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年初一执笔写文章，到了今天除夕，仍须伏案为文。回头计算一下，在过去这一年间，自己曾写过几篇值得一读的文章？自己曾造成几个惊人的警句？自己对于转移风俗、启发民智、推翻旧制度、建树新规模等工作尽过什么力量？发生了什么影响？惭愧！惭愧！真是一无所有。一年的努力，尽付东流。当我引用“只道文章不值钱”这个句子的时候，自己除饮泣吞声外，还有什么话可说。
在南洋搞文化工作，地位远不如舞女。当一个年轻貌美的舞女下海的时候，一般征声逐色的公子哥儿、富商巨贾，至少也会送她一辆汽车，几克拉钻石戒指。在她还未到人老珠黄之前，谁都要拜倒石榴裙下，谁都要受她的指挥。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她自我陶醉一番。
南洋文人的地位，至多等于“财副”。呼之而来，挥之而去。不过“财副”在商场待久了，多少懂得做生意，搞好社会关系。一旦他要自立门户，独树一帜，问题并不十分困难。
文人没有一点便利，却有一切的不便利。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人做的是没有本钱的生意，拿起粉笔，就可以教书；拿起朱笔，便可替人改稿。不知道在他们没有拿起粉笔和朱笔之前，他们须受过长期的训练。假如拿算盘来做个结算，做文人的确是宗赔本的生意。
话又说回来。做文人须像顶天立地的革命家，入死出生的探险家，摩顶放踵的宗教家一样，第一为志愿，第二为兴趣。只要意志坚定，兴趣浓厚，这才视苦如饴，履险如夷，挨饿等于节食养生，坐监等于强迫休息。你瞧，一个人把生死、夭寿、荣辱、贵贱、富贫等世俗问题看透，他这才能够天君泰然，毫无俗累。古人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关键只在前者具备高尚的志愿，浓厚的兴趣。只因他具备高尚的志愿，浓厚的兴趣，所以他愿意“浑然与天地为一体”，不跟庸夫俗子争一日的短长。
假如立志做文人的人都能够这样存心，把教育后进或名山事业当做自己的生命所寄托的东西，那么他卖力气，多教一点钟书，他会觉得这是培养天下的英才，心里将有说不出的快乐。同样的，他写了一篇好文章，画一幅好画，拿给亲友传观，在大家来击节赞赏的时候，这种乐趣绝不亚于造谣生事、出卖良心的政客得了一个大勋章。用太史公的笔法来说，政客都是“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而真正有学问有品格的文人，却成为万流景仰的对象。
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大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文人是不可为而又可为。只要每个文人以大众的幸福为前提，把他个人的穷通利达放在脑后，那么他将感觉很大的乐趣。谁敢说文章不值钱呢？
1956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