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湾在广东省吴川县西南，位于雷州半岛之东，有东海岛横亘湾内。清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被法国人占领，第二年才订约租借，为期99年，法国把它当作自由贸易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华盛顿会议上，法国答应交还，但未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算是中国的输血管之一。由华南往大后方的人，除走旱路外，不是经过广州湾，便是经过海防，所以这个地方顿时显着昙花一现的繁荣。
我们抵达广州湾，已近薄暮黄昏的时分。我们赶到市区去找旅店，家家客满，问了好几间，才在一间比较大的旅店开了两个房间。房小人多，两张床让妇孺去享受，我只好睡地铺。这儿的卫生设备远不如香港，一躺下去，成群结队的蚊子便来进攻，不用两晚工夫，我的脸上及手臂上已经像患天花的人那样，满是点点小斑痕了。
广州湾的旅店白天还算消停，一到晚上，旅店的餐厅挤满了人，喝酒、挟妓、打牌、抽大烟等事，不一而足。据我的调查，每天晚上在酒楼大吃大喝的多是私枭。他们跟衙门里的有力分子发生关系，彼此互相关照，大家都有好处。原来离乱的时代，法令如毛；多一条法令，人民便多一层负担，而利用既得的地位来赚钱的人更多一个机会。最使我难过的，就是江湖卖艺的人，手拉胡琴，边走边弹，像穿梭一样，在旅店进进出出。假如有人招呼，他们便停下来唱广东小调。男的用浓重的喉音，女的用清脆的高音，板眼节拍，完全没有顾及。天高气爽，月明星稀的晚上还没有什么；一遇狂风暴雨的时期，听了铃声已够人断肠，何况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雨夜残歌，更增加流浪汉的心事呢。
小孩们平素是娇生惯养的，一到广州湾，水土不服，个个闹肚子痛。人生路不熟，我们找不到医生，随便给他们吃了一些止泻的药水就算了。
第三天，我们到轮船公司去打听越南的船期，答案是轮船遥遥无期。最成问题的，还是我们的临时通行证。据说，没有临时通行证的人是买不到船票的，除非西贡方面有人担保。这问题可把我们难住了。在香港，我们住过相当时间，熟人较多，各机关都跑得通；现在突然跑到广州湾来，一个熟人也没有，上不到天，下不落地，漂泊无依地悬挂半空中，哪里去找人做担保？
有一天，我们在路边闲荡，罗牧兄遇着一个熟人蔡天健兄，他是潮州人，口才很伶俐，曾任西贡《远东日报》的总编辑。蒙他的介绍，我们认识西贡中华总商会会长朱继兴先生。朱先生是潮阳人，身材矮小，面色黝黑。那时他虽被病魔所困，说话相当费力，但两目炯炯发光，一见使我觉得他是个深谋远虑，有识见、有魄力的人物。
罗牧兄与朱先生谊属同乡，一经介绍之后，两人很谈得来。关于越南的入境手续，朱先生一口答应给我们担保。关于担保的手续，他给我们打电报到西贡益兴公司从速办理；关于船位问题，他与法国轮船公司的经理商量，多加载位两百名。因为当时流落广州湾的不止我们这一批人，其他各界人士留滞在广州湾的也不在少数。本来这些事情跟朱先生没有关系的，只因他义侠为怀，富有朱家、郭解的遗风，所以他认为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情，便不惜费尽心机替别人去拼命。由于他时常替别人拼命，他在西贡社会中，没有一个人不尊重他，尤其是文化界和劳动阶级。
朱先生知道我们在旅店吃病了，特地请我们到他的公司去吃饭，另外在他的公司的楼上腾出两三间房给我们住。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遇着这么的一个救星，不禁会发生由衷的感激。
从旁人的口述中，我知道朱先生17岁才到西贡，每个月仅赚越币5元。他花了4元做学费，跟人家补习法文，经过两年不断的努力，他的法文有长足的进步。他开始在法国人的公司做书记，学习经商的方法。不久之后，他开始跟法国人合作，创办益兴公司。从出入口贸易到水陆交通运输事业，他都一手包办。他自己没有许多现金，但他富有组织的能力及知人善任的天才，所以运筹帷幄，措置裕如。据说，他最大的资本，就是3000名码头工人。他替码头工人争取权利，码头工人也一致拥护他。靠着群众的力量及他在中、法、越三方面的社团的活跃，他便在35岁那年，被西贡全体侨商推举为商会会长。
西贡首屈一指的最有力量的报纸——《远东日报》——是朱先生创办的。当抗战期间，该报由蔡贞人（文玄）、蔡天健昆仲及邬增厚兄、冯卓勋兄任编务，由朱文义兄任经理，对于抗战建国的宣传不遗余力。到了日本人进驻西贡的时候，该报即自动关门。这种光明磊落的行动，甚得读者的同情。该报停刊后，朱先生和蔡天健兄即潜逃香港。到了香港陷落的前夕，他们才抵达广州湾。因为朱先生跟法国人很有因缘，在短短期间内，便组织了这么一家公司，做出入口贸易，而我们也叨天之幸，蒙朱先生的帮忙，能够减少旅途的痛苦。
在朱先生处，我认识了几位从越南逃出来的搞抗日工作的人员。他们虽是小商人身份，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然而他们能够深明大义，不跟敌人合作，这种行为倒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能在越南安身，为什么自己竟白白跑到越南去送死？我想改变方针，径往内地，让妻子儿女回到越南。为着生离死别这问题，我足足有一星期没有好睡，而且在旅店的天台上痛哭几场。
有一天，罗牧兄、戴淮清兄和我三人步行到赤坎，来回二十公里。广州湾和赤坎的关系，宛若西贡和堤岸；前者是华洋杂处的城市，后者是纯粹华人的城市。前者比较干净，后者更为亲密。在赤坎，我们遇着一个熟人，他的工作，好像《水浒传》里的朱贵那样，专门接应香港和内地来往的搞政治工作的人员。他问我去不去内地。假如要去，他倒愿意给我想办法。例如沿途保护的人他可以代找；经过各地的旅馆，他可以代为介绍。他说得头头是道，颇能打动我的心。当我们走到寸金桥的时候，我看见守土卫国的壮士，荷枪实弹，固守桥边，我不禁肃然起敬。我到处打听由赤坎到内地的路线，据比较客观的商人说，坐轿要几天，走路要几天，中间还有一阶段是危险地带。我看路途这样坎坷，随身行李那么笨重，儿女那么弱小，而且妻子正在怀孕中，全家赴内地固然不是办法，自己单独赴内地，让妻子儿女到越南去受罪，在情理上实在说不过去。
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开赴越南的轮船居然有消息了。在这当儿，我不能不作最后的决定。我自问在香港五年，整天写抗战八股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对读者有没有好处，我可不知道，对自己简直是个莫大的牺牲。据罗牧兄说，越南是鱼米之乡，生活绝对不成问题。这在动极思静，空虚后极想充实的我是个大引诱。因此，在最后一分钟，我决定到越南去。
为着减少行李的笨重，除书籍及纪念品外，我把可以变卖的东西一一变卖了。一架新式的留声机卖了国币500元，妻子的几件时髦的衣料卖了600元。比较值钱的瓷器也卖了900元。这样一来，行李固然轻松一些，可是那2000元国币——全是5元10元的中交两大银行的纸币——后来竟变成废纸。
回头我要说广州湾的市容。这地方虽算是一个港口，但码头的设备很坏，大船不能停泊，所以商业不算繁盛。它不但比不上西贡、海防、河内、金边、南定、马德望，连越南南部的芹苴省也不如。参办楼——即省府——及其他政府机关集中在一起。它们的建筑老是红顶黄墙的平房，衬着参天的常青树。中国人集中于一两条小街上，他们大部分是琼崖人，其他各省各县的人仅占少数。这儿没有大工业，没有文化，它纯粹是个转口贸易的小商埠。
广州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街上担任苦役的囚犯。囚犯十人一组，每组有个身穿制服，下缠黑色绑腿的赤脚警察监视，工作稍微松懈，无情的藤鞭就迎头打下去。囚犯们两脚用脚镣勒住，走动时发出丁当丁当的声音。由于旧铁生锈，囚犯们的脚上给铁链刻画得深深的痕迹。当我看他们的脚踝上青紫的铁链的痕迹的时候，我对于法国的殖民地政府虐待一般人民的毒辣手段实在不敢恭维。住在巴黎的法国人是崇尚文明的；是酷爱自由、平等、博爱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同胞跑到殖民地去发横财的时候，便这样糟蹋人家。
我们在广州湾流落两个星期，盼望多日的“多宝”轮船终于抵岸了。我们买到船票，奔赴渺渺茫茫的目的地。临行前，朱先生特地给我们饯行，并且约了几位越南的侨领送我们到码头，直到我们上船后，大家才互祝珍重前程，挥巾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