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越南茶荣省隐居的几年间，我和外界的关系几乎完全断绝。报纸的消息仅登“同盟社”一家，评论更不必说，虽然自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大家都知道轴心国家一定灭亡；自德国投降后，大家更相信日本竖白旗的时间也不会太远。
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越南的革命运动便风起云涌。到了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越南人便抖擞精神，以独立国家的国民的姿态和世人相见了。
茶荣是个僻壤，消息来得很慢。到了8月16日，从西贡来的朋友口述中，我才知道日本的确投降。蛰居乡下的我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得连眼泪也要流下来。当晚我特地杀了一只鸡，买了两斤牛肉，请家里人很痛快地吃了一顿；饭后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又跑到前门，口中还哼着杜工部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一首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8日收到西贡朋友的电报，第二日筹备了一天，到了20日清晨，我便和这个隐居几年的茶荣告别了。
由茶荣到西贡不到202公里，中间经过一道轮渡，坐公共的木炭汽车（战时越南的汽油来源断绝，私家车改用酒精，公共汽车改用木炭炉），不过六小时，坐私家车约四小时，可是那天我与妻及侨思、亮思出西贡时，沿途却经过十几次的检查，其中以永隆省至丐莱一段检查得最严厉。平时法国的殖民地官吏以挑拨各帮派的华侨及离间华侨和越南人的关系为能事，谁料到了这紧急关头，法国的殖民地政府整个失败，越南人却喊出“中越一家亲”的口号，凡是华侨的车辆经过的地方，他们打个招呼便放行，法国人的却一一被扣留。虽然在路上我们稍微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到头来我们仍平平安安地抵达西贡。
像朝鲜以三八线为界一样，盟军对于越南的处置是以十六线为界，北纬十六度以上由华军占领，十六度以南由英军占领。坦白说一句，英军固然帮忙法国人重返越南，华军却希望越南人能够统治越南，虽然后来南京政府因国内多故，同时又受外来的压力，致不能坚持这主张。
9月初旬，盟军统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抵达西贡，释放集中营里一切政治犯，其中占大多数的不消说是法国人。不久之后，越南的青年政治家们便成立越南政府，并且在市政府大厦上高悬越南的国旗，旁边附带挂着中英美苏四国的国旗。考其用意，无非说明越南人欢迎中英美苏四国的合作，把政权从法国人的手里拿回来。当时我曾把这问题征求盟军统制委员会的高级军官的意见。据英国军官的答复，关于印度和缅甸的独立问题，英国早具决心，不久即可实现；至于越南问题，这留给越南人与法国人去直接交涉，英国干涉不得。反正盟军统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遣散联军的战俘，拘留日本的战俘，只要这些任务一完成，他们便束装归国了。
9月19日，越南的青年在西贡游行，他们的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到加丝纳街的时候，忽然某大楼上有人向街上群众开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阵枪声便使法越的战事一发不可收拾。接着，手榴弹和机关枪声，整天响个不停。到了晚上，法国人所开的工厂多数被越南人燃烧。在法越的冲突中，爱好和平的中立主义者的华侨好像三文治一样，受了法越双方的夹攻。当大战期中，因戴古总督与日本人合作，使越南人免受战祸，谁料当举世庆祝和平的时候，越南却是烽火连天呢？
记得有一天下午，黑云密布，大雨滂沱，我与履常弟从堤岸赶回到西贡，我们的车子经左关街，折到加里亚尼大街，刚到中央警局和消防局附近，炮声响了。我们连忙跑下车，跑到路旁的一家越南人的家里逃避。从门缝处可以看见双方交换枪炮的火光。我想这一下可完了，而且是在流弹下死得不明不白。直到一个钟头后，枪声慢慢地沉寂下去。一会儿，我看见一批越南的青年奏着凯歌，大声欢呼胜利，说他们已经占领消防局。并且把越南旗高插在屋顶的旗杆上。接着，路上疏疏落落地有人来往，我们乘机溜回西贡。这次的意外遭遇，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余悸。
因为我家里还有一部分人留在茶荣，妻不放心，于是在10月8日那一天，我特地向友人处借了一辆车，让她们回去，我个人仍逗留在西贡，为华侨服务，同时，准备回国的手续。西贡的友人劝我暂时不要回国，索性在西贡经营实业，等腰包充实后再回国不迟。我因为去国日久，时常动起乡思，尤其在大战期间，蛰居越南乡下，与国内学术界完全隔绝，非趁机会回国重理旧业不可。友人看见我的意志坚决，不敢勉强，只好让我回去。
那时河内方面的国军曾派遣代表南下西贡，由友人的介绍，他们跟我认识。我替他们奔走两星期后，便取旱道，准备直奔河内。越南的东部，尤其南圻，虽然十分富庶，但西部的柬埔寨与老挝却荒凉不堪。途经桔井、上丁、百细等省，有的地方走了几十里路看不见人烟。公路是从原始的森林中开辟出来的。有一次，汽车的机件发生故障，半路抛锚，等到半天还看不见人影，弄得我的全身的毛孔几乎要倒竖起来。幸亏有个骑单车的华侨机工经过，临时下车替我们修理，这才继续往前开驶。
我们抵达百细后，凑巧有个政府代表从河内来。他在河内时，曾听见人家说我跟西贡的华侨关系很不错，他希望我陪他跑一次，大约一个月后，我便可回国。我说我离国这么久，心急如焚，片刻也不可延缓。他再三以好言劝慰我说：“回国替国家做事，在南洋替华侨做事，服务的地点不同，但目的却一样。”经过友人再三劝勉后，我又从百细，经高棉，重抵西贡。在西贡住了两星期，又由高棉，经磅清扬、马德望，而抵泰国的曼谷。行程虽延缓了两个月，但这次的旅行，使我对各地华侨的特性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般来说，华侨多是富于热情，勇于公益事业。虽然有时因太重感情，不讲究组织的章程，致事后发生龃龉。但是，“观过知仁”，他们之所以不讲究组织的章程，无非爱惜面子，免得大家为着薄物细故，争吵不休。因此，在华侨的社会中，“人”的因素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假如侨社中有疏财仗义、众望所归的人物，他真正可以片言折狱；天大的事情，只须他两三句话，或者一次杯酒言欢的机会便可解决。假如被称为侨领的人物却是“社会棍”，希望从社团的活动中得到一些好处，结果，不但什么事情都搞不通，而且背后往往会引人指摘。
还有一层，华侨识字不多，他们最讨厌官样文章，有事当面讲，用不着多递呈写禀。事实上，他们也深知旧政府机关的陋习，除亲戚朋友外，非亲非故的人如要托政府机关办点事情，至多是做“公文旅行”下的牺牲品，他们所要求的事情永远达不到目的。实际的经验告诉他们“公文旅行”徒耽误时间，所以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非万不得已，绝对不跟衙门打交道。
华侨的冒险精神实在使人佩服到五体投地。越南有个地方别号“蛇鬼山”。据说，这地方的井水很毒，喝了那种水的人，肚子会发生鼓胀，以后便无疾而终；因此，连土人也不敢居住。但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华侨，他们比较当地的土著更能适应环境，结果，人家无法居住的地方，他们仍旧能生活下去。
华侨对祖国的观念是十分浓厚的，越是穷乡僻壤的华侨，他们越爱护国家。记得有个军政界的熟人从河内到西贡的过程中，汽车过处，总是万人空巷地来欢迎；不但代表们被欢迎，连普通的勤务兵也到处受人招待。有的地方，甚至有人扶老携幼从几十里外赶来参加欢迎会。他们并不希望从这些代表的身上得到丝毫的利益，他们只觉得看看汉家威仪便心满意足。身在异乡，心怀祖国，华侨不厌国家贫弱便与它疏远，这种高尚的美德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
我在金边逗留了一个月，原想抽些工夫到吴哥窟去参观，可惜那时地方不靖，行旅艰难，要动身而又裹足不前者不止一次。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旅行的机会是不可多得，机会一过，以后要用驷马来追也是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