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别号“无冕王”，因为他具备这么伟大的权威，所以当新闻记者的人，必须有特出的才具，兼人的能力，这才能够负起他所应负的责任。
在英国的新闻史上，初期曾产生了几位出类拔萃的人才：艾迪生（J. Addison, 1672—1719）、斯梯尔（R. Steele, 1672—1729）、斯威夫特（J. Swift, 1667—1745）、德浮（Detoe, 1661—1731）。这几位健将，都是一代文豪，雄于诗，长于文，寄情于小说戏剧，而观察的深刻，笔锋的犀利，辞藻的美丽，简直使英国文学史变成有声有色的宝库。
在《中国报纸的风格》一文里，我曾说：“伦敦《泰晤士报》的特派员的资格，等于民间的公使或大使，他们的影响之大，绝不容人忽视。”当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我的创见。今天看书，才知道美国的大文豪兼政治家的林肯总统也有这种主张。据说，林肯的欢迎《泰晤士报》的记者罗素（W. H. Russell），好像他欢迎一位外国公使那样客气。事实上，林肯曾对罗素说：《泰晤士报》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也许密西西比河可以算是个例外。
我引林肯的例子，并不是论英雄所见略同，而是想借重他的谠论来加强我的论据罢了。
自有现代式的报纸以来，中国曾培植了不少大文豪、大政治家。那些和近代中国文学史、政治史结不解缘的人物，他们曾把生命交给报纸。至于那些副刊或杂志培植出来的文人学者，更是车载斗量。我们敢说，没有《晨报副刊》，冰心和徐志摩也许会被埋没；没有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社，那一二十名文坛健将很可能会风流云散；没有《生活周刊》、《观察周刊》，那些脍炙人口的通讯便没有发表的地方。换句话说，报纸靠能干的记者来发挥它的力量，记者也需要报纸这地盘来表演他们的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的报纸越来越政治化，有的报纸越来越商业化。前者等于政府和政党的斗争的工具，言论清一色的“左”倾或“右”倾；整齐固然整齐，单调却是这种报纸的致命伤。后者是唯利是视，营业的利益高于一切，广告主顾的行踪，有时也许会挤掉富有价值的新闻。
在政治化和商业化双方夹攻下，遭殃的就是富有正义感的文人。目前各国报纸的数量都与日俱增，不但英国的《世界新闻》，每天可出纸七八百万份，连日本的《朝日新闻》，每天也可出纸四百万份。至于美国的通俗杂志，如《读者文摘》，它在各国都有各种不同的版本，销路总数据说已达两千万份。这正是新闻事业发达的象征。
报纸杂志进步得这样快，但是应运而生的大文豪呢，恕我孤陋寡闻，却是百不得一，万不得一，这儿可见记者才具的培养，并不如制造机器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