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世业农，家住在离城五里的秦溪乡。福安的农村多是聚族而居，而秦溪这个村十九都是我们的同宗的发祥地。到了曾祖父腾霄公，他在科举上稍露头角，于是我们的家便从乡下搬到城里来。祖父、叔祖父、父亲也继续举业，而且有相当成就，所以我从小听见家里长辈跟人家谈天，总要夸耀我们是个“书香之家”。
自科举废后，新式学校代之而兴。故乡城里有两间小学，第一小学的前身即紫阳书院，第二小学雄踞龟山的阿婆庙，背山面湖，气象万千，所以叫做湖山小学。离城30里的重镇——穆阳——也有两间，一间叫做同文，另一间叫做振兴。除四间小学外，剩下只有国民学校。当时的编制，所谓小学，就是高级小学，三年毕业；而国民学校，相当初级小学，四年毕业。起初是用《最新教科书》，到了我上学时已经改用《共和国教科书》了。
我五岁发蒙，父亲绶昌公（字云孙）教我一首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父亲朗诵了两遍，解释完，我马上脱口背出来。父亲很高兴，到处夸耀我；母亲更幽默地加上两句：“龙生龙子，虎生豹儿。”在父母的交口称誉下，我很快养成自尊心自信心。那时我家的厅堂挂着七八副对联板，联板上写着格言式的对联，言简意赅，多是古人从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心得语；而当地书家送给我们家里的条幅，里边有“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句子。这两句话在儿童的心坎里的作用，宛若拿破仑的豪语：“困难这个字，在法国词典里找不到。”
我7岁那年（1914年），父亲到穆洋同文学校去当国文教师，他把我带在身边，以便亲自教导。他教书既认真，解释又明白，所以我进步得不算慢。他教我跟家里人通信，先把内容将乡音讲了一遍，然后命我笔记下来。接着，他给我一再改正；就这样加紧教导，努力学习，不知不觉中我对书本发生浓厚的兴趣。第二年我又跟父亲到同文去读书，不幸上课不及一月，父亲患着重病回家，竟至不起。父亲死时，家徒四壁，他的唯一的储蓄仅有11块大洋和几亩薄田。茫茫人海，举目无亲，老母孤儿，相依为命。幸赖慈祥和蔼的母亲，负起理家的重任。她咬紧牙关，日夜做针黹来补助家用。她把整个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从来没有大声骂过我。相反的，她只有鼓励我、督促我。母亲这种人格的陶冶，好像父亲给我的学问的指导一样，是我所接受的最光荣的遗产。
父亲的丧事过后，我便转到第一小学去读书。校长为郭季陶先生，国文教员为李𦒋青先生（字叔樵）、余之俊先生，图画体操为郭杏春先生（字剑狂）；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故乡的名士，尤其是叔樵先生，他喜欢做诗，著有《叔樵诗钞》行世，备受社会的尊崇。那时我是全校最小的一个，体操堂排起队时，我老是殿军。同班学友和我的年龄上下的有冯列山兄，吴清友兄，其余的都是大个子。我所喜欢的功课，除国文史地外，便是唱歌，而且唱的是高音，虽然开口时两颊的青筋几乎都要爆出来。
在小学读了三年书，考试的成绩虽不错，其实是一窍不通。我可以算得出来的心得，就是叔樵先生偶尔在黑板上抄写几首李白和杜甫的诗篇，其他功课都随试卷交回给老师了。
在小学期间，作文一点也没有进步，为的是胸无点墨。当时有几位同学，无论老师出什么题目，差不多是千篇一律地用“人生在世”开头，用“可不畏哉？”“其可忽乎哉？”等成语来结束。这儿我深信杜甫的佳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至理名言。“万卷”二字指博，“破”字指精；既精且博，然后下笔为文，自有左右逢源之乐。
11岁（1918年）的夏天，我毕业离校，学校的工友还用黄纸的报单到我的家里的厅堂上张贴，一面在大门外用“双响”的爆竹连放几十个。邻居的亲戚朋友向我道喜，我却眼前昏黑，感到莫名其妙的悲哀。因为那时故乡没有中学，要继续读书，必须到福宁府或福州去升学，才有办法。这计划我的经济环境绝对不允许。待在家乡，只有到商店做学徒一条路。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简直是个大侮辱。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少年好胜的心理，有时未免会误事。假如当时一直在家乡学习做生意，打算盘，恐怕我早已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思想积极一点，可做民族资本家；意志消沉一些，也可以做个慈善家；至少比现在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景况好得多。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对于金钱这东西从来不大重视。当时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石崇”的大名，我却时常听过。我怀疑石崇那么豪富，除个人的享受比较舒适外，对于社会到底有什么贡献。一个人对于社会如没有贡献，实等于废人；废人的生活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我决定不走这一条路。
主意一定，前途顿现光明。我觉得到外地去升学暂时虽没有希望，但是在家乡读书的机会却很多。我自动地向叔祖枝芬公（即祖父枝芳公的胞弟）请教古文。他是拔贡出身，对于旧诗古文的造诣很深，尤其高声朗诵的工夫相当到家。我给他指导了半年，很快便学会这一套；可惜他年老多病，精神不继，所以到了第二年，我便正式拜阮寿崖先生为师。
阮先生的私塾以严格出名。假如学生书背不出来，他就把那书桌上的戒尺无情地向你的头上乱打乱敲，同时，还大声喊骂。在他的指导下，我一气读完《四书》、《左传》、《诗经》、《幼学琼林》、《千家诗》。少年的记忆力很强，新书读了三五遍，便能成诵，虽然里边的意义还不大了解。私塾最大的好处，就是因材施教。天分高的学生可以多读，读完一部又读第二部；资质较低的学生，先生也不勉强。还有一层，已经读完的书，先生仍旧要你继续温习，重新背诵。因此，我们几位程度较高的同学，每天对先生背书时，桌上的书总是高高一大堆。朱子所谓“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读书法，这只有私塾可以做得到。
第三年，阮先生不幸弃世。我跟萧向华先生学习。他教我读《礼记》、《尔雅》及反切的方法。那时我的心志有些浮动，不够沉着，所以心得不多。
第四年，我找到一位好老师，他是李肯基先生（字馥园），即诗人叔樵先生的胞叔。李先生的私塾别号“尊经书室”。他注重讲解，同时每月按期——即旧历初一、初七、十三、十九、二十五——监督我们做一首诗和一篇文。这时我已经有几十本读得烂熟的旧书做底子，所以他稍微一启迪，我就感觉津津有味。他采用小组教导制，每天给我们讲授《东莱博议》和《纲鉴易知录》，提高我们读史的兴趣，加强我们写作的能力。他批改诗文，又快又好；改完之后，让我们再抄一遍，然后用红笔密圈，从头圈到底；遇有得意的句子，还加上双圈与眉批。这种精神上的鼓励，使我们益发向学。我把李先生替我改正的文稿汇订成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未定稿”三字，放在我家里的书桌上，遇有长辈到我家里来找我的叔祖闲谈的时候，我顺便把我的窗课请教他们。他们夸耀我，并且称赞我的老师及我的先君。这儿我知道教导儿童的方法，优良的模范好过呆板的教条，积极的鼓励胜似严厉的詈骂责罚。
第五年，我继续在“尊经书室”读了半年。这些日子过得很舒服。因为我不但得到一位良师，而且交了几个益友。我们每月有一次集会，由几位有钱的朋友设宴招待，醉饱之余，还即席吟诗，看大家的表情，的确是个个自命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