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霞浦住了四年，我对它的印象不算太淡薄。这个城算是福宁府的首邑，它包括霞浦、福安、福鼎、寿宁、宁德等五县。这五县加上福州府所属的十县，造成闽海道。从前管辖一道的官吏叫做道台，管辖一府的叫做知府，管辖一县的叫做知县——知县是起码的官职，俗称为“父母官”。
在科举全盛时代，福宁五邑的学子，须前往福宁府去考试，考得上的便是秀才。有了秀才的资格后，才到福州去乡试。乡试及格的就算是举人。最后才到北京去会试殿试，被考取的才是进士、翰林。乡试的第一名叫做解元，会试的第一名叫做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叫做状元。假如一个人能够连中三元，那么他的官运不怕不亨通；虽然科举及第的人不见得有学问，像现时在各级学校拿了一大堆文凭的人，甚至到外洋镀过金的人，不见得有学问一样。
因为霞浦是福宁府的知府驻在地，所以30年前它的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显然比较我们福安县高得多。例如霞浦有一间省立第三中学，一间教会中学，但我们福安县连一间中学也没有。直至我在霞浦快要毕业那一年，福安才开始创办中学。
霞浦地临海滨，交通相当便利，而鱼米的丰富，使当地居民变成安土重迁，不想冒险向外发展。霞浦城的大街上满是海味，东边一大堆，西边一大堆，而螃蟹、鳗鱼、马鲛鱼、斗底鲳鱼特别多。可是我们作元学校的校风崇尚简朴，每个月仅收膳费两元，后来才慢慢增加到三元。我们每天早晚都吃稀饭，中午才吃一顿干饭。人多菜少，不上三五回合，四个菜碟早已像风卷残云一样，所余无几了。因此，每天吃早点时，我们须到后门外的卖油条的小孩处去找救兵；中午大家结成联合阵线，请厨房加菜，平均每碗鱼约两毛钱。晚上9时左右，须到校丁处去买烧饼来充饥。假如口袋里的零用钱比较充足的时候，大家还三五成群地在寝室熄灯后，揪开后门的门闩，跑到街上去吃一些馄饨、炒米粉一类的东西。其实，像当时霞浦的生活程度，每月多出一两元膳费，便可以吃得很舒服，用不着三顿吃不饱饥肠辘辘地到处去找零食。
我在校内一连住了三年半，直到最后一学期，我和十几位高年级的同学们搬到校外去住，专请一个厨子做饭，三餐吃得津津有味，再也不用零食，而每月的膳食费，不过五块钱。这个例子说明节俭须有限度，过了限度反而多花钱。
因为我没有进中学前曾在私塾读过几年书，这在国文方面给我相当便利，可是在音乐和体育两门功课上是个大失败。在小学读书时我最爱唱歌，而且会弹一点风琴，经过几年的停顿，我对音乐生疏了。那些从教会家庭出身的同学们多数懂得看五线谱，我一点也不会，而且没有请教的机会。这样一来，音乐王国的大门关得紧紧，使我永远做个门外汉。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觉得很可惜。
我们的学校每天上课前，先整队点名，到礼拜堂去听讲。星期日还要到中华圣公会的大教堂去做礼拜。做礼拜必须唱圣诗，耳濡目染，一部圣诗我差不多能够唱到一二百多首。在海边居住的孩子多懂得水性，在山上生活的孩子能够分别出各种鸟音，环境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我们的学校注重足球，三中长于排球。这些运动我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每天晚饭后最好的享受，就是往城墙头上去散步。霞浦的城墙，宽大平坦，尤其教会学校和医院附近的城墙，因为散步的人较多，没有什么荒草。我记得当时和我常到城墙头上去散步的一位名叫余祖毅的同学，他的年纪和我相等，我们两个人都不喜欢热闹及剧烈的运动，但是我们却爱散步和高谈阔论。此外，我们时常抽暇到北门外的一座古刹去玩。这座庵居高临下，门前有淙淙的流水，我们到禅堂去静坐时，宛若达到一尘不染，万虑皆空的境界。有的时候，祖毅兄因事没有去，我个人拿了一本书到庵里去读，而我所领略的程度比较课室里更高。从前的大儒宿学之所以在名山古刹开设书院来讲学，为的是环境的清静，外诱的减少，使人更容易把胡思乱想的心情收拾起来。孟子究竟是自学成功的聪明人，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的确，心事没有收拾干净，虽整天伏案也是徒劳无功。
在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里，音乐和体育的课程占了半数以上，可惜从来的腐儒不知道陶情养性的音乐及锻炼体魄的体育的重要，整天把孩子关起来读书，结果，书没有学成，身体这座机器早已弄坏，而性情的古里古怪，更使他们不易过着团体的生活。所谓“勤有功，戏无益”这两句古训，可以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身体正在发育中的青年，读书固然重要，音乐与体育的课程更是重要。德国人以科学闻名世界，这与他们的音乐与体育的发达不无关系。
我们的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有一间阅览室。室内陈列一些《青年进步》那一类的刊物，我对于这些东西鼓不起兴趣。我第一次所看的英文课外读物是一本薄薄的《阿拉丁的神灯》的故事，由于文字浅白，故事隽永，一下子就看完。我当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居然能够看外国书了。这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教书先生须尽量想法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而培养兴趣的方法，呆板的课本远不如小说或故事。
那时厦门大学似乎创办不久，该校给我们寄来一本纪念刊。我对于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经过备致景仰。我对于由南洋回国的学生的雄伟的体魄羡慕不置，而“孟芳图书馆”五个字所给我的吸引力几乎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我心里自问，假如有一天我能够到厦门大学去读书，那么我不怕没有学问了。
记得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青年会改组，同学们要我负智育部的责任。我趁机会向学校当局交涉，寄信到上海去定一些书报杂志。那时霞浦和上海的船期不定，一个月平均有两次船期。船到时，邮局总是给我们送来一大包书报。上海的两份老牌的报纸——《申报》与《新闻报》——广告太多，新闻须在广告缝中透出一二。这些报纸对于商人也许是个南针，对于在校青年恐怕不能发生影响。因为在校青年的功课忙碌，时间有限，谁也不耐烦把广告翻了半天，才找到一些读物。平心而论，《申报》的编辑方针比较《新闻报》高明，不过这两家报纸如与后起之秀的《大公报》和《新民报》相较，它们可以说是落后了。坦白说一句，《申报》和《新闻报》只能说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报”，而后起之秀的《大公报》，才算是站在相当正确的立场，对于社会进步发生推动力的全国性的报纸。
商务印书馆所出的《东方杂志》、《小学月报》、《学生杂志》、《英语周刊》，是我所爱看的一些刊物。其中《东方杂志》办得最成功，一来它的内容广泛，包罗万象；二来它的读者对象不限于学生，而是全国各阶层的人物。虽然每本杂志只有两篇文章适合每个人的胃口，但是，只要每个人能够看完两三篇文章，那么这个杂志不愁没有销路。此外，年轻人好高骛远，他们分明是小孩，但他们不愿意人家把他们当小孩看待。你瞧，世界上单纯以妇女或儿童为对象的刊物，它们的销路远不如一般综合性的刊物，便知此中的奥妙。
记得1925年左右，中华书局要在霞浦设个分馆处。起初，该局在公共场合陈列各种新书，让各校学生前往参观。那次陈列的书籍至多不过两千本，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所见的大量的书籍，眼界稍为广大，知道毫无涯怈的学海里边是蕴藏无限的宝藏，它需要人发掘，而且越掘越多。“学而后知不足”，只因自己感觉学问不够，所以才下个决心，继续不断地学习，而虚心学习，才能够紧握学问的锁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