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26年的春天，我快要在霞浦作元学校毕业的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大问题：升学与就业。在职业这方面，校长暗示他会介绍我做海关，而这种职业是半殖民地的中国青年们所祈求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对于外国人的养尊处优，盛气凌人，心里早已隐藏着三分厌恶，同时，我认为金钱这东西是个身外浮物，只要粗茶淡饭，布衣茅屋不成问题，我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我们所想干的事，何必营营钻钻，为阿堵物忙了半生？
我对校长说，我的年纪还轻，学问的根底太浅薄，暂时不想就业。相反的，我要立志深造，继续升学。他很高兴，打算介绍我到福州协和大学去读书。我老实告诉他说，我在霞浦读了四年书，只是读了一科英文，对于数理化的知识十分外行。我想先到福州英华斋读一两年书，把应有的现代知识充实一点，然后再去投考大学。校长看见我一心倾向学问，不为世俗的名利心所引诱，马上表示赞成。
这一年暑假，我在家乡忙个不停。一面要教授几个学生及预备自己的功课；一面要东筹西借，找到足够的款项，作一年的学费。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才能够勉强成行。
从福安坐木船，经赛岐、下白石，而达三都澳。这条水路我曾走过几次，不过从前我路经三都澳时，至多逗留一天半日，便要换船到盐田，然后由盐田步行到霞浦。现在我居然不必走旧路，可以直上福州，这在我个人看来，可以说是初步的解放。
在交通工具落后的时代，为了求学得翻山越岭，一步步走过崎岖的道路。
三都澳位于三沙湾内，在霞浦、宁德、罗源三县之间，由东北的柘洋半岛和西南的宁德半岛合抱而成。港口名叫东冲口，广仅十几丈，入港后则豁然开朗，如入堂奥，其中岛屿罗列，水深波平，便于控守，为天然良港。这地方于光绪二十四年间自辟为商埠，环境优美，别的不用说，光是那两块大草场已经使人神往。
我在三都澳住了两天，便搭一只小轮船往福州，十几个钟头的惊涛骇浪的海程，把我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初到福州，没有一件事情不新奇。这儿有万寿桥、大洋楼、大汽车，尤其是汽车，乡下人把它叫做市虎。据说，汽车在街头一动身，站在街尾的人须立即逃避。现在我亲眼看一看，也不过如此。但是，福州男女服装的入时，街市的热闹，远非我们福安或霞浦的人所能望其项背。
我先后在铺前顶的福安会馆及台江汛的法大旅馆住了一两星期。在这期间，我曾患一次大痢疾，精神疲倦不堪。考期已近，我扶病到英华斋去投考，幸亏先生所出的题目都是我平素所注意的地方，所以先生出好题目，我马上可以振笔疾书，不致给我原先的学校丢脸。
发榜后的第二天，我独自跑到教务处去看，知道我已经被录取，插入高中三年级。福安会馆的同乡们给我道喜，我个人也很兴奋，因为我有机会进福州最好的一间学校。
英华斋在福州南台苍前山，校舍雄伟，环境幽美，校门的左边写着“鹤龄英华书院”，英文名叫Anglo-Chinese College，简称ACC。这间学校与附近的三一学校及福州城内的格致书院鼎足而立，是福州很有名的教会学校。从前到教会学校读书的人，他们的目的只限于海关、邮政、买办、医生、传道，福州这几间学校，当然出了不少这一类的人才。但是，英华斋除制造上述的人才外，也产生了不少学者专家。这就是该校吸引我去求学的主要原因。
那时英华斋的校长为黄安素（Dr. Ward）。他是美国人，名义上他算是办学兼传道，但我看他的样子酷似政客，所以不喜欢和他接近。教务长兼国文教员是魏建功先生。他籍隶古田县，前清举人，但他教了不久，便离校他往。化学教员为王调兴先生，他是协大出身，敏而好学，后来曾升为协大教授。物理教员是个兴化人，也是协大出身，他这个人颇老实，可惜口才太差，有话说不出，把他教书的效果打个大折扣。数学教员为陈孟仁先生，是英华斋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即留校服务，几十年如一日。他把几部数学的课本，读得烂熟，熟能生巧，所以讲起书来也津津有味。以前我学算术和代数，都是断断续续，兴趣不能集中；现在得个良师，一字不漏地学完一本几何学，每次考试都能够得到满格。这儿可证明在学习的过程中，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算一半。师友的指点和环境的熏陶也算一半。
教英文的是几位女教员。上学期我读了好几本，其中主要的是研读一本《织工马南传》，读完之后，作个大纲，便算功德圆满。从那时候起，我对于一般美国人的英文学的根底表示怀疑，因为我觉得与其东翻西阅，不如很认真地精读一两本名著更能生效。涉猎不精，每本书都似曾相识，可是没有一本有把握，这何异朝秦暮楚的交际花，对于每个客人都可以胁肩谄笑地握握手，可是没有一个客人和她有真挚的交情。须知书是读不完的。与其漫无选择地东翻西阅，不如很认真地研读几部名著。当你精通几部名著后，你就把握着规矩准绳，以后可以凭这规矩准绳来衡量各种读物了。
西洋史这一门功课我很有兴趣，教授这功课的美国教员，指导我们做图表和大纲，以便记忆，但是，他这种教授法却忘记历史课程的最后的目的，即某种事件的意义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这是新兴的史学发展后，学者研究时应采取的方法，一般教书先生当然不大明白。
英华斋的校园的正中为鹤龄楼，鹤龄楼的楼下的右边为图书馆，藏书万余册，而美国的几个流行的杂志，如《星期六晚报》、《妇女和家庭杂志》、《地理杂志》等颇受一般同学欢迎。那时离五四运动已经七八年，可是福州最流行的《闽报》仍用文言文。我偶尔在坊间买了几本时人的集子，看一看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论文，鲁迅、冰心等人的散文，觉得这东西很有趣味。凑巧那时学校有一位北方的国文教员，他鼓励我们用白话写作。为着要作白话文，所以图书馆内可以参考的几部书我都借了来，夜以继日地不断学习。
1926年杪，国民革命军兵不血刃地抵达福州。福建省长早已闻风逃走；大军所至，所有民众都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那时释放政治犯呀、游行示威呀、妇女解放呀、学生运动呀，一切新事物和新名词把我们的印象完全改观。本来学生们恨不得大考前社会发生大事变，或者学校发生大风潮，使他们有所借口，不必考试；现在国民革命军把旧政权推翻之后，新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这当然是个好题目，让学生们向学校当局要求，马马虎虎地结束一学期的功课。
年假期间，福安县党部在冠后的市乡公会挂起招牌，担任党部书记的是新从北京上海回来的前进学生。他们一到福安，即开始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种口号在当时的乡下人看来，宛若晴天霹雳。因为乡绅一向为乡下的巨头，他们别号为“大王”，县政府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只须乡绅三言两语便可迎刃而解。他们具备这种权威，不但乡人敬重他们，连县政府也怕他们三分。现在有些青年居然敢动摇乡绅的宝座，而且被打倒的对象，论年龄比较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大了几十岁；论权力他们是根深蒂固，所以这种事件所发生的影响，比较其他空洞的广泛的口号更有力量。
过了旧历年后，我重返福州英华斋。这学期高中部的同学们搬到新校舍。新校舍盖在荒山古墓的上边，一排三间红色砖墙的洋楼，每间三四层高，和华南女子大学遥遥相对。新校舍的地方大，人数少，最宜潜修。我每天很早便起身，洗脸更衣后，更拿一本书到空地去高声朗诵。但是，上课不到三周，麻烦的问题就来了。福州学生会下令要各校组织学生会，新任教务长王调兴先生稍微表示一点意见，他即遭人暗算，被刺了一刀。一般同学都接到恐吓信，说要酝酿罢课。那时我们班里有一位同学比较出风头，他名叫林良桐，时常出入党部，每次他回来，总有新消息报告给我听。我们时常到南台和城里去游行示威，然后聚集到南校场去开群众大会，一到几万人。群众的政治意识日渐提高，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从前他们只处于被动的地位，现在他们开始主动地参加政治了。
就在学校整天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下，我开始吸收一些新知识。这时候影响我最大的就是一本名叫《向导》的政治刊物。《向导》里边时常登载陈独秀的文章，他的笔锋的犀利、言论的锋芒，最富于煽动性。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我们赶不上；北伐时代的《向导》，我们可赶上了。前者泛论新文化运动各部门，后者专论政治，而这种富于煽动性的政治刊物的主角，就是陈独秀。
这学期学校上课的时间打个大折扣。起初大家对于游行示威的事情很有兴趣，可是由于往返的费时，参加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减少。到了四月中旬，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周的前后，我们到南校场去参加一次大会，到会的人相当多，在讲台上风头最健的是当时的新女性王孝英。开会议程刚要进行的时候，突然由台下闯出一个穿军服的人物，他站在台边跟台上的主席团一般人辩论，福州英华斋争得面红耳赤，喋喋不休。结果，他被五六名猛汉围住，连拉带拖地抓到南校场外，下落不明。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宁汉分裂，汪蒋分家。再过了几天，满街都是标语，打倒张三李四，拥护朱五陈六。接着，清党运动雷厉风行。除老朽昏庸外，思想比较清楚，行动比较积极的青年，被杀的被杀，失踪的失踪。半年前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现在听不到了。土豪劣绅仍旧得势，无辜的乡民仍受他们的欺凌剥削。中国的革命浪潮受到第一次最大的挫折。
这学期就在混乱的状态中很快地结束。最使我感觉难过的，就是陈孟仁老师所教的三角一科没有教完，使我对于数学的兴趣又低落下去。的确，数学和历史都是研究学问的基础，前者是自然科学的锁匙，后者是社会科学的关键。我的数学的基础（除几何外）虽脆弱，但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这是我后来经过一年的内心的挣扎，终于跑到文史研究这一条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