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有个俗语：“拾柴看山势，砍柴看柴势。”这虽然是老粗的口吻，但从此可见方法的重要。
世间任何事物都有本末先后的程序，懂得这种程序的人，事半功倍；否则本末先后倒置，暗中摸索，劳而无功。
一般人都说西洋人懂得治学的方法，中国人不懂得治学的方法。这完全是皮相之谈，不是事实。据我看，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哲学家庄子早就写过方法论的文章。庄子说：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庄子这篇文章主要的是讨论养生的方法，其实这就是治学的最好的方法。用老先生常用的术语来说，这叫做“读书得间”，而“得间”二字，是人类一切重要的发明和发现的出发点。
记得我少年的时候，我曾注意《修学效能增进法》这部书，后来我曾看过关于科学方法、历史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那一类的书，不过那些书好像过眼云烟一样，看完就忘了。为什么呢？为的是写那一类书的人，除极少数的例外，多是教书匠，或者是率尔操觚之流，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例如二十多年前上海有一位写了好几本《诗歌作法》、《小说做法》、《文章作法》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甚至没有写过一篇好文章，所以那一类书十九没有看的必要。
清初的大儒姚鼐标榜“义理、考证、辞章”。章实斋标榜“史学、史才、史识”。这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义理即史识，用现代的科学术语来说，即哲学原理或概论；所谓考证即史学，或历史；所谓辞章即史才，或文学。换句话说，一个读书人必须有哲学的造诣，然后立言有根据，不至自相矛盾；必须有史学的知识，然后知道来龙去脉，不至茫无头绪；必须有文学的素养，然后顺理成章，娓娓动听；否则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辜负著书立说的苦心。
哲学、史学、文学是治学的三大方针，要立志成为博学鸿儒的人真是缺一不可。就某部门的学科而论，我们一开头须读原理或概论，这些原理或概论是这一门学科的最正确的法则，我们应该彻底了解它，精通它，这才算是学有根底，说话有根据。再进一步，我们须博览这一门学科的发展的过程，因为某一纪律或法则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假如我们昧于它的历史的背景，我们便不能做彻底的了解。再进一步，我们须熟读这部门学科的重要文献，这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思想，而且当我们援笔为文时，文思将源源而来，不怕有搜索枯肠的苦恼。
原理的精通，史料的博览，文学的素养，这是学人应该努力的最高目标。到了这水准达到后，我们须积极地注意当代的问题，同时，须运用我们所把握的原理及所知道的史实来解决问题。最后，才运用巧妙的文字，振笔直书，以便支配所有读者，并且希望在社会上发生作用。换句话说，读书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终极的目的。假如光是读书而不能解决问题，这是辜负读者的苦心。正如孔子所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英国的国会常设各种专门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多由各大学校教授兼任。教授学有专长，对于当前所发生的问题，他们可以本着他们多年的所学，提供他们的研究的结果，供社会参考。在这些学者中，最显著的莫若已故的拉斯基教授（Harold Laski）之于政治问题，凯恩斯教授（John Maynard Keynes）之于经济问题。他们不是现任官吏，他们始终没有脱离学者教授的岗位，但他们可贡献毕生所学于社会。古人所谓“学以致用”，就是这意思。
但是书应该怎么读呢？圣贤千言万语，不外精读博览四字。一般说来，对于初学，精读比较博览更为重要。清初的大儒唐镜海（唐鉴）说得好：“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曾国藩曾说：“作书者宜临帖摹帖，作文作诗皆宜专一家，乃易长进。”同样的，研究近代的社会科学甚至文学的人，应该专学一家，把自己最崇拜的一个大师的全集精研几遍，从文字到精神全部接受过来。到了相当时候，再换一个大师，然后照样把他的全集精研几遍，从文字到精神全盘接受过来，经过一个至两三个大师的全集彻底研究后，聪明的人不难造成自己的系统。
一个人真正得力的不外一两本书。韩愈非三代两汉的名著不读，老苏亲批《孟子》，东坡熟读《汉书》，步韵“陶诗”。一两部书如能读得烂熟，终身就受用不尽。梁任公熟读《史记》，一生为文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章太炎费了一年工夫去看《文献通考》，所以他对于中国的典章文物多有独到的见解。萧伯纳得力于同乡先进斯威夫特的幽默的笔调，桑巴德精研那部精辟的《资本论》。为学有本有源，所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神而明之，自成一家言。
沈近思说：“读书全在专一，专一则精熟而意味日出，心得无穷。若一书未竟，又读一书，杂而无功，徒费岁月。东坡所谓学者须精熟一两书，其余如破竹数节后，皆迎刃而解。”
治学最重要的是自立范围。每个人须就个性所近，选择一个部门，作窄狭的彻底的研究。范围太大，难免挂一漏万，时常作浮光掠影之谈。多作浮光掠影之谈的人，一定会流于肤浅，这一点我们最要当心。
从前英国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立志研究罗马史时，他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仅限于这问题。积12年的辛勤，他才写成那部空前的名著《罗马衰亡史》。据他个人的自述，他一生得力处全在于笔记。笔记既多，分类排比，修饰润色，自成文章。
从前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述求学的经过。他说他最得力于家学，3岁开始读书，6岁通拉丁文，8岁通历史，10岁通数学，12岁通经济学，14岁替父亲校对书籍，17岁便独立谋生，而且执笔为文，与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往返讨论哲学上最深奥的问题。他喜欢辩论，而辩论使他致力于逻辑，使他造成经济理论的系统。
重要学人的传记，尤其自传，对于我们很有益处。在传记里，我们时常发现某某人在年轻的时候最爱哪几本书，或者最喜欢结交哪几个师友，这些书籍和师友对于他一生的影响极大。假如我们能够虚心研究，擅自体会，我们当然可以找出他成功的原因。
外国的大学教授第一次担任讲座时，照例有一篇“就职演讲”。这种演讲宛若大总统的就职演讲一样隆重，而内容是更有意义。在就职演讲里，教授先略述这门科学的任务，发展的经过，他个人研究的心得。言简意赅，最能启发新进的学者。从前在北京时，我曾将英、美、法、德、苏的经济史教授的就职演讲搜集了一二十篇，陆续译出，交给专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刊物——《食货》——及北平《晨报》发表，同时，我曾在《大公报》发表一篇长达万言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与资料》的论文。当时拟将这些论文收集在一起，给年轻的朋友参考，不料七七事变后，稿件星散，这些专门讨论经济史方法论的文章恐怕要流产，再也没有闲工夫让我整理成书了。
研究学问，有机会接近一代名师固好，假如没有亲炙的机会，私淑也未尝不可。庄子私淑老子，孟子私淑孔子，列宁私淑马克思，萧伯纳私淑易卜生，他们的成就比较那些及门弟子更大。因此，有机会进大学或到外国去留学的人，固然有接受新知识的机会，没有机会进大学或到外国去留学的人，大可不必灰心。
除书本的研究外，最重要的是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旅行。旅行能够供给我们以亲见亲闻的资料，经验能够补充我们的书本的知识。理论和实践兼施，读书与旅行并进，切实扼要，有质有文，这才是务本之学，而务本之学就是为己之学。
最后，我们须知治学不宜求速，不要取巧；欲速则不达，取巧是自欺欺人。只要我们能够按照个性和环境，立定课程，继续不断地用功，那么每天所读的虽不多，日积月累，自有水到渠成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