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居苦热。吃完晚饭后，掇了几张破藤椅到斗室外的空地上乘凉，一天的疲劳，经过冲凉和喝了咖啡后，精神稍微恢复过来。孩子们一天没有见到爸爸，这时候和我特别亲密。他们也拿了小凳子，靠拢我的周围，要我讲些故事。起初我当然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接着，他们要听“爸爸的故事”，我随便把儿童时代刻苦用功的经过跟他们提一提。我的话没有说完，他们已经受感动到流着眼泪了。此风一开，孩子们好像着了魔一样，每次和我谈天时，总要我讲“爸爸的故事”，而且越听越觉得有兴趣。我不胜其扰，只好答应他们说，有空的时候，我可以把“爸爸的故事”写些出来给他们看。我用了这种缓兵之计后，他们果然平静了许多。于是，我来个反要求，要他们把平时所听的故事讲一两个给我听。他们想了半天，连一个也说不出来。这时候，他们才开始知道，由听故事到讲故事是有相当距离；而我更深切了解，从随便谈谈到认真下笔写作文又有相当距离。
自我答应把过去的经验写出来之后，他们不再来麻烦了。但是，小孩是不可以欺骗的，我既然答应写，只好硬着头皮写，结果，就写成这么一本小书。
老实说，像我这样再平凡不过的人，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可以值得纪念的。我只凭个人及少数朋友的力量，从福建的一个乡下跑出来读书，希望“学成”之后，替国家、替社会、替人类做一点事情。可是从三十到四十这一段最宝贵的十年间，却整天在逃难中渡过了。学问固然没有成熟，事业更无从谈起。“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名利观念那么淡薄的陶渊明还有这样的感觉，何况修养还没有到家的我，怎能不感到内心的空虚？
在时间上，这二十多篇短文是连续的，在布局上每篇各有独立的性质的，因为我写作时，只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写出来，自成段落；同时，因篇幅关系，卷帙不宜太厚，免得加重读者的负担。好在我不是开流水账，而是学习写作；一谈写作，当然要顾到完整与统一；要顾到完整与统一，许多琐事只好割爱了。
在旧社会里，饱经世故的人，不但喜怒不形于色，而且时常爱说东家长、西家短，专门拿别人来开玩笑，自己的事情却守口如瓶。他们这种作风固然可以说是老奸巨猾，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环境的过分恶劣，使人不能不采取保护色。在新社会里，自我坦白，自我批评，变成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事实上，这种作风早在2500年前，曾参已经试用过。曾子的“三省”，这岂不是道地的自我批评？
稿子整理竣事，心里倒觉得无限的悲哀。青年的黄金时代就像小鸟一样飞去，永远不会回来吗？
1952年5月1日劳动节志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