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九龙启德机场突然来两架飞机，一般对抗战的重庆政府寄予无限的期望的同胞，暗中感到莫大的安慰。谁料飞机匆匆飞来，匆匆飞去，里边所载的贵宾，不是折冲樽俎的外交专家，不是笔下横扫万军的文化斗士，不是百战沙场的军事将领，而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眷属、副官，最后连十八只哈巴狗也运走了。这件事情在大后方，尤其昆明，曾发生巨大的风波，给反对政府的人们以最好的资料，但是，当时在炮火下的香港的我们并不十分明了。直至炮声停止后两星期，我才从流落于九龙的二三政要的口述中略知一二。
日军开进香港，隔夜之间，忠奸立见。跟抗战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人，十九都潜伏于家里，或者搬到亲戚朋友家里去避难。但其中也有极小部分的人却弹冠相庆，认为他们的机会已到，假如不趁这时期发一笔横财，这未免辜负他们期待半生的机会。
那时跟日本工作的人员，手臂上都挂着一条白布，布上盖着日本军部的图章。有一天，我有个旧同事跑到我的家里，他的手臂上也挂着一条白布，一望而知他是和日本有关的人物。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说，要走须马上走，否则须替日本工作。接着，他告诉我说，日本要在香港设立“东亚文化协会”，凡是参加过抗日工作的人都可以去投诚。他说话时，意气洋洋，颇有自得的样子。我只有听的分，没有说的分。等他走后，我赶紧跑到铜锣湾去跟罗牧兄商量善后的办法。我主张去重庆，他主张去越南。论政治的关系及抗战的意义，越南不如重庆；论生活的安定及专心地工作，重庆远不如越南。我自问不是搞政治的人物，而且与皇亲国戚无姻缘，跑到重庆去活受罪，谁也不理会。反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事天天扩大，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结束，不如趁这机会跑到越南的乡下去隐居几年，把学问的基础打切实些，将来和平之神降临后，国家需要建设的人才，届时或者能够给社会以一些贡献。
主意一定，我们便准备离港的手续。
香港的法国领事馆是在汇丰银行后边的小山坡上，即圣约翰大教堂的左边。这地方我每天都坐车经过，但始终没有注意到它。到了我们要去越南的时候，法国领事馆变成我们常到的地方了。为着一张临时通行证，我们至少跑了十几回。
通行证做好之后，我们便等候船只。平时香港的航务十分便利，无论穿行欧、美、日及南洋群岛的邮船货船，或行驶广州、澳门的轮渡，每天进进出出，好像穿梭那样敏捷。现在整个岛变成孤岛，四面海化为死海，关山难越，寸步也走不得。
香港的米荒越来越严重，为着抢米店、劫米仓，每天总有多少人要流血。日本做了香港的新主人翁后，对于食米这问题觉得相当头痛。日本军部宣布疏散人口，谁愿意离开香港，他们绝不会故意留难。在新加坡，日本军人曾实施那种惨绝人寰的检证手段，把成千累万的善良人民置之死地；在香港，他们除拘禁英美法荷的人民外，对于中国人并没有怎么过不去。因此，我们才可以脱离虎口。
我们候船候了一个月，到了二月中旬，听说有个白银丸开到广州，我们好像中马票一样，心里非常高兴。费了九牛之力，我才买到十四张船票，供罗牧兄、戴淮清兄及我三家大小应用。
2月20日，正是旧历新年过后的两星期，刺骨的北风及迷茫的烟雨，徒增离人的愁绪。东方未明前，我们已经动身，从般含道，经坚道，直抵皇家码头，一路鸦雀无声，偶尔前面闯出一个阴影，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连毛孔个个都要直竖起来。我们在码头旁边排队，等了两个钟头才平安渡海。到了尖沙咀码头那边，我们又要罚站。忽然前面开来一辆汽车，车门开处，跑出一个上尉模样的军官，那位给我们带路的熟人马上用广东话喊出“猫低，猫低”的字样，我一面对日本军人的满脸横肉的神气表示憎恨，一面对我这位带路的熟人表示鄙视。他是个留日学生，中日文都有根底，平日为人也非常的和气，为什么在短短期间内会变成这样卑鄙不堪的样子。但是，细心一想，我又得到很好的解释。根据唯物主义的理论：“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存在，决定他的意识。”用最浅白的话来解释，就是吃什么饭，说什么话。娼妓对客人的胁肩谄笑，狱卒对囚犯的凶若猛虎，主要的是他们的衣食攸关的职业迫得他们不得不那么干。用孟子的话来说：“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从此可见生活或环境是决定一切。
12时左右，消息传来，说白银丸已经开走，剩下只有一只泉兴丸。泉兴丸是个小货船，主要的是运猪。我们当时要急急离开香港，只要有船可坐，什么事情都管不着。反正乱世命不值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刀俎的中间，人肉和猪肉还不是一样的东西。
泉兴丸实在是小得可怜，里边任何设备都没有。我们除船票外，另花了50元租了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面对厕所，船身一动，微风把所有的阿莫尼亚的臭气全盘送过来，连鼻梁直到头骨都觉得很痛。我把一行14人安置妥当后，独自跑到楼上去，跟船主与买办攀谈。凑巧这位买办是我的熟人，他让我在楼上的甬道中占一席地，别的不用说，光是新鲜的空气就比楼下强胜万倍。
船启碇的时期，我倒有一点惘然。在香港住了五年，甜酸苦辣的滋味我都尝遍。现在黄粱梦熟，自己未来的工作计划又给丑恶的现实打得粉碎了。香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在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下，我只记得它的优点，完全忘掉它的缺点。我很想跑下船，再回到香港，可是无情的锅炉所发出的蒸汽却不断地推着船身前进。我斜倚船舷，凝目而视，直至香港太平山的影子消失于烟雨迷蒙的视野中，才很失望地回到船舱。
“再会罢，香港！”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我平素从香港去澳门，坐船仅需四个钟头，轻便快捷，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尤其船上兜售特效药及牛肉干的江湖客，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倒可以打破旅途的寂寞。现在不幸坐着这么一个运猪的破船，船小客多，机件时常发生故障，从香港开到澳门竟走了20个钟头，比较平时多了五倍时间。船抵达澳门时，因为领港的人失慎，致船身搁浅于沙滩上，等到潮水回涨之后才可开行。我们趁这机会跑到澳门闹市的中央大酒店饱餐一顿，那种狼吞虎咽的姿态，连站在桌子旁边的工友也要失笑。
在澳门休息一个晚上，把全部精力恢复过来，同时，把70天来没有安心地吃过一顿比较丰富的晚餐的肚子加上一些油水。第二天我们又垂头丧气地上船。船一开出海面，风浪大作，那雪白的浪头，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向我们这只破烂陈旧的孤舟进攻，壁连扑隆、壁连扑隆的碗碟声，噎呃哇啦、呃噎哇啦的呕吐声，闹得一塌糊涂。每个凶猛的浪头，都好像海龙王张大海口那样，要把全般吞噬下去。在这生命危在顷刻的关头，我独自扶着船上的旗杆，遥望苍天，从容不迫地说了一声：“上帝啊，我们快要和你见面了！”
“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处世最高明的哲学。同样的，一个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时候，心胸反而十分宁静。“人生自古谁无死？”无事时固然不可轻生，大难临头时千万不要怕死。生死这关头看破之后，许多教堂寺庙大有门可罗雀之感。我自问在这极端恶劣的气候，坐着这么一条陈旧的破船，危险重重，九死一生。明知焦急无用，所以天大的事情也一笑置之。
但是，物极必反，狂风暴雨过后，果然是云淡风轻。无际的海洋，在和煦的阳光下，反映出一片一片的波纹，天光万顷，锦鳞游泳。昨夜非常危险的局面，完全忘记得一干二净。虽然我每天照例要跑到楼下几次，替同行的亲友们倒痰盂、冲开水，但其余的时间我仍旧待在楼上的甲板，跟一些旧交新识谈天说地。从他们的谈吐中，我知道炮火下的香港曾发生许多惊险离奇的故事。现在顺便记叙两则如下：
香港文化界中有个姓蒋的熟人，他经常担任翻译工作。当九龙已经沦陷的时候，他曾冒险从九龙搭船回到香港，看看他的妻子。不料船刚开出码头，他便给香港的守卫军杀掉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家里人一点也不知道，直到三星期后，他的太太从九龙来客的口述中，才知道她的亲爱的丈夫早已葬身于炮火中。
还有一位姓林的新诗人，他于1941年年头在重庆请人看相，相师心直口快，说他那一年会遇着浩劫。他知道重庆时常在日本的炮火的袭击中，凶多吉少，不如跑到世外桃源的香港，更为安全。谁料他和他的家属飞到香港后，不过四五天工夫，太平洋战争便爆发。他的家住在九龙，当九龙沦陷后一星期，他和他的太太出来买东西。因为他们不谙日语，误入禁区，枪声响处，这一对夫妻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我们在泉兴船上，活受罪五天，到了2月15日才安抵广州湾；同行的难友——其中包括千家驹兄——多数潜往内地。我们因为要等候开往越南海防的轮船，所以暂时流落于广州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