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国内有心人士无日不在研究中国问题的症结及其补救的方法。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大同小异。这是说，日本的南进是势在必行，所难捉摸的就是日本发动侵略的时间。大部分人认为1936年是最后关头，一刻也难延缓。幸亏那年平静渡过，除了西安事变的一个插曲外，国内一般情况还算不错。到了1937年，日本的侵略政策越来越表面化，它派遣大批浪人到处去制造事件，然后以各地不同的事件编成系统的故事，以便向“低头外交”的南京政府讨价还价。在一宗买卖还没有成交前，日本又派遣第二批浪人到处去制造事件，然后以这些事件为挑战的口实，强迫南京政府承认。南京越让步，日本便得寸进尺，气焰万丈，终于酿成七七事变。
在事变没有爆发前，中国各地的学生曾接二连三地起来作抗日运动。他们有的卧轨，有的绝食，有的作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学生一向站在很重要的地位。漫说学生是手无寸铁，他们的一纸宣言，很可能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意。虽然日本以种种方法强制南京政府来压迫学生运动，但学生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日本既然变成中国的公敌，那么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诸葛亮的“汉贼不两立”的名言，便不知不觉地在每个青年的心里生了根。青年人读书虽不多，但他们有的是正义感，绝不把个人的利害放在心里。他们一心一德地关怀社会的前途，凡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情，他们都是赴汤蹈火而不辞。老实说，在抗日的光荣的历史上，中国各地的男女青年的确造成不可磨灭的功绩。
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中国的抗日的火炬马上照耀得通红。那时的日本因为长期备战的关系，兵精械足，不用二十多天工夫便把北京攻下。8月3日，东洋兵整队入城，大家都成为瓮中之鳖，除抗日和逃亡外，没有第三条路。一般单身汉的朋友们多准备到西山去打游击。我是有家眷的人，当然以逃到大后方为妙。
人类的惰性真是可怕。一个地方住到十年以上，连每根草每棵树都发生感情了。我在北京住了那么久，对于周遭的景物都有浓厚的感情及密切的关系。最使我依依不舍的，就是我的宁静的院子和一间书房的书。书这东西有如鸦片，谁也会上瘾，虽然摆在书架上的书大部分是不常用的，但是茶余饭后，偶尔翻一翻，摸一摸，心里总觉得很快乐。现在横着心肠，和心爱的书籍脱离关系，这怎么不令人伤心。听说周作人先生之所以苦守北京，不肯离开，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家庭环境太复杂（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的媳妇都是日本人），一方面也因为过分留恋他的著名的“苦雨斋”的书。
起初我打算先到上海，由上海转到大后方。到了八一三，上海的抗日怒潮高涨，把政府的妥协忍让的政策改为全面抗战的政策后，申江已经炮火连天了。上海既然走不通，最好是往香港逃难。我天天跑到外国轮船公司去打听船期。据说，从八月到年底往南开驶的轮船早给人家定完。但是，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非走不可。于是赶紧筹备路费，收拾图书杂物，变卖家私。这些东西都是平时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现在自己好像死人一样，一下子要把它们抛掉，不禁为之怅惘！
老实说，我的家私都不是名贵的东西。我既没有楠木、桃花心木的家私，又没有价值连城的古董，我所置的都是简单实用，朝夕不能须臾离开的东西。不过日子久了，连家私对我也有感情。我想把这些东西送给亲友，但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大家都准备逃难，谁需要这些东西？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我只好请教旧家私铺；旧家私的掌柜们老是摇摇头，不肯接受。最后，我以一卖九送的办法，把全部家私送给旧家私铺，只收回七八十元，便算了事。
家私打发清楚后，剩下还有一大堆书。我决定把报纸杂志及上海各书局出版的有关政治问题的书籍一一毁掉，至于比较善本的中外书籍，一一装箱，寄在朱士嘉兄的岳母的家里。士嘉兄是燕大老同学，他的太太又是我的同乡，仗着这两重关系，我才把这个重任寄托他。当我把书籍送出后，眼前一阵昏黑，简直像百万富翁宣告破产一样，几乎要晕倒。
书籍整理完，剩下还有一位男工友，一位女工友。自我在北京成家后，他们一直在我家帮忙。在封建的社会关系上，彼此算是主仆，处于不同的阶级；但是在感情上，大家却很融洽，我从来不出恶声，他们从来也没有怨言。我本想带他们一同南下，但是安土重迁的北京农民对于长途旅行是十分害怕的，结果，我介绍我的男工友给齐思和兄，那位女工友，让她平平安安地回到故乡密云去。
我们原定8月20日离开北京的。可是刚要动身那一天，我的大女儿忽然伤风发烧，只好让同行的几位朋友先走，我们等到第二天才成行。
北京的新秋的太阳，本来是热得可怕，但是我们临走那一天却愁云黯淡，了无生气，好像上天也同情我们的不幸的遭遇一样。我们抵达车站时，只见一切情形跟两个月前完全不同。车站里满是东洋兵，月台上冠盖往来的尽是日本的政要及一些“汉”字号的人物，他们彼此作九十度的鞠躬，满口“阿里阿多”、“阿里阿多”。我们一家大小三人挤在三等的车厢里，挥泪向北京告别，直到最后的一座城楼及雉堞看不见的时候，我才坐回原位。
从北京到天津这条路，我是常走的，平时只需两个钟头，到了我们逃难的一天，却走了十四个钟头，几乎走了一段都要停留相当时间。在临城的车站上，对面也停了一列车，里边坐满日本兵。我们从窗口看过去，只见一个日本兵正在调戏一个中国妇女，她的丈夫起来干涉，马上给日本兵打了一个耳光。当时我心里想，假如这不幸的事情落到我的头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应付。
晚上10时才抵天津，车站阴气森森，好像饿虎张大了口，一下子要把人吞进去一样。果然旅客走过鬼门关时，那些年轻的小伙子都被日本人扣留。我因为打扮商人模样，勉强可以通过这第一关。平时车站那么热闹，现在连洋车也找不到，我右手抱着孩子，左手提一小箱，准备到约定的地点去会朋友，可是租界的巡捕不准我们进去。我一连问了七八间旅店，都说客满，直到最后，才在一条陋巷里找了一个房间。刚进大门，倾盆大雨下个不停，这时我实在疲倦不堪，没有吃饭，没有更衣，躺在床上便呼呼睡着。
第二天醒来，到租界去找朋友，沿途看见了不少碎瓦颓垣。我们在长春旅店租了一个房间，每天四元，大小八个人挤在这一间房里。我每天一早出去打听船期，乘兴而出，败兴而归，直到一星期后，才见太古公司有一条名叫“汉口”的轮船开往香港。
我们先由天津坐驳船到塘沽，到了塘沽后，因为人多客挤，我们个个由窗口爬进去，然后以坐滑梯的姿态，滑到统舱里。这只船本来是规定坐六七百名旅客的，现在竟增加到两千一百名，几乎每一方寸的空间都被人充分利用。船上的伙食不合胃口，这倒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食水发生问题。那水缸里的水，绿里带黄，可是口渴得要命的旅客们顾不了许多，见水便喝。船到了烟台停留一天，我们赶紧到岸上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吃了一顿像样的饭，另外买些日常食品给小孩吃。轮船再度启碇开行之后，一路都是狂涛骇浪。“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不幸的事情似乎是专向不幸人的身上推呢。
在海上漂泊十天才抵香港。在香港的港外，看见了许多轮船被飓风吹到岸上，其中最大的一只为日本邮船公司的邮船。同船有一部分目睹日本邮船撞到岸上，彼此鼓掌称快。这种窄狭的爱国主义固然不应该，但日本军阀欺人太甚，当中国无力还击的时候，让天灾来摧毁日本的一点产业也是大快人心。
香港给我的第一次的印象，远不如后来那么好。沿海一带的店铺宛若鸽子巢。我们起初搬到环球旅店去住了几天后，从北京同来的朋友们便东飞西散了。我跑到几个过去相熟的朋友处去想办法，我没有开口，他们已把北京怎么沦陷，日本人怎么残酷，沿路逃难怎样辛苦的事情，如数家珍一样向我叙述了。我一看这情形，只好自认倒霉，从此咬紧牙关，再也不对任何人叙述逃难的痛苦。
从北京跑到香港，一路历尽万苦千辛，到了香港，身上只剩下两块大洋。人海茫茫，举目无亲，十年的血汗所换来的宁静幽雅的家庭的毁灭不足惜，满目琳琅的书籍的抛弃也不足惜，独亲朋们的星散，社会关系的脱节，事业基础的破坏，那才是苦不可言。
据说，当张伯苓先生在庐山听到南开大学炸毁的消息，他老人家的热泪夺眶而出。他的苦衷，我很表同情。我在北京的事业虽然还在播种耕耘的阶段，但一个人最重要的时期（由20到30）的精神所寄托的城市，多少是值得永远眷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