著作仅算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两种；胡适之除他的文存外，专门的著作仅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过梁、胡都有他们的地位，这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的启蒙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就说论文，梁远胜胡，因为文章除需要深刻的学理，丰富的常识外，最重要的是情感。别的不用说，光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材料的真实性上虽然要让当代英国史家特里维扬（G. M. Trevelyan）；论文章的生动，梁任公仍是此中能手，值得后人一读再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