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还没有结婚前，有一位川籍的女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当午夜梦醒时，想起人生的多艰，不觉心灰意懒。”现在当我走投无路，踏上这只孤舟，走向自己不愿意去而又不能不去的目的地的时候，心里难免也有些惘然。
同行的三家人一到船上，照例又晕船，一动不动，整天待在统仓里。我因为不怕晕船，时常出来跑动，所以认识了不少人。我遇着二三十个泰国的华侨的子弟，他们一向在香港求学，现在因香港沦陷，他们特地疏散回家。我看他们的肤色和轮廓显然是潮州人，可是他们硬说自己是“泰国人”。华侨辛辛苦苦地到外洋去谋生，好容易成家立业，可是他们所生的儿女，因为受不良的教育的关系，不承认祖国。当我听见他们说“泰国人”三个字的时候，我恨不得像包公在“仁宗不认母”那出戏里所表演的剧情那样，拿着棒子轻敲重打他们的衣服，聊当一种教训。
3月11日，我们安抵海防，在海关检查处遇着一个日本宪兵，我心里想这分明是个鬼门关，入死出生。在这紧急的当儿，我故示镇定，维持我的乡下佬的姿态，果然出我意料之外，他马马虎虎地把行李翻一翻就放行。
我们在海防宿了一宵，第二天即坐火车赴河内，转往西贡。这是四等车，旅客坐在两旁，行李放在中央，车厢的窗门一半是开敞着。因此，从海防至中圻这一段，我们不断地受雨打风吹；从中圻到西贡那一段，又遭热得可怕的阳光的炙烤。至于火车头所发出的煤烟，更是一层一层的堆满我们的脸上。到了西贡时，我们每个人好像刚从矿里跑出来的矿夫，或者从洪炉边工作终日才解放出来的铁匠。
车抵西贡，所有旅客都鱼贯下车，独我们这一批人遭海关员的留难。起初在车站检查一次，毫无所获，然后再带到海关的办事处，从头再检查一次，从妇女的首饰到比较新的羊毛衣服都被海关拿走。突然间有个不知姓名的同胞（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是罗牧兄的熟人），替我们跟海关的职员说了两句话，所有的东西如数发还，而我们已经足足饿了半天。
罗牧兄介绍我们到西贡大马路的永安客栈去投宿，这间客栈是郑益国兄昆仲开的。蒙他们的热烈招待，使我们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益国兄的人缘甚好，和他来往的人谁都愿意跟他做好朋友。我在越南乡村隐居的几年间，偶尔到西贡去购买日常用品的时候，一定要寄宿在他的客栈。
我们在西贡休息几天，大家便分手了。罗牧兄留在西贡，戴淮清兄前往槟椥省，我到茶荣省。越南的一个省比中国一个县还小，人口的密度也不如中国那么高。我到茶荣后，蒙陈嘉彬兄、林仲安兄的介绍，便在当地的一间华侨小学——福建学校——做校长。起初我本想什么都不干，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我觉得白白地待在家里，也许更引人注意，不如办一间学校更适合。一来学校的报酬虽不多，但多少可贴补我的家用；二来学校要聘用几个教员，一些穷朋友的职业也可以解决，于是我决定接办学校。
越南的华侨学校，经费不足，人手缺乏，设备也不大充实，所以一般的教育文化水准都很低。在教员方面，小学教员不成问题，初中还可以应付，高中可难找到适当的教员了。在设备方面，西贡的广肇学校，堤岸的福建学校及知用学校各有两套“万知有文库”，其他学校的图书馆多是空空如也。标本、仪器、地图，宛若凤毛麟角。至于校舍，法国人所设立的学校，因为得到政府的帮助，能够建筑整齐划一的课室及庞大的运动场。华校因为白手成家的缘故，所有校舍都是逐渐扩充起来的，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建筑起来的。起初用阿婆庙的静室改为学校，或者用住宅改为学校，后来学生的人数增加，款项逐渐充足，他们才有能力自建学校。因为华校和当地政府的学校的背景不同，所以我对于华校的一切缺点都能够原谅。换句话说，华校好像母亲，母亲虽其貌不扬，但是谁敢那样忍心，随便批评母亲的美丑呢？
自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之后，舆论界对于买办阶级口诛笔伐，这事情我到越南后更找到充分的理由。买办阶级是没有独立的人格的，他们一心一意，只想奉承外国的主子，然后从主子的断饭残羹中分到什一的余润。他们最瞧不起自己中国人。他们最喜欢在毫无办法的同胞面前卖弄他们的权威。他们的儿女永远不会送到华校，同时，他们也不会给华校捐一笔款，效一点劳。所可惜的是，他们不能够把自己的肤色改装，致使他们在洋人面前时常发生自卑感。因为洋人不把他们当人看待，所以他们在同胞面前，不得不矫揉造作，显示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
但是，日本的南进对于华校是有间接的帮忙。西贡最大的一间中法学校被日本军人占去了，一般人眼看法国沦陷后，自身不保，法文的地位也发生动摇了。到了胜利那一年——即1945年——连越南的学生也开始学习中文了。就我的乡下那一间学校而论，许多在法国学校得过高中文凭的学生，都接二连三地来学习中文。为着这问题，我特地开了一班，专门教导他们。因为他们学有根底，进步得很快，大约有半年工夫，个个都会说国语了。这是我流落越南期间的所得的意外的收获。
在茶荣隐居的四年内，我前后做了两年校长，中间完全休息了一年，初到时及胜利后到处旅行一年。乡居入不敷出，在经济上我很得力于朱继兴先生的援助。假如不是朱先生的全力支持，我不是沦为饿殍，便须跑到西贡来谋生，那时在日本宪兵的大肆搜捕的恐怖下，难免像其他爱国志士那样，在新山一机场化为炮灰。
在茶荣的第一年，我抽暇把剑桥大学克拉潘教授的《现代法德经济史》译成中文。克拉潘教授是英国经济史学界的权威，这部三十万言的《现代法德经济史》，是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稿，深入浅出，如数家珍。英国大文豪威尔斯说它比较一般小说更娓娓动听，这句话一点也没有夸张。
第二年我更不自量力地动手翻译克拉潘教授毕生的大著《近代英国经济史》。这部书都一百五十万言，详征博引，信而有征，是科学的历史的标准著作。可惜全书译到大半，战事已经结束，战后因为心为形役，整天奔走衣食，再也没有机会让我把这部大著译完，更谈不到整理出版。现在我觉得除英国的牛津剑桥的学侣的生活外，隐居或坐监是研究学问最好的环境。当代尼赫鲁先生之所以有惊人的成绩贡献给世界，这和他的十四年的监狱生活不无关系罢。
在茶荣的几年间，我认识了一位河内大学教授拉布卢奎先生。他隶属于法国的社会党，曾著书立说，反对日本的军阀的残暴。因此，当日本和法国驻越南的总督戴古成立协定后，拉布卢奎教授便变成阶下囚。他所受的刑罚是软禁，仅能在茶荣城内散散步，不得到外边去活动。偶尔因病到西贡去就医，他须得军政当局的准许，而且须有一名警察陪伴或监视。当我到茶荣后不久，我看见他的仪表出众，谈吐不俗，便和他相识。接着，我和他交换教授，他教我读法文，我教他读英文。因为他是我周围唯一有学问的人，所以公余之暇，大家时常在一起喝茶。他留心看报及收听收音机，关于盟军的军事的发展，及德意日轴心国家的没落的过程，他一得到好消息，便跑来告诉我。不幸1945年3月9日事变，日军在一夜之间，把法兵全部缴械，所有法国人都被送到西贡集中营，我这位患难之交也不能幸免，直到胜利之后，大家才在西贡晤面。
那几年间，我利用译书教书的余暇来研读几部子书及《苏东坡全集》。我发现苏东坡这个人之所以成为全能的文学家，除家学渊源及天赋的绝顶聪明外，最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方法。对于每门学艺，他是精熟几部书（如《孟子》、《庄子》、《史记》、《汉书》、陶诗、杜诗、韩文），同时，结交各该部门的权威的朋友。师友夹持，加上古人的丰富的遗产及自己的坚强的创造力，所以他干什么像什么。他平生最得力的是“守骏莫如跛”这五个字，所以他在古人的名著上曾下过死工夫。你看他读《汉书》和陶诗的方法，便知道他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证明他有惊人的努力，才有惊人的成就。后人不察，早晨刚学执笔，晚上就希望有所收获，世间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苏东坡的流放岭南，沦落琼崖，这些落魄的情形并不比我的隐居于万里蛮荒的越南好了多少。所不同的是，前贤的根器厚，魄力大，在颠沛流离之余，仍有巧夺天工的大成绩表现；而我在越南的几年的隐居，充其量只做个大米虫，把越南的白米、香米吃了一肚子。深夜自思，不禁要对镜子臭骂了一声：“无用的弃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