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和中大，协和与厦大，都算是华南的文化堡垒。若论历史的悠久，岭南似乎算是老大哥。
记得我在霞浦汉英中学的时代，学校曾用《英文津逮》（The Mastery of English）做课本。这本书是广州岭南学校的教员编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岭南的名字。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向外发展，不愿长久住在家乡，所以岭南的名字，像厦门大学的名字一样，很深刻地印在我的心坎里。
环境的困难，不能让我说走就走；等到机会来时，我已经决心北上，没有工夫南下了。
谁料我少时没有能力去求学的岭南，到了15年之后，倒让我有教书的机会呢。
1938年秋，我正在香港担任“国际通讯社”的职务，燕大旧友陈玉符兄特到舍下来谈天。因为我们是老同学，所以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说，他不久要往内地，他在岭南的课程须找人接任。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能否帮他的忙。言辞恳挚，却之不恭。他约定时间，让我跟庄泽宣先生晤面。庄先生是岭南文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文化界的先进。他对于我在报章杂志上所发表的关于经济史及国际问题的论文备致嘉许。在他及玉符兄的怂恿下，我便答应负起教学的重任。当时我心里的感觉，宛若英国的大史家伊顿勋爵（Lord Acton）的接受剑桥大学的聘任，因为伊顿年轻时想进剑桥大学读书而没有机会，可是到了壮年后，他却被剑桥聘为史学教授；所不同的是，剑桥所出版的上古史、中古史及近代史四十册辉煌的巨著，都是由他及其高足设计编辑成功；而我对于岭南却丝毫没有贡献。
岭南大学设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康乐村，和市区隔离，水陆交通非常方便。庞大的校园，整齐朴实的校舍，郁郁苍苍的树木，富有城市山林之美，是安心求学的好所在。自广州沦陷后，岭南即自动关门，李应林校长及三五教授即到香港来筹备复校的工作。香港地小人多，找屋子难若登天。幸亏岭南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搞得很不错，因此，岭南可以很顺利地借用香港大学的校舍。港大上课的时间在白天，岭南在晚上；港大学生用的是英文图书馆，岭南学生用的是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宾主相见甚欢，并没有什么大矛盾与大冲突的事件发生。这是八年抗战期间，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好现象。港大和岭南的合作只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岭南的同事中，和我来往较密的是包令留先生和黄延毓兄。包先生是美国人，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庞，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为人刻苦耐劳，诚实可靠。他来华三十多年，一向在岭南大学服务，教的是西洋史的课程，对于国际问题也相当留心。他虽然很勤力阅读各种刊物和书籍，但他在学术上似乎没有什么表现。与其说他是个学者，不如说他是个好教授更为适当。在他的诱掖下，岭南的一些有志有为的青年，得继续深造，而且都有相当的成就。
他到香港两年后，才在九龙佐敦道找到一间独门独院的屋子。他经常约了同事同学们到他的家里座谈或开会。他的太太亲自制作点心，招待客人。他的较大的儿子都在美国做事，身边只留了一个名叫菩蒂的小女儿。这个幽静雅洁的小家庭充满着快乐和幸福。可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家被日本人监禁于集中营。当我离港赴越南的前夕，我曾冒险到集中营去探监。他以很坚定的口气告诉我说，战事是对我们有利的，虽然暂时大家还须咬紧牙根，忍耐一些痛苦。他那种视死如归的清教徒的表情，至今仍萦回于我的脑海中。战后我和他通过一次信，现在恐怕已经回美退休了。
包先生有个高足黄延毓兄。延毓兄是广东梅县人，诗人黄公度的孙子。他在岭南毕业后，曾到哈佛大学深造。由美国回来后，便继朱有光先生担任岭南的教务主任。他的专门研究是外交史。为人沉着，是个任重致远的人才。战后曾得中英文化协会的资助，往伦敦研究一年。我到伦敦时，曾与他作竟夕谈。我看他的志趣与造诣，知道他有意厕身于折冲樽俎的工作。将来国家平定后，这种人才不怕没有献身于社会的机会。
还有一位冼玉清女士，她是岭南出身，对于国学和旧诗下过苦工夫。她的个子不高，穿着非常朴素，过的是苦行修道的独身生活。香港的气候炎热，看书的人不多，可是她一有工夫，就到图书馆去读书写作，独来独往，旁若无人。虽然她遇着一两个可以交谈的同事或同学时，仍笑容可掬地跟人谈天。
在我所教的学生中，我发现两位成绩优异的人才。一个是金应熙君，另一个是张维持君。金君是广东教育厅厅长金曾澄先生的公子，家学渊源，敏而好学。他本来是港大的学生，白天上完功课后，晚上又来旁听我的功课。他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一年到底仅穿一套灰布大褂。这种朴素的装束和刻苦用功的精神，在北京的学生界很平常，在豪奢成性的香港学生界中却是凤毛麟角。普通大学旁听生只有听讲的权利，没有做指定功课的义务。可是金君旁听我的功课时，总是早到晚退，我所指定的学期论文，他也照样做，而且他是恭恭正正地用楷书抄写一遍，字里行间时常露出自己的心得。据说，战后他已经到岭南教书。我听了之后，心里特别高兴。
和金应熙君异曲同工的是张维持君。张君是伍锐麟先生的及门弟子。我到岭南任职时，他已经修毕大学的课程，在社会学系做助理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很有兴趣，每次我上课时，他总是细心静听，下了课后还找机会跟我在一起喝茶、散步、聊天。据我的观察，他更适宜做社会调查的工作。别后音信鲜通，我希望他有机会多接近陈翰笙先生及费孝通先生，一面精研社会人类学，一面从事实地调查，将来总有较好的成绩表现。
至于选修我的功课的学生，十九都很聪明活泼，但埋头研究的不算太多。反正每间大学里真正自动地用功的学生只限于少数人，一般学生到学校的目的不在于读书，而在于混资格。一学期上课的结果，随试卷交回给教员。因此，我所评定的分数特别宽，很少学生不及格。这样一来，学生不会难过，自己也省了不少麻烦。
在出版物上，《岭南学报》算是最著成绩的一种。这是登载学术研究的刊物，性质与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的专刊，或《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相似，虽然分量上并不完全相同。就一般学术的水准而论，华北似乎优于华南。这主要的是历史传统的关系，将来时移势易，华南的藏书增加，专门的学者有立足的地方，学术水准不难尽量提高。
除《岭南学报》外，还有一个专门发表自然科学论著的刊物。据微生物学家陈心陶先生报告，岭南的自然科学杂志出版后，学校当局曾将该刊寄往各国，跟各学术机关交换，甚得外国学术界的注意。陈先生是个笃实的学者，他的话很可靠。由此可见一个文化教育机关的主持人是多么重要，有了得力的人才，声名与日俱高；没有得力的人才，一个机关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像一间大公司有自己的基本的顾客一样，一间大学也有它的基本队伍。岭南的学生的来源，主要的是培正、培英、培道、真光等教会中学，而岭南附设的中学更是就地取材，给学校造就很好的后备军。岭南的开国元勋钟荣光先生给岭南奠定不朽的基础，它的校友司徒卫先生给岭南到处成立分校，而香港、澳门、西贡等地的岭南中学的次第成立，不但使母校不怕没有好学生，而且在各该地的中等教育上都卓著声誉，被社会重视。
岭南对于用人行政，力求规律化；它不随便用人，也不随便辞退。在岭南任职二三十年以上的教职员甚至校丁，并不是罕见。你瞧，一个人在一个机关里服务到十年以上，这个人的生命便和这个机关的穷通利达结不解缘。他们只想严守固定的岗位，不想另有高就。一个机关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固定的教职员甚至校丁，它的一切的发展当然能按照一定的方针来进行。这种注重历史传统的作风，是岭南能够省钱省时，而行政效率和学术成绩又能够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相反的，人事如时常调动，谁都抱着五日京兆的观念，天天忙着移交、接收，接收、移交，哪里还有余力发展校务？
我在岭南服务三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告一结束。由于这一段因缘，我对于岭南的爱护不亚于燕京。我希望华南的文化堡垒之一的岭南能够繁荣滋长，继续给中国造就人才——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才。以岭南的历史的长久及校友的众多，我相信它永远能够负起这个艰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