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抗战期间，作为抗战司令台的陪都，是中外人士观瞻所系。“重庆”“重庆”这两个字，好像金石一样，简直会发出极响亮的声音。沦陷区的人民间关跑到重庆，海外华侨辗转奔赴重庆，而国际知名之士也以一见重庆为无比的光荣。重庆代表统一的中国，同时，也是全体人民精神团结的象征。
当我避难于越南的时候，有些忠贞志士曾在“通重庆”的罪名下，被敌人枪杀，而我个人险遭不测者也不只一次。那时我及一般年轻朋友们虽没有到过陪都，但大家觉得为“通重庆”的罪名而死，也是心甘情愿。那时抗战的号角吹得响彻云霄，在神圣抗战的精神的感召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谁都觉得为国捐躯是大丈夫应有的责任。
但是，等到战后我赶到重庆时，摆在我的眼前的重庆，已经和我想象中的重庆截然不同了。
重庆是个山城，山石巉岩，道路崎岖，交通不算十分便利。虽然各地有公共汽车穿行，但是车少人多，上车照例要排队等候，等了一班又一班。假如你出来散步，那些泥泞的道路，正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缸酱。”漫说散步，看一看那狼狈的态度已经够恶心。因为有些屋子是依山建筑，汽车不能通达，有钱阶级多用滑竿代步。这种滑竿是露天的，因陋就简，不像我的故乡的轿子那么神气，更没有那么舒服。
由于交通的困难，我在重庆小住两个月的期间所走的地方不算多。重庆虽号称四川首要的商埠，但它的市容不但赶不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甚至连福州或杭州也不如。这儿仅有一些药材与土产，既没有大规模的工厂，又没有很繁盛的市场，无论供给和需要，这儿都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就一般商业看来，这儿主要的是消费的享乐的城市，茶楼酒馆多得数不清。四川人喜欢在茶楼摆龙门阵，三杯落肚后，谁都要竭其知能，作谈天雕龙之辩。四川人会说话，这主要的是得力于茶楼。
四川菜似乎以成都为正宗，重庆并没有什么特出的菜馆。就我所吃过的几家菜馆而论，我只觉得炒辣子鸡丁、红烧鱼、炖猪蹄这几味还吃得过，其余的菜都很平常。至于酒楼的陈设，这儿远不如北京、上海、香港的几家以川菜为号召的馆子那么富丽堂皇。老实说，在重庆时，我倒喜欢各种面食，尤其馄饨。这一方面是那儿的面食做得好，一方面是我的偏见，因为我从前在北京被我的一位川籍女友，请到她的家里吃饭时，每次都吃到馄饨醮辣椒油，一吃就合胃口，后来就变成一种嗜好。
在重庆时，我曾到处访问旧友；大家一见面时，有时是自从香港沦陷后说起，有的更从卢沟桥事变说起，一说就是半天工。从他们的口述中，我知道他们在抗战期间所过的生活是痛苦异常，大多数人都是居不安、食不饱，衣服也仅能蔽体，根本谈不到时髦。每天除跑警报外，主要的是怎样应付一日三餐的问题。因此，有些人得了肺病，有些人患了严重的胃病，而贫血病更是很普通。所幸抗战期间，大家的物质生活虽困难，精神生活却很充实。谁都承认希望摆在前头，熬过黑夜，黎明的曙光马上会来临。这种精神上的慰藉，大可抵抗敌人一切威迫利诱的武器。
一到胜利后，那些有特殊关系的人个个衣锦还乡，争着做接收大员的工作，封条贴处，敌伪囊括几年的物资变为己有。你贴封条，我也贴封条，最后看看谁的来头大，才决定里边的物资归谁所有。事实上，前门所贴的封条是代表有关系的机关，后边所开的方便大门才是有来头的人所干的把戏。光凭接收这个好机会，许多人在隔夜之间变成巨富。这种消息从全国各地陆续传到重庆，弄得那些含辛茹苦地在大后方干抗战工作的人非常失望。
闲居无事，把抗战几年间重庆所出的各报合订本翻阅一遍，最令我心折的还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公报》。里边的社论、专论、特写，各有千秋。至于刊物，我也择要阅读。我所得的结论是，比较有思想有能力的作家十九都不满现状，甚至那些在政府机关紧握大权的人，表面上似乎也装着严肃的样子，可是关了门谈天的时候，连他们也觉得时局将有重大的变动，所争的仅是时间的先后而已。
八年抗战，大家的政治意识无限提高。记得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北方的基础本来很脆弱，共产党仅限于各校学生，数目不算多。虽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但很快被统治者及外力弹压；一般市民多抱明哲保身的古训，理乱不知，黜陟不闻。但是，经过八年抗战，不谈政治的人也高谈政治了。除两个大党外，还有许多小党；党内有派，派内有系，简直使普通人摸不清。偶尔在坊间买了一张中国各政党的组织表，看它们的名称、党纲、组织，简直比一张中国历代帝王世系表复杂得多。最妙的是有些党的党魁们一部分在重庆抗战，一部分在南京附敌。到了摊牌清算的时候，那些在南京附敌的人，一律以“地下工作”的名义，把个人的地位从十八层地狱下，升到九重天上。此中奥妙，恐怕非局外人所能明了。
在旧报上，我看到抗战有功的人的授勋表。这些名单很有趣味。除功罪互见的将领，瑜瑕参半的文人外，这些国人皆曰可杀的皇亲国戚个个都荣获甲等胜利勋章。“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到了是非不分，赏罚不明的时候，政治的危机是迫在眉睫了。
这都是胜利后措置失当的例子。但是，当抗战期间，重庆也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图书审查，把那些比较有价值的新著，经学术专家审定后，按等级酌予奖金。这些奖金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对于一字一泪的作品的赏识，这种作风是值得提倡的。
1946年2月，重庆学生运动又开始了。有一天他们从各地集中到国府路、上清寺、两路口一带游行示威，每个人手执旗帜，高喊“反对《雅尔塔协定》”等口号，同时，还画了一大幅东北九省的地图。过了几天，《新华日报》局部被捣毁。再过几天，左翼作家在校场口演讲被右倾分子毒打一顿。国共的裂痕日益扩大，四个多月前的《双十纪要》的文字和精神，已被人遗忘了。
忧患余生的善良的中国人，眼看内战将起，和平无望，谁都免不了要叹一口气。就在这时候，物价开始暴涨，平均每两个月涨一倍，各机关也开始经常调整生活费。受薪阶级寅吃卯粮，靠典当借贷为生。比较聪明的人多和本人有关机关的会计处商量，让他们在月头预支。据那时的估计，月头预支比较月尾领薪，至少可多得30％，因为月尾的物价可能比月头高涨30％。至于长袖善舞的人，他们多巧立名目向政府或私人银行借贷，大宗款项，钱一到手，马上换成物资，钞票越多，物资越贵，三个人月后把原有的物资抛出一半，便能够绰有余裕地连本带利偿清银行的积欠，自己凭空得到一半。周而复始，如法炮制。越肯抛头露面，低首下心向人借钱的人，他的腰包越来越雄厚。再进一步，他们深知钞票迟早终归无用，所以大家一有余蓄，便变换黄金美钞、房屋田产，甚至肥皂、火柴及任何日常用品都在光顾之列。
因为大家的目标在于黄金美钞、房屋田产以及其他物资，所以这些东西被人炒得很贵。但是“象以齿焚身”，胜利初期的一些飞机的失事，一部分可以说是由于旅客违犯禁例，私自偷运黄金，致飞机过重，控制失灵，弄得连人带金都随飞机的毁灭，四散于荒郊。至于官僚资本家利用特殊的关系，故意出重资收买大后方的良田，这事情更是得不偿失，因为被欺负被侮辱的民众的无声的抗议，一致的愤怒，这简直影响政府的威信，增加政府的负担。官僚资本家固然大发其财，但他们所依赖的政府却被他们拖累了。
我自己明知没有搞政治或实业的才干，无事一身轻，所以时常偷闲去看话剧。抗战期间，重庆的话剧有惊人的进步。大家对于剧本的撰述和选择，演员的训练，布景、灯光、道具的考究，可以说是苦心孤诣，非达到目的不止。随话剧的发达，民歌、民谣及边疆舞蹈都被人重视。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这种作风的转变，是直接间接地由八年抗战的实地经验得来的。从前士大夫所提倡的贵族文学和艺术，至多仅给有闲阶级做装饰品，至于士大夫本人正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对于社会简直是寄生虫，有害无益。自经抗战的洗礼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作为文人的知识分子，不但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大众打成一片，这才有真实感。在重庆搞话剧的人，大家都把话剧当做神圣的工作，认真地悉心考究，所以才有辉煌的成就。假如不是物质条件的缺乏，我相信那时各话剧的演出的成绩一定更进步。
春天的重庆时常笼罩着烟似的薄雾。雾里看花，古人已嫌不够亲切，雾里观察纷纷扰扰零零乱乱的社会，尤其是时刻都在恶化中的时局，更使人招架不来。老实说，慕名很久的重庆，经过两个月的逗留，我已经不想再住下去了。于是在春寒料峭、烟雾弥漫的暮春的一个清晨，我搭了飞机离开抗战时代的温床——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