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地方住得相当长久后，一跑到另一个地方实在不方便。中国人安土重迁，对于乡土的观念很浓厚，除非万不得已，他们老是懒得搬家。可是自七七事变爆发后，沿海沿江的大城相继沦陷，人口播迁，流离转徙，这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
在七七事变那年的暑假，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荣任教育部次长，他在北大经济史的课程约我代替，我考虑接受。中法大学请我兼课的聘书已经寄来。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约我长期翻译经济史名著，每月有固定的报酬。先室郑侃嬨女士一面为上海《申报》编辑《通俗读物周刊》，一面和顾颉刚先生合作，准备替上海某书局编辑高中历史教科书。夫妇两人可安坐北京图书馆读书写作，而衣食可确保无忧，这是我们在北京苦读十年所得到的初步收获。
可是这种读书写作的理想生活，给卢沟桥的炮声打得粉碎了。
记得我们从北京逃难到香港的时候，我们就在环球旅店暂住。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半山去找许地山先生，人生路不熟，短短一段路程，走得满头大汗。我看准门牌的号码，在大门外按一按电铃，里边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出来开门。他一见我的衣衫褴褛的样子，很天真地说了一声：“又是难民来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冷了半截。幸亏我转身出来的时候，遇着许太太，她很和蔼地把她的丈夫的办公处告诉我。我按图索骥地找到许先生，大家畅谈甚欢。以后我在香港的几年间，曾得到他不少的鼓励和帮忙。
第三天我又跑到两三个地方去看熟人，道三不着两，得不到要领。这时候，我深刻地领略人生大道理。我知道一个人的成功，除受天赋的资质和学问经验的限制外，主要的是脱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在一个地方跑得通、兜得转的人，到了另一个地方很可能是没有一条路走得通。叱咤英雄的李逵遇着浪里白条的张顺，只好全盘缴械。
在旅馆住了一星期，我看情形不对，非找房子搬家不行。我往九龙弥敦道一带溜了一下，很快就租到了一间房间。这是西式洋房，前面住了一家某大学教授，新近从广州搬来的，中间房是二房东自己住，我住的是尾房，每月租钱十四元，没有顶费，这倒是很干脆。
房子安置好后，我便过海再去找许先生。他说职业问题他已经替我留意，再过两星期便可正式上工。蒙他的好意，把他的藏书室让给我读书，他的图书及香港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我都可以充分利用。饭有得吃，书有得读，尘世的欲望早已解决了大半，此外我也不想有什么苛求。
10月1日，我开始在《港报》办公，不上三个月，报社因负债过重，周转不灵，自动宣告收盘。这时候，国内的消息越来越坏，敌人节节胜利，南京已告失守，由国内搬来香港的高等难民天天增加。高等难民一到香港后，香港的社会风气马上起了变化。租屋开始要顶费了；社会风尚开始由醇朴变成奢侈了。这对香港是很不幸，对于我个人更是灾难临头。
我住的地方，原先仅有一间尾房，到了职业有了着落之后，便把势力伸到中房，屋租每月不过25元。可是自那些高等难民南来后，我的整间屋子被他们看上了。他们愿意出3000元顶费。唯利是图的房东看见这一笔巨钱摆在眼前，心里一横，即刻叫律师来个通知书，限我们于一个月内搬家。在现今社会，法律是富人的护身符，律师是富人的保镖，律师一纸通知书，要你左就左，要你右就右，穷人哪里有权力跟他申辩。“衙门公堂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是个穷人，只好自认晦气，老老实实地去找房子搬家。
我在深水埠一带找了一星期，才找到两间房子。刚搬进那一天，同屋的广东女人整天说那个屋子闹鬼，吓得先室整晚睡不着。我因为白天要过海到许先生的书房去读书，来回颇费力，所以一躺到床上，便睡得很熟。可是自逃难以来，先室受不住风波的挫折，逐渐得了心脏病，加以同屋的人天天说鬼说怪，我听了若无其事；她听了之后，心里很难过，于是决定搬家。
我在长沙湾道租到全层的四楼，预先打扫干净，于1938年1月4日搬进去。那天下午我买到一个书架，把我到香港以来所搜集的书全部搬出来；为着整理书籍，索性翻箱倒箧，把所有衣服都拿出来。我先整理完书籍这部分，衣服那部分预备留到第二天再来折叠。那晚睡到半夜，我忽然醒来，在街灯照射下的半明半暗的客厅中看见有人站在我的书桌旁边。起初我以为是先室起身关窗，细看之下，这才知这个影子是梁上君子。我急不暇择地喊了一声“贼”。不喊则已，喊了之后，这个贼人便拔足狂奔，由后门经水槽一直跑上天台，同时，先室给贼人狂奔的足声吵醒，吓得面如土色。我开灯检查门户，知道贼人是从天台跑下来，先到厨房，然后用螺丝钻把那扇从厨房通到正厅的门钻了一个洞，随即用手把门闩撬开，然后进来发挥他们的绝技。凑巧那天我们因为搬家搬到太疲倦，所以贼人开门进来，我们一点也没有发觉。
事后，我检点衣服杂物，知道我们的外套、绒线衫，以及那些比较值钱的东西都失掉了。先室的金手表也不翼而飞了。我的钢笔也不见了。我漏夜开了个清单，等到清晨便跑到警局去报告，虽然报告等于没有报告一样。
贼去关门，事后的聪明真是笨拙得令人可笑。第二天我叫木匠来修理门户，前后门各加一条大门闩，前门的半腰还挂了一个白铁制的洗澡盘，聊当警钟。我每夜9时左右便睡觉，临睡前，照例喝了两三杯开水，希望下半夜能够起来小便，起身之后，就不再睡觉，一直工作到天明。一来更深人静，万籁无声，是用功最好的时间；二来我可以负起守夜的责任，让先室很放心地睡个通宵。起初几天我还不惯，后来便变成习惯了。
香港人晚上爱消夜，我每天晚上12点醒来的时候，街上不断地有各种小贩的叫卖声，松腰追骨的人的呼喊声。我没有零食的习惯，所以我对于这些小贩没有什么交道，但他们的叫卖呼喊的声音，我很表同情。我觉得他们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因为这时候他们应该睡觉而没有机会睡觉，好像我也应该睡觉而没有机会睡觉一样。我怀疑他们从前大概也是小康之家，因为时运不济，本人失业，家里失窃，所以走上三更半夜还在街头叫唤的途径。我怀疑自己也许会变成他们的替身，因为照当时的情形来看，我的资源至多能够维持三四个月。假如在三四个月内职业问题没有解决，我恐怕要降低到比沿街叫唤的小贩还不如的地位。
我同情那些逗留在沦陷区而没有出奔的朋友们；我痛恨那些拿到大笔外汇，在香槟酒满场飞的跳舞厅里高喊抗战的高官贵人；我拥护那些不顾一切的艰辛，在沙场血战的男女健儿。但是我的处境是三不像。我既没有勇气跑到战场去冲锋陷阵，一死了之；又不能忍辱含羞，留守沦陷区；更没有皇亲国戚那样的机会，可以无限制地挥霍公币。我徘徊歧路，站在香港的十字街头彷徨。这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哀。我相信从国内逃难到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恐怕十九都跟我一样的遭遇罢。
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决定以退为进，缩小开支。先室和大女儿暂时安顿到澳门的亲戚家里，我一个人于2月1日搬到香港清风台一号来住。这儿背山面海，光线充足，同住的是几位单身的银行职员。他们一早就出去，到了晚上才回家。白天一座大楼由我一个人独自享受。我趁机会把美国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的《工业史》的下半部，在二月份这一个月内译完，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我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关系也告一段落。
三月间，我每天照常到港大图书馆看书。到了四月初，汉口方面的关系已经联络好，友人给我来个急电，要我马上到汉口。我先到澳门去辞行，然后转往广州，搭粤汉铁路北上，往返两个星期，我们夫妇的职业问题同时解决。这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次失业给我三个教训。第一，祸不单行。一个人当失意的时候，精神难免颓丧；精神一颓丧，顾此失彼，很容易出乱子。第二，在旧社会里，一个人只能够靠朋友亲戚帮忙，绝对不能希望政府给你一点滴便利，因为政府是家天下，它也只能够关照到它的朋友亲戚，哪里会把老百姓放在眼内。第三，团结是力量。那些有团体有名义的人，平时固然在社会上占地位，连逃难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打着什么团什么会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受人招待。只有一般像我这样的孤零零的读书人，做强盗既不愿意，做叫花子又怕丢脸，到处都是吃亏，无底止的吃亏。
（注）先室于1938年5月1日从澳门搬回香港，因为用功过度，致患心脏病，群医束手无策，到了8月3日下午10时便与世长辞。关于先室的生平事略，将来当另文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