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看国内烽火连天的战争，我们用“隔岸观火”四字来形容，实在再恰当不过。
然而香港究竟是接近中国内地的，到了内地全盘变色后，香港当然不能幸免。
自1940年6月14日法国沦陷后，德国的势力风靡整个欧洲。为配合德国的行动起见，日本的南进政策势在必行。香港军政当局有鉴及此，他们开始作军事上的准备，而第一步工作是建筑防空壕。香港背山面海，从屋子的背后往山里挖掘隧道，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他们鉴于日本在重庆的疲劳轰炸的经验，尤其防空壕的门口被障碍物的堵塞，致死伤万余人的惨剧，所以香港的防空壕建筑得相当坚固，洞口多，出入易，虽然通风的工作还不够水准。
1941年，日本表面上与美国作和平谈判，实际上正是加紧部署南进的步骤，处心积虑，相时而动。明眼人对于世界大局绝对不敢乐观，可是香港社会却为史柏坚和咪咪刘的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本地新闻接二连三地登载一个交际花怎么认识军部要人，怎么串通党羽，舞弊营私。街谈巷议，所讨论的无非这些有关于酒色财气的事情，大家对于日本南进的事情，却置之脑后。
12月7日，香港军政当局似乎已经接到日本开始动手的情报，九龙新界方面调动得相当忙碌，但一般人民仍熙熙攘攘，蒙在鼓里。
8日的清晨，香港的天空突然来了一两个小队飞机，每队九架。一般市民以为这大概是香港的空军从事例行的练习，不以为意。到了九时左右，报馆方面证实日本的行动，于是大家相顾失色地说了一声：“战火烧到眉睫了！”
我赶紧跑到九龙奥斯汀道去关照我的写字楼，在路上碰着几位同事，大家愁眉不展地商量善后的办法。他们苦留着我在九龙吃中饭，但大难临头，饭是吃不下，我又急急忙忙地回到香港。
到了尖沙咀，我看见有许多人围着青年会附近。据说，过海的人须领通行证，没有通行证的人寸步难行。我三步做两步赶到码头，看见渡轮已开，剩下只有小电船。情急计生，我立刻跳上一个准备发横财的小电船，船小客多，船身摇摇摆摆，回到香港已经中午时分了。
妻抱着新生不过八个月大的亮儿在大门外等我，她焦急得要命，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她说第一个好办法，就是先储藏干粮，以备不时之需。那天下午，我们忙了半天，到大公司及大办馆去备办干粮，每间店面都挤满了人，大部分办馆已经铁门深锁，顾客只好在铁门外，以哀求的眼光，要求店主卖一些东西给他们。在这供不应求的状况下，我们好容易买到几打罐头及干粮，然后拖着极度疲乏的身躯回到家里。
到家后，我们发现有一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买到，于是连茶也没有喝，赶紧跑到摆花街去买米。店主说一包25元，不管运送。妻还嫌太贵，我却一口答应下来；但是店主不管运送，而出租汽车一时又租不到。面对着这一包性命攸关的白米，我们一点也没有办法，结果只好很颓丧地回家。
入夜，实行灯火管制，全港陷于战时状态。日军海陆并进，不用四天工夫，整个九龙已被日军控制了。驻在九龙的军警一律退到香港，形势更形紧张，每天到了半夜，从九龙方面开过来的大炮，声声敲碎善良的老百姓的甜梦。我的家面对九龙，平时开窗远望，九龙的景物历历如在目前，现在却尝遍炮火的滋味。每当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们先看见长空放出一道红光，由于声波比较光波传递得更慢，大约过了一两分钟后，香港的山上忽然来个巨响，宛若地震天崩。每天午夜总要按时开来一百几十炮，每个炮声好像都给我们敲着丧钟。香港这方面的军队，不但没有还击之力，连招架之方也不可多得。相传严守港大附近炮台的某国士兵，当他们站岗的时候，总要把威士忌、白兰地喝得酩酊大醉，这才壮壮胆量，回敬一两声大炮，至于打得中不中，那还是次要的问题。
到了白天，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因为白天大家可以自由行动，不像晚上受了灯火管制，行动毫不自由。但是白天也有白天的麻烦。在天高气爽，烈日当空的中午，日本的飞机仍来扔炸弹。我因为战争爆发那一天没有买到米，所以每天总要上街去买米，乘兴而去，败兴而回。有一次，我刚从中央警署左邻的斜坡走上坚道的圣玛利女校，忽然日本的飞机扔炸弹，把五分钟前我刚走过中央警署左邻的斜坡炸着一个大洞。事后我跑去观察弹痕，看见那个大洞有两丈见方。假如我晚走五分钟，那个炸弹刚好在我的头上爆发，一声巨响，玉石俱焚，而我就葬身于斜坡中，神不知，鬼不觉，这岂不是很干净？
从20日起，香港的自来水、电灯、煤气都发生问题。我们没有柴烧，每顿饭都用报纸杂志来做燃料。晚上没有电灯，漆黑一团，早眠早起，这问题很简单，最麻烦的是自来水问题。从自来水管被爆炸后，整个香港人民大起恐慌，许多人都启用多年不用的井水。我的家住在半山，山中的涧水被我们当做世界第一的甘泉。妻拿了一只铅桶，一个漱口杯，跑到拿打素医院（即孙中山先生学医的医院）的后边去取水。隆冬水涸，点点滴滴的涧水要舀了半个钟头才舀到一铅桶。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的理论来解释，那时的一桶水比较平时的十席大菜更有价值。我们洗澡洗衣都改用微黄的井水，只有煮饭烹茶才敢用无价之宝的涧水。的确，没有经过印度的“黑洞”（Black Hole）的人，不知道空气的可亲；没有经过沙漠旅行的人，不知道水的可爱；没有经过围城的生活的人，不知道自由的可贵。我们处于香港的围城中，除空气外，起居饮食、生命财产、人身自由、一切的一切，都成为问题。以前我们觉得置身海外，暂时可避免战祸，现在战祸临头的时候，才知道所谓“世外桃源”的香港，无非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圣诞的前夜，香港海上突然发出卜卜卜的小电船的声音，两星期来平静无波的海面，忽然有小电船移动，这当然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用望远镜细看之下，只见船前挂着白旗，这是香港政府当局准备向日本投降的前奏曲。我看了之后，眼前一片昏黑，宛若满天都是星斗。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逗留在香港的我们，好像待宰的羔羊，或者瓮里之鳖那样，任人摆布了。
圣诞节那天，香港正式投降。接着，日本的军队举行入城礼，大约有七八十架飞机，很整齐地在我们的头上掠过，我一面遥望飞机，一面心里发出无声的抗议：“看你横行到几时！”
香港投降的前夕，许多雄赳赳气昂昂的警察及义勇军，把他们的武器随便遗弃了。光是我们的住宅后边的空地上，就有几十把枪枝，而钢盔手榴弹之类，更是数不尽。这时我的心里发生很大的反感。我觉得任何国的军队多是劳民伤财则有余，到了紧急关头，他们正像银样蜡枪头，一点也不能保护人民。相反的，当这些随便遗弃的枪枝落在市井无赖的手里后，这又变成他们勒索平民的再好不过的工具了。
26号的早晨，香港四周的油池的火光虽然还没有平息，但轰轰烈烈的炸弹声音及连珠大炮的声音却完全停止。代之而起的是那些应时而生的流氓。他们手拿枪枝，用极浓厚的喉音向过路的行人喊着“搜身，搜身”。他们三人一群，五人一队，在武器的威胁下，所有行人都把手表、自来水笔、纸币，全部贡献给他们。这时候，无事不出门；假如一定要出门，十九都要化装，大家闺秀化装为老妈子或婢女，文人绅士化装为苦力或普通市民。我们的一般男女朋友也是如法炮制，大家脱下西服和旗袍，换上便衣，一路通行无阻。从此可见物以类聚，流氓之所以不敢害我们，为的是他们看了我们的外表，引为同类。
在流氓的控制下，香港的社会秩序大乱。白昼公开抢劫，家家户户临时制造铁门，有些街坊实行联防计划，在街头巷尾各建筑一座木栅，每夜派人轮流看守。街上各商店完全关闭，在商店的门口临时摆了许多色宝番摊。男女老幼，好像附膻的蚂蚁那样，大家围在一起赌博。接着，当街杀人越货的事件层出不穷，五步一堆血迹，十步一个死尸，有的用破席掩盖，有的好像生姜那样，七歪八倒地放在路边。死尸堆积太多，棺材铺忙不过来，于是由警察当局领导一些苦力，在罗富国师范学院附近的空地上挖了一个两三丈见方的土坑，用货车把街上的死尸一一拉到那边埋葬。香港这么小小的战事，已经有那么多人作无谓的牺牲，那些几经兵燹的城市，它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不必说了。
日军进城，第一通布告是宣布港币停止使用。我在香港辛辛苦苦地干了几年所换来的一些血汗钱，全部变成“公仔纸”，拿到街上去，买不到东西，藏在家里又怕人抢，这真是活受罪。
然而最令我担心的还是食粮问题。当战争没有爆发前，内子每顿仅吃半碗；自战争爆发后，她的胃口的消化力特别加强，每顿非四五碗饭不饱，“偏到荒年饭量加”，这种滋味我们才第一次尝到。
为着米粮问题，我实在有些发愁。眼看海道不通，香港人有饿死的可能，所以我们决定舍弃一切身外浮物，再度准备逃出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