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几个朋友闲谈过去中国学术界的现象，大家认为中国学术之所以不发达的原因，是由于学人的生活太不安定。就教员而论，平时他们的收入太低，单教一间学校，绝对不够开支；他们必须兼教下午班或夜学，甚至兼任一间公司或公馆的文牍或坐办，才可以把开门七件事打发过去。平时的忙迫，这还有理可说，到了放暑假或年假期间，他们照理可以享受两三个月的清福，看看书报，写写东西，或者到国内外的名山胜水去遨游一番，以便拜访名师，结交良友，增益不少见闻。壮游归来，精神奕奕，这时候他们如继续在学校教书，工作的效率固然可以增加；如能忙里偷闲来写作，他们也不怕没有材料。
但是，过去的教育界老是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董事一更动，校长也跟着更动；到了新校长上任，不但教员的位置不能确保，连校丁、厨房的饭碗也跟着跳舞。我常说，在产业落后的旧中国社会里，大家是过着“轮流失业”的生活。为保持这份仅够糊口的职业，到了假期间，一般教员仍不能够集中精神，从事思想上的训练，学问上的积聚，文学上的锻炼。
教员如此，单纯靠卖文为生的人更见悲惨。教员的待遇虽差，但至少有固定的收入，可以按时交给妻子去定预算。单纯靠卖文为生的人，他们是没有固定的薪水可拿的。初出茅庐的作家，因为名气不大，投稿没有人要，稿子寄出去，永远没有下文。为着急急求售，他们不能不乞灵于“文棍”。“文棍”的墨水虽吃得不多，但他们的交际手腕相当灵活，许多门路都走得通。初出茅庐的作家，只好以文稿卖给“文棍”，然后用“文棍”的大名拿到报纸杂志去发表，文棍得大钱，初出茅庐的作家得小钱，无论如何，这比较分文没有收入好得多。
教员的待遇既如彼，作家的报酬又如此，这难怪我们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出来！
中国历史上，许多人才都由书院出来。在书院里，从山长（即院长）到学员都有固定的薪俸，他们的生活安定，“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整天聚精会神地来搞学问，益以良师益友的观摩，除白痴外，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成材。
英国务大学的学侣制度（Fellows）是培养人才最好的办法，它的作用跟中国古代的书院相去不远。“礼失求诸野”，想不到古代中国的良好的制度，倒由外国的著名大学来实施。
学侣制度的最大好处，就在于生活安定。他们不受外物的诱惑，不受生活的鞭策，专心一志地研究一两个专门问题，久而久之，自成家数。
郭沫若先生有个名句：“一篇秋水一壶茶。”的确，一个学人如有机会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平居无事，泡了一壶清茶来看看《秋水篇》，这种乐趣绝不是名利中人所能想象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