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15岁（1922年）那年的正月，我的母亲患着重病；乡下没有好医生，家里人患着重病，除求神问卜，听天由命外，只有死路一条。我还记得母亲逝世那一天，刚好是迎神的日期，全城的男女老幼，好像疯狂一样，跑到街上去看热闹，而我的家里却发生这个大变故。别人欢乐，自己悲哀，心里倍觉难过。
母亲的死，使我的生活起个大转变。从前家贫亲老，我只好留在乡下，希望找个小职业来奉养母亲。现在她老人家不幸弃我而长逝，我没有逗留在家乡的必要。我决定到外地去升学，甚至准备投笔从军，说不定在唇枪舌剑，或弹雨枪林中能够找到我的生命。
那年上半年，我还在家乡“尊经书室”读书，但我对于升学的志愿一点也没有松懈下去。我时常打听由家乡到福州的路线及盘费。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只要离开家乡，马上会找到发展的机会。凑巧那年的暑假，我有个朋友连晋坤先生从福州回来，他时常跟我在一起玩。由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是福州的一间教会学校（三一中学）的学生，他的英文大约有新加坡英校三四年级的程度，但他说话的时候，时常插些英文的句子及新名词，这些东西我是一窍不通，所以心里又羡慕，又惭愧。羡慕的是人家有那么大的学问，能够赶上大时代；惭愧的是自己除稍微认识一些旧书外，对于新世界、新人物，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曾为这些问题烦恼，但是要怎样才可找到门路，自己却没有把握。
在一次谈话中，晋坤先生告诉我说，读英文的人可以做邮政和海关的职员，尤其海关，薪水高，生活安定，以后年功加俸，干了20年便可退休体。退休之后，一面有巨额的养老金，一面可动用平生的储蓄，到世界各国的名山胜水去游历，过着优哉游哉最写意的生活。自小对于旅行有浓厚的兴趣的我，听了他这一席话，简直有一点飘飘然。
主意已定，我决心开始学习英文，拼了个把月工夫，好容易读完一本。那时，中华圣公会在福宁府（霞浦县）创办一间作元汉英学校，成绩不错。晋坤先生劝我到该校去读书，我表示同意。反正我的目标是要升学，只要有书可读，无论福州或霞浦都没有关系，何况霞浦的费用比较福州便宜，这对我是个大鼓励。
我把升学的志愿对“尊经书室”的一般朋友表示，他们都一致赞成。每人愿意借我10块大洋，8个同学可凑成80元，其中吴文郁兄（字少侬）对我特别帮忙。他替我运筹帷幄，到处为我奔走，宛若我私人的义务财政部长兼外交部长。他本人没有钱，过着居士式的生活，但他对我的帮忙与期望实在够朋友。的确，搞政治的人需要“死党”，我们普通老百姓至少也需要三五知己或患难之交。这样一来，生活才不会寂寞。
除“尊经书室”的一些朋友的支持外，我把我的母亲所遗留下来的几亩薄田，悉数卖掉，换回一些现金；最后，连家具也廉价地拍卖了。东拼西凑，才筹到一些学费。
开学期近，一般朋友预备给我饯行，有的送我一些程仪，有的送我几包云片糕，表示步步高升的意思。这些东西，物轻人情重，而且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相信万事起头难，只要头一关能顺利地打破，以后社会上的同情者的力量将逐渐增加。到了力量充实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克服。
离家那一天，有一位堂叔和一位邻居的朋友和我同往。这是我想学洋务我第一次远行，但我却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因此，我在离城相当远的路上，独自朗诵古人的一首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现在回想起来，少年时幼稚的好胜心理，实在可笑。因为读书为利固然不应该，为名更是无聊，最重要的是求实。明末清初的大儒黄梨州循循善诱地教导青年“学贵求其心得”，为的是他知道一般学人不能看透名利关头，整天口诵圣贤的名著，但行为却卑鄙不堪。“小有才而未闻大道”，这种人不读书还好，读了书，才具比较充实，将来恐怕要为害于社会。所以古人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现代人主张“搞通思想”，为的是观念如不正确，书是白读的。不过搞通思想现在非常容易，在30年前却很困难，因为那时科举废除未久，第一等人都想往上爬，把读书当做手段，而“扬名声，显父母”，才算是目的。
从家乡到霞浦，不过120华里。这短短的行程，在道路崎岖不平，交通工具落后的时代，的确是个大问题。李白叹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当时背着包袱，在强烈的秋阳的照射下，整天爬山越岭，挥汗如雨的情形，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有余悸。
因为中途略有耽搁，我走了三天抵达目的地。霞浦这个城是扁长式的，从东到西的距离，比较从北到南的距离，至少多三倍。我们的学校在城的西北角，这一带有中华圣公会主办的医院、女医院、男学校、女学校，及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的来源，以霞浦、宁德、古田三县占大多数。我们福安同乡到这儿来升学的寥寥可数。福建的方言复杂异常，一个县有一个县的方言。那时国语算是“官话”，我虽然花了一个暑假去学习“官话捷中捷”，但发音不正确，而且没有运用的机会，直至我负笈北京前，我连开口说国语的勇气也没有。
我到校的第二天，校长邱约翰牧师（John Curtis）给我面试。邱校长是爱尔兰人，出身于都柏林大学。他的个子高大，满手都是毛，眼睛好像褪色的绿玉一样，我看了倒有点惊奇。他先叫我朗诵一段英文，然后问我几句普通的会话，不用十分钟便考完。国文仅考一科作文，题目很容易；我随便写了几百字，就拿去交卷。放榜那一天，我居然可以插上第二年级。
照当时的程度而论，国文插四五年级还可以应付，英文插二年级实在吃不消。因我才准备个把月，生吞活剥地念完一册普通的读本，根底脆弱得可怜。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一位福州的李先生教我们读一课《自然科学读本》（Science Readers），他不假思索地给我们读一遍，我简直是上气接不了下气地永远跟不上。回顾同班的同学，他们比较我还年轻两三岁。先生叫他们站起来朗诵，他们就马上读得很顺口；跟他们会话，他们也应答如流。相形见绌，我的脸一直红到发烧。最使我深切感觉到的，就是时光的易逝。四五年前，我在小学的时候，体操堂排起队来，我老是殿军；现在我的身材虽长大，但是英文一课反而不如三五个小同学，这情形真使我窘极了。
下课后，我私自打听那三五个满口英文的小同学，这才知道他们的父亲有的是教会牧师，有的是医生，自小跟外国人打交道，家学渊源，所以读起来毫不费力。我自问国文比较他们有把握，现在应该倾全力来搞英文。我买了一本字典，先把不懂的字一一查出来，然后在自修室里请教高年级的同学，其中指导我最勤的就是年前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医科教授的邱少陵兄及已故的谢在钧兄。我问了再问，他们也一再讲解，从来没有表示不高兴的样子。我早起晚睡，早起是自小养成的习惯，晚睡倒很困难，因为那时霞浦县没有电灯，每晚只靠煤油灯读书，一到10时，眼睛几乎睁不开来。
就这样拼了两个月，我已经赶得上那三五位高明的小同学。到了期终大考的时候，我居然能够以勤补拙，稳坐第一把交椅了。这是初次体验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古训。
在作元读了四年书，给我的影响最大的是校长邱牧师。他教书认真，说得一口福州话，既注意解释，又重视背诵，重要的句子，他总是教学生用铅笔写下来，然后监督大家熟读。他的拿手好戏，自然是《圣经》，其次是莎士比亚和近代史。他教我们朗诵《新约四福音》，其中意义深长的章节，都要背诵。关于莎士比亚，他特别选出《李尔王》、《麦克白》这两篇悲剧。悲剧的情节，我们早已从兰姆的《莎氏乐府故事》里得到梗概，所以读起莎翁的原文，颇能领略他的意味。至于西洋史，他所采用提纲挈领的读法，重要的人物、地名、事件、意义，须用红笔画明，以便记忆；详细的内容，由他本人滔滔不绝地讲解一遍，以便加强我们读史的趣味。
还有一层，他是个热心的传教士。每逢星期六，他时常步行到辽远的乡村；星期日布道一天，星期一赶回上课。容光焕发，精神饱满，从来我没有见过他有倦容。在星期一至星期六的几天中，他每天起码要上六个钟头功课；到了下午放学后，他时常跟同学们在一起踢足球，或者带他的妻子到城墙头上去散步。后来他奉命前往杭州，担任圣公会的会督，他的中文名字也改为高德祁。生活简朴，勤俭自持，数十年如一日。这位老师所给我的人格陶冶，比较熟读百部圣经贤传更为切实。
除邱校长外，黄六皆先生算是个好老师。他是宁德人，福州格致书院出身。他擅长文法的解释及句子的图解。他本来是三中的英文教员，每星期到我们的学校来兼任几个钟头功课。由于他的精通文法，我不得不于课余之暇多多请教他。
当时学校里还有两三位爱尔兰的教师及一位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的教师，但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淡，现在连他们的贵姓大名也忘记了。
在经济万分困难的环境下，我在霞浦县读了四年书。最后的一年，我蒙校长的青睐，每周让我在低年级教二小时英文会话，而我所获得的代价仅是免交学费。不过这区区几十元的数目对我是个大帮忙。
毕业典礼前一星期，校长请我到他的家里去茶叙。他问我是否要做海关。假如要做海关，他可以写信介绍。这时我的眼界稍开，我知道读英文并不一定要搞洋务，更不应该以海关、邮政的比较安定职业为终身的目标。相反的，我应该进一步，充分利用英文这工具来研究高深的学问，而学问的充实，技能的进步，才能够使生命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