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住了六个月，实在可以说是百无聊赖，人家兴高采烈地忙着做官，自己却穷到没有立锥之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除自己怨恨生辰八字有些问题外，还有什么话好说。
南京的公务员约有十万人，这十万人中，真正有钱的不到一千人（1％），小康之家的不到一万人（十分之一），其余89％的公务员都可以说是过不去。生活既然这么困难，吃饭没有份儿，挨打有份儿，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做公务员呢？
在传统上，中国人多数是走楚霸王的路线，即“读书不成去学剑”，读书成功的做文官，读书不成功的做武官。“书”和“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具，但是目标却很一致——做官。做了官后，高明的人可以扬名声，显父母，为宗族交游光宠；无赖的人也可以刮地皮，套外汇，把国库化为私囊。这话也许扯得太远，我们不妨再说得明白些。在战前，普通的公务员，发财虽然没有希望，但一日三餐确保无忧，反正在产业落后的中国，读书人的出路很窄，只要生活可以解决，其他问题也管不了许多。由于人类的天性喜欢因循，非万不得已，不想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所以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公务员的数目仍是有增无减。还有一层，政府为羁縻人心起见，在抗战时间曾增加许多骈枝的机关，以便安插各党各派九流三教的人物。因此，许多机关多是叠床架屋，只求敷衍人事，不问行政效率。这种权宜的办法，在抗战的鲜明的旗帜下，一切缺点都可以掩盖得住。到了战后，所有破绽好像百孔千疮一样，完全暴露出来了。
老实说，奉公守法的各级公务员及传道授业的各校教师都是社会的中坚分子及政府的台柱。可惜这些人的生活基础给抗战时代的种种不合理的措施推翻了。极少数人越战越富有，大多数人越战越贫穷。贫富的过分悬殊，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同时，使社会基础完全动摇。在这当儿，只要反对党把不满现状的民众稍加宣传与组织，马上会闹出翻天覆地的事情。这种形势，连普通的小市民也看得出，那些熟读中国历史的高官大员何曾看不出。假如他们有三分勇气，不怕“薄言往诉，逢彼之怒”，以致丢了纱帽子，我相信时局的转变是不会那么迅速的。
战后的南京，除那些发国难财及接收财的大员外，仅有特任官们才可以养尊处优，过着豪奢的生活，其余的人十九是叫苦连天。南京并不是没有整齐雅致的花园洋房，尤其是山西路、颐和路一带的房子，实在可以说是很漂亮。不过那些房子都是有来历的人住的，侯门似海，中下级的公务员恐怕连参观的机会也不可多得。他们只好住在公共宿舍，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一部分睡在床上，一部分打地铺。白天因奔走衣食，疲惫不堪；晚上又因家里嘈杂，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姑定他们有涵养，不随便发牢骚，然而无声的“腹诽”的力量，比较公开的游行示威并不会减轻了一些。
战前的中国，房子有的是，到处都是“吉房招租”的红纸的字样，租屋的人仅须按月缴纳最低限度的房租，根本用不着什么顶费。虽然那时也有“顶屋”或“赁屋”这名词，不过这是指房屋并没有卖断的意思，付顶费的人不必再纳房租，收顶费的人也不必另付利息。这对于双方都有利。自抗战以来，各地农村的破产，大家聚集于少数城市，那时各地房屋已经不够分配，加以战时的大量破坏，房荒越形严重。因为供不应求，顶费便成为租房的人的先决条件。起初顶费的数目有限，普通人还可以付得起。战后的顶费，开价是金子几条或几十条（每条十两足金），这怎么不把人吓倒。老实说，三两五两的黄金还有办法应付，到了黄金按条计算的时候，那一般受薪阶级只好餐风宿露了。
战后有不少剩余物资流入民间，为的是政府利用它来平抑物价。可是印刷机的财政政策把这些丰富的剩余物资的价值全部抵消了。战前如有人能够吃罐头的东西，大家也许会觉得这是一宗值得夸耀的事情，战后因为罐头的食品太多，反而使人觉得讨厌。不过这是指中上层社会而说，若论中下层社会，他们每天所吃的东西，主要的是油条、烧饼、青菜、杂粮。至于白米、白面及鸡鸭鱼肉等东西，那是一年见不到几次的。
南京，再度建都不过十年（1927—1937）的南京，原是个破破烂烂的城。由于城里的面积的辽阔，一些新盖的建筑物好像石沉大海一样，不大容易见到。先天本来不足，加以敌伪盘踞南京时间的破坏，更显出窳败不堪。就交通而论，这儿没有电车，而公共汽车也是少得可怜。除要人有汽车代步外，普通公务员多是用吉普车或军车改装的交通车代步。因此，住在城北的人，假如他不懂得利用火车，就很少有机会跟一位住在城南的朋友见面。
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自己吃了大亏后，还不知警惕，偏偏要让自己的儿子走同一条路。南京的十万公务员，不消说都受过高等或中等以上的教育，否则现成这一个饭碗也保不住。为着使子弟求更高深的教育的缘故，他们当然要送儿子到学校去读书。南京学童多，学校少，供不应求。例如汇文中学，它原拟招收300名学生，可是各机关首长寄来的介绍信已经越过500封。因此，所谓公开招考仅是一个骗骗孩子的谎话，实际上，各学校在没有公开招考之前，学生的名额已经圈定了，虽然并非“硬性”的圈定。
然而我感觉最大的威胁莫过于通货膨胀。当我二月间回国时，我每月赚到12万元国币，这笔款仅够我个人的开销，假如我接了家眷回国，起码须24万元。过了三个月，我的薪水经过调整，增加到24万元，不过这笔款又仅够我个人的开销，假如我接了家眷回国，起码须48万元。名义的工资增多，实际的工资越来越少。一个人束紧腰带并没有多大关系，要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回国跟父亲一同吃苦，这未免太不公平。
平心而论，生活问题的确是人生首要问题。生活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任何问题都无从谈起。在当时的环境中，我知道自己如在南京住下去，不但债台高筑，陷于无法自拔的地步，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把家眷接回国。这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徒增我的梦魂的不安。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到了生死关头，“走”的确是个办法。当日本兵开入故都时，我迫得一“走”了之。当日本兵占领香港时，我又逼得一“走”了事。不过那两次逃难都有家眷在身边，路上当然要遇着种种困难。现在因为经济的压力迫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又决心逃亡。
在战前，中国人要往南洋各属，根本不用什么护照。到了战后，中国一跃而为“五强”的地位。名义上，我们的地位提高了，实际上，我们的麻烦也跟着增加了。
那时正值马歇尔八上庐山而不得要领的时候，大家知道和谈破裂，国共难免一战。为着战事迫在眉睫，外交部管理护照的人特别小心，非经过再三调查不轻易发出护照。我记得我这张护照足足做了一个月工夫，那些领不到护照的朋友们看见我领到护照，大家都替我高兴。
行期将近，一些相熟的朋友们免不了要给我饯行。他们的盛意我是十分感激的，但在这种时期要朋友们破钞，心里实在不好过。他们希望我到南洋后，能够经营实业，将来如能发达，说不定他们也可以沾一点光。他们的期望虽然近似笑话，但是，当一般人都给经济浪潮压得吐不出气来的时期，我能够找个机会回家跟妻子儿女同住，有福大家享，有苦一家尝，这不能不说是好运气。
最后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我回乡扫墓的志愿不能实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到了自己长大成人后，只懂得照顾妻子和朋友，父母的坟墓置之不理，故乡的亲戚一点也没有帮忙，这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但是，那时的交通还十分困难，由南京到我的故乡的旅程，来回须三个星期。无情的时间不能让我自由分配，所以我只好遥望白云深处，向在天之灵的先人告罪了。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次南渡，恐怕要相当时间才能够回国。将来回国时，恐怕鬓毛已经衰落了。人生的行踪，宛若飘萍，东飘西移，很难预料。但是，要率眷回国，大约要在国内相当安定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