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5年的年底，我准备回国的时候，越南的民族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一下子就达到高潮。越南人和法国人从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一跃而为分庭抗体，短兵相接的状况。那时我的家仍在越南南部茶荣省，道路阻梗，咫尺天涯，我连回家告别的机会也不易得到。从茶荣间关到西贡的熟人，个个都说消息很坏，住在乡下的华侨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他们希望新恢复的中国领事馆给他们以相当保护，可是领事馆只能循外交的途径向法越双方疏通，至于人家是否肯给华侨以便利，这权力是操在对立的团体中，领事馆无法干涉。
在这期间，我的家曾从茶荣省的省会搬到离城七公里的多禄镇。法越双方在城里实行拉锯战。双方都以最残酷的手段对付彼此的敌人及其附从。我的邻居有两家人，一个曾做过县知事，说得一口法文；另一个是我的房东，他们都是在亲法的罪名下被牺牲了。另一方面，越南的革命青年，有少数被法军抓去，被绑在郊外的桥上，枪声响处，整个尸身付之东流。这些恐怖的情形，我却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直到一年后，我与家人团聚时，由他们的口述中，我才得知梗概，同时，我不禁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我从西贡坐飞机到金边，在金边小住两星期，即前往马德望。马德望是越南和泰国交界的地方，当大战期间，泰国借助日本人的力量，硬要越南政府把马德望等四省割给泰国。这段公案到战后两年间才得到圆满的解决。
由马德望坐火车到曼谷，沿途经过好多个“禁区”。所谓“禁区”，是日本人干的把戏。日本人怀疑心很重，他们一面阴谋侵略中国及南洋各地，一面又怕人家报复。为未雨绸缪计，他们强迫禁区里——即铁路线两旁及重要的军事据点附近——的人民全部搬走，免得对他们不利。至于禁区里的人民所受的痛苦，他们根本不理。为着“禁区”的硬性措施，许多华侨曾遭遇不可补偿的损失。因为中等以下的华侨的全部财产都在他们的住宅或店铺里，住宅或店铺一旦被强迫搬家，这等于全部财产打个九折八扣。此外，当他们搬到新居的时候，由于环境的特殊，他们要相当时间后才能够适应。诸如此类的事情，无异生命财产的浪费。
在火车上，我认识了一位英国军官，我跟他很谈得来。到了午饭时候，我们两人合吃一只烧鸡。我说我爱吃鸡头及鸡皮，他说他不吃。我又说我不吃胸脯肉，他说他最爱吃。吃完饭后，我含笑地对他说道，这样合作，永远不会发生利益冲突的事情。
1946年1月4日，我安抵曼谷，蒙侨胞及当地政府的热诚招待，使我感觉宾至如归，省却种种麻烦，但我的归心似箭，对于眼前物质的享受一点也不感兴趣，尤其是太太和小孩们陷于越南的火线里，生死莫卜，我更免不了要临风洒泪，对月伤怀。从此我知道一个人最快乐的就是心安理得。假如心事重重，虽贵为一国的元首也是毫不相干。
泰国是介乎越南、缅甸、马来亚之间，在过去，它是英法两国争夺市场的地方。到了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势力也深入泰国。因此，它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会说英文和法文。例如銮巴立与乃宽阿拜王，他们都是法国留学生，同时，又在英国住过相当时间，所以法文、英文都有根底。可惜泰国的华校不大发达，有些华侨因长久受暹文及西文教育的缘故，对于中文反而生疏起来。生疏引起误会，而误会正是人类的大敌。野心家们看见华侨彼此之间常闹意见，于是实施挑拨离间的手段，使华侨社会中起内讧，以便坐收渔人之利，这是很伤心的事情。
泰国华侨的生活状况，照我的观察，似乎优于越南。就穿着而论，我看上流社会人士多着雪白的沙士坚，衣冠楚楚，不像越南华侨那么随便。他们的家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客人进门，照规矩须把鞋子脱掉。比较富裕的家庭多陈列象牙。据说，象这家伙很聪明，它们会帮忙主人工作，尤其在森林里，它们能够把那些已经被砍伐下的树木拉着走。有钱的人所豢养的象很多，这倒是生财的好办法呢。
曼谷是鱼米之乡，一般华侨的生活都很不错。他们所做的虾酱非常可口。凡是尝过泰国的虾酱的人，好像吃过越南的鱼水的人那样，对于南洋这两个国家都有相当的留恋。
泰国的寺庙和舞厅之多，实在可以达到惊人的地步。至于佛庙和舞厅之所以发达的原因，我觉得这和南洋的生活环境很有关系。南洋得天独厚，光凭太阳的光和热，加上纵横交错的河流的水分，这使每个人的生活问题易于解决。饱暖思淫欲，舞厅及妓寨娼寮的发达就是这缘故。过分享乐的人，他们生怕摧残过度，油尽灯枯，所以他们不能不提早布置身后的大事，希望死后也像生前一样，享尽酒色财气，子女玉帛。此外，南洋人有钱不懂得高尚的娱乐，只好拼命地立妾，由一个至五六个不等。一旦财主本人死了，树倒猢狲散，有的改嫁，有的守寡。那些守寡的富孀，她们多数要到寺庙里去献香火，希望死后免遭苦难，同时，希望来生也许更有福气。相反的，假如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米粮的来源是否有把握，我相信他们一定像前线的战士一样，只求此刻现在生活无忧便心满意足，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寻花问柳，哪里有闲情逸致去探讨来生的问题。
泰国的妇女喜欢携带金器，这一点和越南极相似。在国内，有钱的人多是“良贾深藏若虚”，值钱的东西很少露面。在泰国，除一等富翁外，中下阶级人士的财产，七分陈设在客厅，三分携带于身上。因此，你如在曼谷马路走过，随时随地你可以见到闪闪烁烁的金器银器，甚至各种电镀的东西。
曼谷的三聘街好像西贡的潮州街，是华侨巨商活动的所在。街道的窄狭，只有苏州的小巷可以比得上。街道两旁的屋檐相接，仅露出一线曙光。我到曼谷时，正值华侨筹备庆祝祖国胜利的时期，满街摆列关金，供人家兑换。我看华侨们那样热烈购买关金，便知他们身在海外，心怀祖国。虽然许多人在关金上栽了筋斗，但他们毫无怨言。只要祖国和平统一，他们就再吃一些亏，也是心甘情愿。
在曼谷小住五星期，我才买到一张军用飞机的机票，航程是经马尼拉，越上海，而抵重庆，在空中至少要费20个钟头。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有机会回国，什么苦难我都可以受，何况这条路线是我第一次所经过的最长距离的空中旅行呢。
记得我离开曼谷的前夕，刚好我要赴友人的宴会，到晚上11时才回寓。回寓后，兴奋异常，心里以为经过八年离乱后能够重睹故国的天日，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我很想到床上睡觉，可是在过分兴奋的情绪下，睡神逃逸无踪，眼皮再也合不下来。我在床上静听隔院跳舞厅传来的爵士音乐，恨不得站在麦克风前对那些狂欢的青年男女说了几句话：“亲爱的青年朋友呀，祖国正在呼唤你！他乡虽好，不及故国。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给你们做开路先锋，你们跟着回来罢！”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已到午夜2时，舞场渐趋沉寂，那悠扬的音乐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剩下只有屋子周遭的虫鸣。在平居无事的时期，这时正是我熟睡的时候，虫鸣的声音照理听不到。现在我却眼睛发亮，听觉特别灵敏，连针儿掷地的声音似乎也会听得清清楚楚。我觉得与其在床上胡思乱想，不如起来收拾行装，免得动身前多一番麻烦。
我的随身行李仅有两件，其中一件根本没有打开，另一件是安置杂物，不用十分钟，什么都收拾就绪。在这期间，睡神还是姗姗来迟，我的心里满是回国后的计划。大计划里又有小计划。计划越想越多，几乎是数不清。我想回国后，先要到一别20年的故乡去拜扫先人的坟墓；其次，是登报寻找我的亲爱的朋友，至少要马上和他们通信，看看他们经过火的洗礼后是否健在；再次，我须把抗战期间大后方所出版的书报全部搜集起来看个痛快；再次，我虽然买不起花园洋房，但至少也应该安置一个相当舒适的家庭，把暂时仍寄居于越南乡下的家眷接回国。这些玫瑰色的梦越想越甜蜜，越想越兴奋，到了上车的时刻到时，我的好梦还没有做完呢。
6时上车，径赴廓曼飞机场。守门的卫兵的前据后恭的态度使我很看不惯。昨天我来换票，他们给我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今天我坐大车进来，他们却向我致最大的敬礼，想来非常可笑。但是，大家都是亚洲人，何必上人家的当呢？说不定昨天的为难，正是飞机公司所搞的把戏，而泰国的卫兵只做个傀儡罢了。这样一想，什么冤气马上消灭。
在机场进早餐。到了9时才上飞机。经过机师的细密检查后，认为机件毫无故障，于是我们便起飞。长空万里，一望无际，起初我照旧很兴奋，到了点心下了肚子后，我便睡着了。
下午3时抵马尼拉，投宿于空军特定的旅店。那时离战事结束的时期不上半年，一切设备因陋就简。从外表看来，一般搭客所过的也是军队一样的生活。梳洗更衣罢，我便往市上参观。只见沿街的店铺弹痕累累；有些高楼大厦被炸成九十度鞠躬的样子；有的屋子仅剩四壁的围墙。许多人已在颓垣碎瓦上用芦苇或竹席编成墙壁，暂时在路边经营生意。街道因年久失修，致车马过处，尘埃飞扬一丈多高，但公路上的热闹却远胜曼谷和西贡。
我在马尼拉住了三天，在晚上8时光景又匆匆地上机。同机有宋子文的太太张乐怡女士，她的鼻梁上架着太阳镜，全身珠光宝气，好个豪门的派头。外国人看见国舅的太太上车，表示三分客气，个个都要找个机会跟她谈谈，而她也因为自小学习英文，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一一以欧化为主，所以她在飞机上，除与罗家伦打个招呼外，其他同胞都不放在她的眼里。
我以半睡眠的状态在空中过了半宵，到了清晨3时，飞机已光临大上海的天空。从小窗往下瞰，只见万家灯火明明灭灭地伸展于大平原中。当飞机着陆的时候，正值雪片纷飞的时节，屋外气温低到零度下二十度。幸亏我在马尼拉登机时，身上已经穿好冬衣，大氅外还有围巾，所以对于眼前的景物只有欢迎，一点也不觉得难受。
我在上海逗留两天，觉得周遭的环境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我发现上海的市容很萧条，人们的脸上多露着苦笑的样子。一来他们经过八年的变乱，物质上蒙受很大的损失，精神上尤其萎靡不振；二来由重庆及大后方回到上海的人，个个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威胁他们，使他们觉得十分难堪。中国人是最爱惜面子的人，面子上有问题，心情当然不大愉快。
当我快要动身赴重庆之前，我先跑到电报局去打电报。公司的职员看见我的电文后，马上说道：“先生，你明天既然要飞到重庆，这封电报大可不必打了，因为你本人抵达重庆后三五天，电报恐怕还没有递到呢！”我听了之后，心里倒觉得啼笑皆非。
战争，战争，可诅咒的战争。战争延长了八年之后，一切变了，社会的外貌变了，人心更不用说也变了。
2月12日下午6时，我安抵重庆，投宿胜利大厦，第二天便搬到亲友家里去住。身体虽辛苦，但精神上却很兴奋，所以一夜又没有睡好。日本人可以说是打败了，但祖国是真的胜利吗？报上的战云弥漫的消息使我不能没有怀疑。这种莫名其妙的怀疑，使我在含辛茹苦的逃难生活中所怀抱的热望冷了半截。
唉，多灾多难的祖国，受苦受难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