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行将毕业福州英华斋的时候，摆在我面前的，又是升学和就业这些麻烦的问题。就我的境遇而论，我是应该就业的。但我总觉得年轻人只要身体健康，技能知识天天增进，将来不怕没有谋生的机会。相反的，青年的黄金时代如轻易度过，为的只是口腹问题，这未免太无意义。何况“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古人已有明训，我何必为着区区的生活问题，把读书的志愿压下去呢？
我的升学问题的唯一障碍，就是经济。经济问题如能解决，别的问题都不放在我的眼里。但是，读书、读书，青年人应该读什么书呢？
凭我个人的兴趣和训练，我对于文史比较接近，因为我是由“书香之家”出身，环境的熏陶和师友的督导，无形中早已引我向文史这方面走。但是，这问题我不敢作迅速地决定。我请教一些朋友，他们有的劝我去考陆军大学，有的教我去考税务、邮务或交通大学，前者有“升官发财”的希望，后者的生活也过得很安定。友人的好意我固然很感激，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对于做官这事情，从来没有兴趣，说不定因为政府大员的鱼肉人民，给我的印象太坏，所以把做官的人一笔抹煞。
正在踌躇间，我读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篇大文，题目是《求学与救国》，这是1923年12月11日孙先生在广州岭南大学的演讲词。孙先生说：
我读了中外古今的历史，知道世界上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地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是一个多么正确的指示啊！以前我虽然知道消极地不走做官发财这条路，但我并不知道积极地给社会做一点大事。现在孙先生教我们青年须立定志愿，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这比以前中国的有志的读书人专门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的思想进步得多。在那篇文中，孙先生指出中外几个大人物做模范，这些人物并非我们传统上所崇拜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而是法国的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甚至中国古代教人树艺五谷的后稷也给他捧到天上，而他的结论更是斩钉截铁地说道：“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学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至用一人耕，能够有几万人食，或几百万人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老实说，志虑忠纯、野心勃勃的青年，哪一个不想做些大事，不过以前所谓做大事的人，只限于带兵打天下，以便将来做皇帝，至多只能像班超那样，希望立功异域，到外国去拓土开疆。自经孙先生的演讲后，中国的青年才知道巴斯德、达尔文等科学家才算是真正做了大事，而他们的地位是“驾乎皇帝之上”。做科学家比较做皇帝还本事，这是多么厉害的一服兴奋剂！
少时读《左传》，知道人生三不朽的条件是：立德、立功、立言。换句话说，世界上只有实行家或言论家在历史上有地位，现在才知道科学家也占了这么重要的地位，而且他的地位会超过皇帝。我把这意思转告一些朋友，尤其那些有高尚的志趣的朋友，说“科学救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在19岁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有中文和英文；虽然在英华斋这一年中，我学了物理和化学，每周做了一两次实验。这些基本的知识，固然给我开开一点眼界，但是要谈到基础，这还说不上。
1927年的夏天，我回到故乡去筹款。据粗略的估计，往北京读书，一年约需四五百元大洋，四年大学的费用，约需两千元。那时我在故乡稍微有一点名气，大家知道我一心倾向学问，而且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所以筹款的工作比较五年前初进中学时容易得多。在筹款的期间，我曾写信到北京各大学去索章程，我的目标是北京大学，其次是燕京和清华。等了一个月，北大和燕京都没有回信，只有清华大学的郭宣霖兄给我一封信。我还记得他用的是“水木清华”的信纸，信中对于我所提出的“读书人应该有世界的眼光”这一点大加赞扬，而且引我为知己。只因这一份交情，使我个人的“科学救国”的计划大受影响。
开学期近，我把祖先的灵柩匆匆安葬于东门外的祖山，然后收拾书箧，准备远行。闽东人有个陋习，亲属死后，很少马上埋葬，十九都把死人的棺材放在家里或公共的建筑物里，好让儿孙有充分的时间来物色风水极好的地方，给儿孙以升官发财的机会。门衰祚薄的家庭，对于祖先埋葬这事情还容易办；最怕的是儿孙满堂的老公公老太婆的后事，因为人多口杂，某地的风水对于长房也许有利，对于二房或三房却不利，大家互相牵制，非弄到十全十美的墓地，宁愿停棺不葬。这种利用死人的残骸来谋个人的幸福的恶风俗，在当时很流行，所以你到朋友的家里或菜园里去参观，时常可以见到古老破旧的棺材。
祖先的葬事办好后，我一个人便怀着无比的大志愿，朝向北京城进发。由福安到福州的同伴比较多，由福州到上海的比较少。由上海再往北行，满途都是荆棘，因为那时东北华北各省还在军阀张作霖的手里，革命青年被屠杀的相当多。住在上海的同乡们劝我就在沪江求学，不必冒险北上，但我对北京早已神驰，而且英华斋和燕京大学有联系，成绩优异的学生，英华斋可以保送。因此，我不接受同乡们的建议，独自搭船到天津，转搭京津铁路到北京，一路上并没有经过什么困难。
到了北京后，英华斋旅京的前后同学们给我以盛大欢迎及种种便利。以前我在福州时，一般同学们把我当外县人看待，弄得我连开口说福州话的勇气也没有。现在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英华斋的前后同学们只看重同学和同乡的关系，跟我的感情很融洽，使我马上忘记身在异乡。坦白说一句，初到福州与初到北京时，我所得的印象刚好是两样。前者是跑进异乡，后者宛若回到故乡。光是这一点，我们便可看出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大都市，跟一省的省会是截然不同。
和我同时进燕京的英华斋的同学，一共五位。这也许是大家都受“科学救国”的口号的号召吧，我们五个人都准备研究自然科学，结果，学成功的只有一位陈国清兄（北京协和大学毕业，现在福州挂牌行医）。其余几位，到了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便纷纷转到社会科学的领域了。
我刚进燕京时，曾选了物理化学两门课程，因为头几星期所授的功课与英华斋所学的大同小异，课外的时间可以全部用来看书。那时燕大的图书馆的书库全部开放，我整天到图书馆去乱翻。一本书刚看完，三五本书已经摆在我的面前等待我阅读。东翻西阅，把五四运动（1919）以来的八九年间所出版的东西尽量阅读。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创造社的几位作家，尤其郭沫若先生和郁达夫先生，他们所发表的东西，我大部分都过目。原来郭先生是在日本学医的，可是他回国后，医生没有做成，却被文艺的女神带走了。
和郭沫若先生对于青年同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是鲁迅先生。他在《呐喊》的序里说，他自己本来是到日本去学医，可是后来在日俄战争期间，他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久违了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说，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那一回以后，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开始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们所叙述的思想改变过程，在我的心灵中发生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人民的愚昧如没有扫除，思想如没有搞通，中国如没有复兴，那么我虽然在自然科学上专精一门，至多只能做给外国人开办的化学公司做一名技师而已，这又有什么意思？
思想一变动，一切事物都改观。凑巧那时郭宣霖兄时常约我到北京城里去逛，由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一班爱好文艺及注意社会改革的一班小同乡。他们的思想很积极，日常生活也和普通学生不同。他们家里寄来的钱，大部分拿出来分给朋友们用，尤其上海几间进步的书店所出的新书一运到北京，我的朋友们一定要买。本人读完之后，即刻传递给第二者第三者，课余之暇，大家便互相讨论研究，看看谁的批评更中肯。
起初我的生活习惯与城里的朋友保留相当的距离，经过几回的接触后，我给他们同化了。我开始蓄长发，我也开始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从国际时事至思想文艺无所不谈。为着参加讨论会，我对于国际时事和思想文艺等问题不能不加倍留心。可是物莫能两利，精力不宜分散。我在国际时事和思想文艺所费的时间越多，剩下来做自然科学的课程的时间便越少。起初还可以应付，到了第二学期，连应付也大感困难。因为自然科学最注重实验，每次实验时间规定两小时，但是实验前须好好地准备，实验后须写详细的报告。比较用功的同学，起码须花了四小时，才可做成相当满意的实验和报告。因为我的时间给课外的读物占去大半，剩下来做课业的时间实在有限。半年前，功课中如有一门的成绩列在乙等，我几乎一夜没有好睡，现在我只希望能够及格，便心满意足，这在我个人算是个大转变。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全国学生开始燃着抗日的火把。同学们硬要我写文章，我在爱国热情的激动下，写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论文，题为《谁是济案的负责者？》这篇论文登在学生周刊的济案专号的第一篇。出版后，许多同学，尤其高年级的同学，给我以很大的鼓励。这虽然是芝麻小事，但对我个人却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从那时起，我决定从自然科学的大门外退到社会科学的领域里了，同时，还判定我一辈子卖文为生，不能用科学来救国。现在回想起来，很对不起孙先生，虽然孙先生自己学的也是医科，而一生所努力的却是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