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略述曾涤生
在教育不大普及的社会里，父亲中了秀才，三叔祖补了廪生，这无疑地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书香之家”。
说来也可怜，所谓“书香之家”，并没有什么书可看。除了各种版本的“四书”、“五经”、“八股文”、“试帖诗”以外，剩下的是各种医书。小说和剧本，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儿童读物更不用说了。
我自小喜欢翻书，偶尔在楼上故纸堆里，找到一部《曾文正公家书》和《求阙斋日记》，文字浅白，内容充实，尤其那副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更引起我的注意。我很仔细地把这部书研读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这是我自动地阅览的第一部书。它教我怎样治学，怎样做人。那时，先君已经弃世，先母不认得字，这部《曾文正公家书》和《求阙斋日记》，恍惚是我的南针，难怪我把它当做“枕中鸿宝”。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咸丰初年，任吏部侍郎。为着母亲的丧事，他从北京赶回故乡。那时，太平军势盛，他奉命在籍编练乡勇。清兵屡败，国藩奉命督率所部乡勇，收复武、汉及沿江各地。同治三年，又克复金陵。到了太平军全部歼灭后，他被封为毅勇侯，为同治中兴功臣第一。曾任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到了死后，清廷赠他以太傅的衔头，谥为文正公。
曾文正公的著述，在编辑方面，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抄》；在批评和创作方面，有《鸣原堂论文》、《家书》、《日记》以及卷帙繁多的奏疏；但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却是他的《家书》和《日记》。
曾文正公的《家书》和《日记》所牵涉的问题很广，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修养和治学两项，其他关于政治和军事的报告，因为时代不同，意识不同，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我们不应妄加评论。年来新派的历史家，站在民族革命的立场，对曾文正公的行动，多数不能谅解。其实，一个人是环境的产物，假如他早生一百几十年，他不难步顾炎武、黄宗羲的后尘。假如他晚生五十年，他恐怕会给孙中山做先锋。事实上，孙中山少年时代所崇拜的伟人之一——李鸿章——还算是曾文正公的入室弟子呢。
平居和朋友们谈天，我总觉得历史上的中流砥柱的大人物，多是中锋而非偏锋。所谓“中锋”，即“中庸”的别名。它是表里兼顾，左右咸宜，用孔子的话来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就是成德达材的人物。
曾文正公的一生，深受孟子的影响，他要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事实上，只有像他这么有涵养的人，才能够担任大事业，撰述大文章。
因为中国的读书人，一向标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以曾文正公自立志读书以后，对于个人修养问题，非常注意。古代的大官，往往用“清慎勤”三字作座右铭，曾文正公更脚踏实地，把“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这样一来，意义更为明显。我们只看他写给九弟的信，便知他对于这三个字有怎样的解释：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字存诸中者不可知，其著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矣。
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语言，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余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清廉、谦恭、勤劳，是曾文正公在个人修养上的关键。在万物都是钱作怪的社会里，取与之间，必须做到清廉这地步。所谓清廉，就是“临财毋苟得”的意思。当白银成为通用的货币的时代，社会上流行两句俗语：“银钱是白的，眼睛是黑的。”换句话说，除了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外，真正不爱钱的人，实在不可多得。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往往会受金钱的诱惑。奸商往往会运用种种方法来诱惑大官，希望换回一张“准许证”，只要“准许证”到手，那么从前的一切活动费，大可连本带利捞回。曾文正深知社会的黑幕，所以在银钱的来往上，他特别小心。且看他对几位弟弟怎么说：
我自从已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钩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便益，断不肯我占人之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之内，无责报于我者。
这的确是经验谈。凡是手握大权的人，只要他不贪，那么谁也没法子要挟他。为着履行清廉的信条，不但酒色财气要完全戒绝，而且一般生活水准也要降低。量入为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下，任何金钱和声色的诱惑，都不会发生作用了。
在江湖上卖艺的人，当他们初到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们照例要登门拜访当地行家。为着尽东道主之谊，当地行家，往往要回拜，并且设宴款待，尽心尽力地替外来的艺人奔走。为什么呢？因为“恐龙最怕地头蛇”，当恐龙过江之后，它已经失掉根据地，它必须靠当地有力分子替它张罗，这才有生存的机会。
在这当儿，过去所有的一切臭架子要全盘收拾下来，卑词厚币，很虚心地登门请教。当地行家看见来客这么谦恭，这么诚恳，没有一个不落力替他介绍，结果，他才能够达到目的。平心而论，初到一个新地方去谋生，或者初出茅庐的青年，固然要懂得谦恭，甚至居高官、握大权的人，也要懂得谦恭，不然，人家将由妒忌变成仇恨，到了妒忌和仇恨生了根的时候，一切麻烦的事情都来了。因此，曾文正公对诸弟说：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谦恭并不是虚伪，更不是假仁假义，它纯粹是诚恳的表现。真正明白谦恭的意义的人，并不是把谦恭当做一种圆滑的手段，以便达到个人的目的。相反的，他是把谦恭和宽恕连在一起，凡事要设身处地替人家打算。因此，曾文正公给孩子写信的时候，特地加上几句：“至留京公事，如……等人，尤其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乔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人之债，是可为法。”
凡是不明白谦恭的意义的人，他当然不了解“恕”字的意义。再进一步，他当然不会设身处地替人家打算，他只会闭着眼睛，轻视人家。知己也许有余，知人未免不足。因此，曾文正公致诸弟的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常见朋友中有美才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矣。
为着强调谦恭的益处，曾文正公一再教人不要发牢骚。“吾常见朋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这又是经验谈，值得我们猛省。
谈到勤劳，这是由乡间出身的人，最大的美德。曾文正公自幼秉承星冈公的遗教，他要早起，饭后散步三千步，临睡前洗脚。这些事情，可以维持健康。他希望家里的人注重农事副业，如种菜、养鱼、养猪、种竹，一点也不可疏忽。在他致四弟和季弟的信里，这理由说得很明白：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
又说：
内间妯娌，不可多讲铺张。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者，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除了“书、蔬、鱼、猪”四字外，他还加上“早、扫、考、宝”四字。“早”就是早起。“扫”就是打扫，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考”就是祭祀祖先。“宝”就是优待亲族邻里，时常跟邻居来往，贺喜吊丧，问疾济急，各种事情都做得很周到，使周遭的环境，变成一团和气。
曾文正是个最懂得体会勤劳的味道的人。他曾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者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多年来，社会流行一个口号，叫做“埋头苦干”。其中“苦干”二字，似乎有语病，因为“苦干”绝对难持久，必须“乐干”才能够处之泰然。像颜回所处的环境那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才能够成为孔子最得意的高足。
曾文正公致九弟的信里，对于这种高超的意境最能领略，他说：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须有一段谿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勤劳而以恬淡出之”，这办法不但最有意味，而且最容易持久。不过要胸怀豁达冲融，并非一蹴即就，这需要长期的素养，而素养的办法，莫过于读书。下文继续谈文正公的治学的方法。
像曾文正公在修养方面，标榜“廉、谦、劳”三字一样，在治学方面，他也指出“专、恒、约”三字。这三个字，虽小学生也可以听得很明白，可是连大学教授不见得会一一实行。事实上，学问的深浅，识见的高低，文字的优劣，可以从一个人在“专、恒、约”三字的造诣来判定。
一般说来，大城市的教育水准比较穷乡僻壤高得多，但是，中外古今的大人物，多数是从乡下出身，其中最大的关键在于志气。具备崇高的目标，坚强的意志，任何困难的环境都能够克服过来，从穷乡僻壤打到人文荟萃的大城市。相反的，他会从大城市被打回乡下去。曾文正公致诸弟的信说：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耳。
这一段话，是曾文正公一生成功的秘诀。同时，这也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心传。孔子自己到了十五岁，便立志做学问。当他和几位得意的高足聊天的时候，他照例撇开其他琐碎的问题不谈，首先要谈谈个人的志愿或志趣。这儿可见，曾文正公是直接继承孔孟的遗教。
志趣既定，必须努力做学问，而治学的方法，不外专心、有恒、守约三条路子。
曾文正公像其他大儒一样，最爱谈治学方法。他深知专精的重要，所以在他致诸弟的信里说：
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兼营并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
这是老实话，同时，这也是心得话。可惜一般稍微有名气的学者和艺人，往往要故弄玄虚，不肯说老实话。“鸳鸯绣罢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结果，年轻的一代，仅懂得惊奇他们的成就，而不知道他们的“金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须知学者和艺人，他们得力处，全在于熟练，要熟练必须从专精着手。相反的，假如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等于前功尽废。
关于由精到熟的过程，曾文正公在丁卯年（1867）十一月的日记里，说得很生动：
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年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梓匠之规矩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于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恒言，曰：“妙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皆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复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
“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不但治学和治艺如此，连做人也应该如此。事实上，只有精熟，才可以说是到家。不然，生吞活剥，根本难登大雅之堂。
在旧时代里，作诗和写字，可以说是文人必不可少的课程。曾文正公教六弟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
他深信专精的益处，所以他在己未（1859）六月的日记里，用不同的字句重述了一遍。“作书者宜临帖摹帖；作文作诗，皆宜专学一家，乃易长进。然则作人之道，亦宜专学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贤者而师法之，庶易长进。”
在曾文正公的同乡先进中，他最佩服何绍基。据说，何绍基临隶书，每天临七八页，从未间断。考订汉书，每天手不释卷。因此，他早就断定，何绍基的书法必传千古。
怎么才能够达到专精呢？这不外从有恒入手。他深知“有恒断无不成之事”，所以他一面很严格地责备自己，说他的毛病在于无恒；一面很诚恳地劝导诸弟，要在有恒上痛下苦工。
作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未看完之书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作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谁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规劝我者甚切。余览之，不觉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这是曾文正公做人的宗旨，同时，这也是他的文章道德之所以过人的地方。
曾文正公的治学，像他的为人一样，四平八稳，面面周到。虽然他一再说明专精和有恒的益处，但是他的治学，是治汉学和宋学于一炉；他的为人，阳刚阴柔，兼而有之。甚至把看、读、写、作四者，要得到平均的发展。
在他致四弟和九弟的信里，他说：
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盖阅历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
因为曾文正公是个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的人，凡事他总要以身作则。他绝对不会开个空头支票，让人家去上当。相反的，他一向是要做个躬行实践的君子。再进一步，他还很诚恳地要从履行宋儒、汉儒的教训，直步孔孟的后尘。
就上文所提出的看、读、写、作四点而论，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11月21日致诸弟的信里，说得一清二楚。
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日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子，看书少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注。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用曾文正公自己的口吻来说，这五个月的不断努力，是他的一生功业的基础。从此以后，基础既然稳固，间架既然成立，他只须依样画葫芦，力求纯熟罢了。事实上，因为他具备这样的基础和间架，所以后来在军事、政治、社交极端繁忙的时候，他还是从容不迫地按照固定的课程来自修。专精如此，有恒又如此，那么他的成功，可以说是天公地道，谁也用不着妒忌。
原来做学问的人，最怕泛滥无归。学者一旦误入歧途，难免要陷于“百艺通，没米舂”的绝境。为着避免泛滥无归，“守约”可以说是起死回生的万应药。
曾文正公对于散文和韵文都有兴趣。在散文方面，他曾精选一部《经史百家杂抄》，每一段落，都有他自己独到的按语。他还怕这部巨著卷帙繁多，贪多嚼不烂，所以他再来个复选，从八百多篇名文中，选出五十篇，名为《经史百家简篇》，放在案头，以备朝夕朗诵。在韵文方面他曾精选一部《十八家诗抄》，各家仅选他们的特长。他这种作风，充分证明他自己的理论，“惟易简乃可行。”
读者知道，清朝有一部大书，叫做《四库全书》，一共79339卷，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结集。除了政治上有问题的著作外，差不多可以一读的书籍，都被搜集在一起。当时天下太平，虽然学人没有印刷的便利，但是仗着皇帝的权威，几千名学人，各花了十几年工夫，努力不懈地手抄了七部，分置于七个图书馆。
面对这部浩如渊海的《四库全书》，曾文正公不会给他吓倒。相反的，他以批评家的严正的眼光来考察，说《四库全书》仅有几十部可读，其余都是滥竽充数，没有研究的价值。像他这种锐利的眼光，在当时以读书写作为专职的人，还找不到第二个。在他给何廉舫的信里，他曾这么说：
四部之书，浩如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经则《十三经》，史则《廿四史》暨《通鉴》，子则《五子》暨《管》、《晏》、《韩》、《吕》、《淮南》等，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于集部之书皆赝作，皆剿袭也；入经史部之书，皆类书也。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当以古人自为之书，有原之川渎，另行编列；其杂纂古人成书者，别为一编；则荡除廓清，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
像他这种高明的评论，读了真使人回肠荡气。
因为他明白“简练以为揣摩”的原则，所以他要严格地实行“守约”的工夫。在戊辰（1868年）四月的日记里，他曾这么说：“古文当选百篇，抄置案头，以为揣摩。因自为记之曰：‘为政十四门，为学十五书，抄文一百首，抄诗十八家。’”假如青年学者懂得“守约”的重要性，那么他绝对不至走入泛滥无归，劳而无功的田地了。
写了七八千字，读者也许要问，曾文正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怎样？他的代表作可否举出一二？我可以不假思索地答道：曾文正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在韩潮苏海之间。他那篇《原才》，相当于韩文公的《原道》、《原毁》；他那篇《圣哲画像记》，相当于苏东坡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他生平最重视“训话精确，声调铿锵”的大块文章，而《圣哲画像记》，就是这一派堂皇富丽的文章，读完之后，可以发思古的幽情，可以鼓励人向圣贤看齐。文章道德，有关世道人心，曾文正公真是个有心人。
1963年2月11日
二 试论梁任公
当1922年秋天，我进了霞浦汉英中学之后，因为事前我读过四年私塾，旧学稍微有一点点根底，所以中文课程并不难应付。那时，我倾全力来研究英文，课余之暇，就到阅览室去乱翻，其中一部线装书最引我注意的，就是《饮冰室文集》。
在中学时期，我的习作博得黄天爵老师的赏识，时常贴堂。黄老师是举人出身，教古文的时候，高声朗诵，摇头摆脑，那种忘怀得失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极深。在他的鼓励下，作文日有进境，不过自己的知识太谫陋，文笔不够畅达。自我阅读《饮冰室文集》后，只看他博古通今，引譬取喻，议论层出不穷，心里非常高兴。须知学古文的益处，就是章法和句法不成问题，但是，看书太少，资料有限，往往流于言之无物。在那种情形下，梁任公的骏马驰骋的笔调，上下纵横的议论，最能够启迪初学，难怪我看得不忍释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在他所著的《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全集》第三十六册）里，他叙述自己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在祖父的教导下，读完《四书》、《诗经》。六岁后，又跟父亲读书，读《中国略史》，同时，把《五经》读完。八岁开始学作文，九岁已经能够写出洋洋千言的文章。他喜欢唐诗多过八股文，可惜家里穷，没有什么书可读。他找到一部《史记》，一部《纲鉴易知录》，在祖父的指导下，看得烂熟。当他到了30岁写自传的时候，《史记》的文章，他还能记诵十之八九。此外，他的父亲的朋友，看见他这么聪明，这么好学，特地送他一部《汉书》，一部《古文辞类纂》，他高兴得要命，一气把它们读完。
上述的几部书，尤其那部《史记》，是他一生驰骋文坛最大的资本。到了18岁那年，他和陈通甫两人，拜康南海为师。南海教他们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的梗概。他听完之后，每天努力做笔记。据他自己说：“自己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22岁那年，正值甲午战争，康南海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梁任公也参加这种运动。他在京师强学会做了几个月书记，有机会遍读当时所出的译书，于是决心从事著作。
26岁那年，发生戊戌政变，六君子为国捐躯，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任公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此后三十年间，梁任公无日不与笔墨打交道，而活动的地方，主要的是报坛和政坛，直到临终前几年，才息影于学坛，在清华园讲学。
统观梁任公的一生，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第一，报纸的评论；第二，传记；第三，史学；第四，方法论和目录学。现在分述各点如下：
一、评论
近代各国的大革命家、大文学家，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和报纸发生关系。在设备简陋的时代，一般喜欢谈论政治和文学的人，很容易结合少数同志，创办报纸或杂志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在报纸变成大规模的企业的时候，革命家和文学家虽然没有能力创办报纸杂志，但他们一定要通过种种办法，和报纸杂志发生关系，以便自己的新主张、新见解得到发表的机会，因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的确，有话无处说，是人生最苦的事情。为着争取言论自由，革命先烈、文化先锋，不知道已经断送多少头颅。
关于办报的热诚，文字的素养，任公在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里，曾叙述得清清楚楚：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畅言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认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万有文库》版）
这种“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文字，无疑地是新时代的青年所最喜欢的读物，何况他的文字“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使读者会增加感染的力量。
在新闻记者的岗位上，任公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他会写社论以及各种副刊的文字。虽然他的特长不在于诗、词、小说、戏剧，但是，那一类的作品，他还可以拿得出去，跟世人见见面。至于他的社论，俨然是个第一流的政论家的文字，在社会上能够起带头作用。
一间独立的报馆，它的社论必须有严正的立场，只因立场坚定，所以它对任何事物都有一贯的看法，断不至随波逐流，中心毫无所主。
任公在他的时代里，号称“维新人物”，但是，事实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改良家，而非革命家。他的主张也许很进步，但他所采取的步骤是纯粹改良的、渐进的，不是革命的、急进的。换句话说，他所受的正统的中国文化甚深，他只希望自己成为正人君子，凡事以身作则，但他绝对不能，而又不愿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强制人家也走他那条路。
任公是个博极群书的学人。他自幼打好旧学的基础，以后又继续不断地接受新知识。虽然他的西文的知识有限，但是，通过日文和中文的译本，他对西洋文化的源流和演变，颇知梗概。加以好学成性，平生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所以他无论谈什么问题，都能够很迅速地抓住核心，一经领略，他又能够运用巧妙的文辞，表达他的意见，使读者一看就明了。
古人说：“修辞立乎诚。”任公是个富于热诚的人物。自他立志以文章报国之后，他所作的文字，完全按照他的热诚做出发点。只因他的文字充满着热诚，所以它的影响力也比较深远。他知道自己的保守性和进取性时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而且他的主张往往前后矛盾。他甚至主张：“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但是，他的一片热诚，永远使他的文字富有魔力。
任公是个热爱祖国的好汉。他深究历代治乱得失，他参考各国兴衰富强，知道此中奥妙，完全在于人民的自治的精神。为着这问题，他曾有系统地写了几十篇大文章，介绍“新民”的条件，篇首冠以叙论。他说：
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圆颅，而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强，则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阿美利加，犹古之阿美利加，而盎格里索逊民族何以享其荣？古之罗马，犹今之罗马，而拉丁民族何以坠其誉？或曰：“是在英雄。”然非无亚历山大，而何以马基顿今已成灰尘？非无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几不保残喘？呜呼，噫嘻！吾知其由。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输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察，筋脉已伤，血输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那时，中国翻译界的大豪杰严几道先生《天演论》风行一时。天演的原理，不外“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理论在当时中国的新青年的心目中，宛若一颗庞大的炸弹的爆发，每个人都是如梦初觉，如醉方醒，非发愤图强，无以自存；非培养新民，国家将蹈灭亡的覆辙。因此，任公的《新民论》，恍惚大海潮音，黑夜明灯，起了带头的作用。
我常说，报纸的新闻，是和时间竞赛，同时，报纸的评论，又要跟着新闻赛跑，断不可无的放矢。因为时间性太重，所以今天视为非常重要的新闻，过了一会儿，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引不起读者再看的兴趣了。但是，有些通论，正如顾炎武所说，“立言不为一时。”过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有一读再读的价值。
任公的《新民论》里的几篇重要文章，如《论进取冒险》、《论自治》、《论毅力》等篇，现在看来，还是很新鲜。事实上，这些论据，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的圣经贤传，所不同的是，古人仅用片言只字来指点这些概念，而任公却引经据典，尽情发挥他的理论罢了。
现在先把《论进取冒险》一文来分析。这篇文章约四千五百字。第一段是个引子，第二段说明欧洲民族之所以强盛，主要的是靠进取冒险的精神，同时，引用哥伦布、马丁·路德、麦哲伦、立温斯敦、瑞典王亚多法士、俄皇大彼得、克林威尔、华盛顿、拿破仑、荷兰维廉额们、林肯、马志尼等十二人的成功的故事做例子。一步紧接一步，使读者的眼界大开，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知道欧美历史上曾发生这么大事情，曾产生这么多大人物。
接着，他来个顿挫，把冒险的性质，加以正确的定义，说这事情等于孟子所主张的“浩然之气”。这样一来，那些熟读旧书的学者，一看就明白进取冒险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他又展开一个新局面，指出进取冒险的四大条件：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热诚；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胆力。在这些纲目里，他一面举出亚历山大、越王勾践、摩西、李广、朱寿昌、豫让、诸葛亮、克伦威尔、林肯、新教徒、革命家、哥伦布、格兰斯顿、拿破仑、威尔逊的例子，一面引用雨果、战国策、佛祖、曾国藩的言论。波澜壮阔，摇曳多姿，而意境又层出不穷，使读者叹为观止。
因为他生怕当时的读者对于外国的史实不大明了，所以结论斥老尊孔，表现他的主张：
试观一部十七史之列传，求所谓如哥伦布、立温斯敦者有诸乎？曰：“无有也。”求所谓如马丁·路德、林肯者有诸乎：曰：“无有也。”求所谓如克林威尔、华盛顿者有诸乎？曰：“无有也。”藉有一二，则将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不曰：“好大喜功”，则曰：“忘身及亲也。”积之数千年，浸之亿万辈，而霸者复阳芟之而阴锄之，务使一国之人，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国之何以立也。
像这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读了之后，当然会使人回肠荡气，不知不觉地接受作者的意见。
现在再把《论毅力》那篇专论来分析。
开头引用曾子的言论做引言，说人之一生，如数十年行舟于逆水中，无一日而可以停息。然后提出古今中外成败的原则，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同时，还引用孔子和孟子的名言来支持这原则。
接着，文艺好像“群山万壑赴荆门”一样，先引欧美的大人物，如摩西、哥伦布、巴律西、维尔德、的士黎礼、加里波的、士提反孙、瓦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达尔文、吉本、倭斯达、吉德林之传教于缅甸、拿利林之传教于中国；次述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如勾践、田单、汉高、张骞、刘备、玄奘；然后尽情发挥曾文正的言行，最后，引用拿破仑和荀子的言论来结束上述的故事。
写到这儿，峰回路转，作者特地指出：“故真有毅力者，惟怀久远之希望，而不计目前之失败，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成且不求，而宁复有可败之道乎？”其间还举了孔子、耶稣以及许多无名英雄做证据。
接着，又引用英国和俄国的人民有毅力，所以国势日见强大。另一方面，举出义和团毫无毅力，一遇联军，便作鸟兽散。
最后的结论是：
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则无可望。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终者，最无可望。故得聪明而软弱者亿万，不如得朴诚而沉毅者一二。
像这种斩钉截铁的言论，当然会给读者极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反复说明中，告诉读者什么叫做“毅力”。
二、传记
梁任公自幼爱读《史记》和《汉书》，这两部名著最精彩的地方，全在传记。因为训练有素，所以他主持笔政的余暇，还是喜欢撰述传记。
任公是个爱国志士，他所撰述的传记的对象，不是单纯的文学家、宗教家，而是爱国的英雄。例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不问内容，光看题目，便知他对于立功异域的英雄，保卫边疆的英雄，给国家争取自由、独立的英雄，莫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中《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全文达五万言，条理分明，材料充实，夹叙夹议，亦庄亦谐。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三杰有知，应该引任公为同道。虽然近代英国名史家特里维扬也曾著述《加里波的传》，但论煽动的工夫，还须让位给任公。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全书分为二十六节目，篇首冠以《发端》，篇后有个《结论》。
善作传记的人，一定要写主人翁的历史背景及幼年轶事，任公没有例外。且看《三杰以前意大利之形势及三杰之幼年》怎么说：
当此之时，天下者罗马之天下。于戏，何其盛也！何图一旦为北狄所蹂躏，日削月蹙，再轭于回族，三轭于西巴尼亚，四轭于法兰西，五轭于日耳曼。迎新送旧，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离憔悴，年甚一年。直至19世纪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纪极。东县于法，西隶于奥，中央夷于班。意大利三字，仅为地理上之名词，而非政治上之名词者，千余年于兹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焰，吟法马之悼歌，薤露苍凉，劫灰零落。昔人诗曰：“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嗟乎，哀莫大于无国之民，后世读史者，旁观犹为感慨，而况于身历之者乎？
接着，他分述三杰幼年时代的行为，如马志尼的创办《少年意大利》刊物，及上书撤的尼亚王；加富尔的躬耕；加尔波的南美洲的活动。到了1848年，欧洲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意大利人的立宪和平的思想，忽飞向九霄云外，革命运动，好像燎原的野火一样，再也没法子扑灭了。
针对这革命形势，任公曾有几行痛快淋漓的文字。他说：
嚏矣！眼跳矣。灯花矣。鸟鹊噪矣。蛰雷鸣矣。风满楼矣。涛涌堤矣。积维也纳会议以来，三十年之奇怒殊毒，乃孕成欧洲19世纪第一大纪念之岁，实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当马志尼的事业告一结束的时候，加富尔的事业才开始。任公设身处地，说马志尼虽不能及身看到意大利的统一，但是，真正的伟人，老是抱着“成功何必在我”的正确的观念，所以马志尼耕耘，加富尔收获，表面上好像马志尼吃亏；事实上，他根本把个人的成败置之度外。
不久之后，撤的尼亚换了一位新王。新王比较贤明，特任加富尔为宰相。从此，加富尔六辔在手，一面改革内政，一面调整外交，到了意奥战争过后，加富尔和加里波的相继辞职。接着，加富尔重作冯妇，再做宰相，同时，他深得加里波的之支持，使意大利的统一大业，得如期完成。
任公之撰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并不是吃饱了饭，闲得无聊，所以摭拾外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的轶事，供读者作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相反的，他作传记，像他写评论一样，是“有所为而发的”，他希望新时代的青年，个个以三杰之一自命。这种崇高的理想虽不容易实现，但是，集几百、几千、几万青年的力量，迟早也会做出一些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业。三杰的功绩，不消说是一般热爱祖国的青年的好模范。
三、学案
学案是叙述一个学派的学说，并且加以批评。用现代语来说，即某某学术思想的研究。假如把同一范畴的学术思想作系统的叙述，并且加以批评，这就等于某某国家的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等著作。
任公自幼就读过《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汉学师承记》等书，所以他对于学术思想非常注意。虽然他的最大的鹄的在于著述一部体大思精的中国通史，但是他的宝贵的生命，一部分用于政治活动和人事关系，一部分用来撰述寿命极短的评论，直到他死前十年八年之内，才着手著述学术思想史，而且的确写过三部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虽然在通史方面，他只好交白卷。
自任公从中文和日文的译本里，接受西洋的学术思想之后，他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盘灌输给中国的读者。只因他的“发表欲”极强，读了多少，就想用自己的文字来发表多少，至于自己所知道的是原本的知识，还是贩卖来的知识，他却计较不了许多。
任公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物。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他把自己的学术地位作个相当客观的评价，他说：
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改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鲁莽疏阔手段，不能裂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见《清代学术概论》）
我们翻阅《饮冰室文集》，知道在“学案”的项目下，他曾写过《近世文明初祖培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在史学的项目下，他又曾写过《生计学说沿革小史》、《格致学说沿革小史》。他如哲学和政治学，他又曾写过《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等。
细心分析上述的题目，便知他所牵涉的范围是多么广泛，无论文学院属下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理学院属下的生物学以及科学史，他都略知一二，而且说得头头是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学问欲极炽，他所爱好的门类也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寥寥数语，把他自己在学术思想上的造诣说得一清二楚。
话又说回来，任公所写的有关于西洋各部门学术的文章，虽然语焉不详，而且不能深入，但是他晚年所写的三部书：（一）《清代学术概论》，（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先秦政治思想史》，都是精心杰构的名作。
《清代学术概论》原来是替军事专家蒋方震的新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只因他对于中国史上类似的时代——即清代的学术思想——很有研究，所以下笔不能自体，不用两星期工夫，一下子写了五万多字。这部书现已由哈佛大学译为英文，列入《东亚研究丛书第二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个有系统的著作。任公特辟三章，讨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条分缕析，井井有序，而《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洋洋十大版，将明清之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列为一张详表，使人一目了然。接着，任公按时代的先后，从黄梨洲、顾亭林、阎百诗、王船山、朱舜水、万季野、全谢山、颜习斋、李恕谷等人的学术思想，按照他们的贡献的大小，加以或详或略的叙述。最后，他还特辟四章，讨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内容无所不包。以上二书，可以互为表里，读者可以参阅。
当五四运动后，胡适曾著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的学术界颇有影响。任公见猎心喜，他也花了一些时间，把他所认识的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的学说，编为一集，题名《先秦政治思想史》。原来先秦诸子，任公读得烂熟，尤其墨子，他下的工夫很深，这是他的资本。不过关于现代的政治学说，他究竟是见闻有限。因此，在学术思想上，他往往作浮光掠景之谈，不易作深入的研究。
四、方法论和目录学
梁任公是个博极群书的人。凡是博学之士，对于方法论和目录学，一定十分注意，不然，他对于浩如渊海的书籍，就没法子下手。古人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和目录学，就是学人必备的利器。
任公一生最得力处，在于一部《史记》。所以研究历史，可以说是命定的任务。他所作的传记和学案，固然和历史有关，他所最擅长的评论，也繁征博引中外历史和掌故，以证明和发挥他的见解。事实上，他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无论什么问题，他都有独到的见解。
他曾写过一部《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自序》里，他很坦白地指出：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术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任公既有意创作新史，更具体一点说，他早就有意撰述中国通史，所以他对于历史的研究法的探讨，当然有所准备。他知道“我国史界浩如渊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
这部书成于1922年1月。他本来准备花三四年工夫，创造一新史，或者撰述一部通史，可是到了1929年他逝世的时候，通史却没有写成。
他没有撰述通史，这是学术界的损失，但他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给后学指导不少门径，尤其《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两章，信笔写来，如数家珍，不但引起学者的兴趣，而且给他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除了方法论外，他对于目录学也很有心得。自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发表后，一般学者才知道目录学的重要。康南海曾写一本《桂学答问》，给青年学者指示津梁。梁任公到清华园去讲学的时候，一开头就给学生写一本《国学必读及其读法》。这些书在三四十年前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以过来人的资格，告诉青年读什么书，书怎样读。假如青年学者肯虚心地接受他的教训，以这些书作向导，然后一步紧接一步地向前迈进，相信他们一定得益不浅。至少，他们能够在最短期内，摸出国学的门径，然后就个性所近，作专题的研究，期之以年，谁都可以成家。
总之，梁任公在中国文坛政海上驰骋了三十年。他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启蒙工作，“‘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他的毛病，像他自己所指摘，在于“混杂和肤浅”。这是时代的关系，我们应该予以原谅。
至于他的作品，因为范围非常广泛，自难谈到呕尽心血的巨著。现在翻阅《饮冰室文集》或《全集》或其他零星著述，我们可作下列的等级：一、评论；二、传记；三、学案。此外，他平生最爱开书目，喜谈历史研究法；而这些工作都和启蒙事业有关。“但开风气不为师”，启蒙者的苦心，我们当能够体会。
1963年2月28日
三 景仰陶渊明
在回忆的文字里，我一再提到旅食京华的十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一来我没有担任什么职务，整天埋头于图书馆；图书只会增进知识，不会使人烦恼。二来我有机会结交才高学博的师友，他们只会鼓励我上进，不会拉我倒退。因此，不回想过去则已，一提到过去，总会使我念念不忘人文荟萃、图书丰富的京华。
那十年间是我个人精力最充沛，吸收力最强烈的时期。除了经济学、经济史、社会主义的名著外，中文新旧书籍，我也稍微涉猎了一些。其中使我得益最多的，就是陶渊明的著作。
陶潜（365—427），字渊明，晋朝人，原籍江西省得阳江柴桑口，即现在的德化县。他是陶侃的曾孙，孟嘉的外孙。更具体一点说，他的外祖孟嘉就是陶侃的女婿，他的外祖母是陶侃的女儿。他起初做州祭酒，后来做彭泽县县长。在官八十多天，到了年底，郡守派遣督到县政府来视察。照规矩，小官应该恭恭敬敬地束带去欢迎他。但是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他马上解印绶去职。他死后，一般人都称呼他做靖节先生，著有《陶渊明集》。
从陶侃到陶渊明，都是出身寒微。他们的周遭的环境，是溪族杂处的区域，而捕鱼算是他们家里传统的职业。陶侃是个军人，在州里没有什么事情，早晨他运了一百个甓于斋外，到了晚上，又运回斋内。人家问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答道：“我现在正致力中原，假如过分优逸，恐怕没法子担任大事业。”陶侃这种勤敏的精神，给渊明以一种极好的榜样。
他的外祖父孟嘉有当时所谓名士风流，也有后人所称的魏晋风度。虽然孟嘉本人并不想夺取政权，但他所依附的一位军人——桓温——却是不忠于晋朝，而且准备篡夺晋朝的统治地位。他外表上很高贵，在处世上又很镇静。用《陶渊明传论》的作者张芝先生的话来说：“陶侃所影响陶渊明的，是一种出身寒微的人所有的质朴有力的勤奋；孟嘉所影响陶渊明的，是一种士族阶级所有的高贵与镇静相结合的态度。”陶渊明在曾祖和外祖父的双重影响下，性格上多少有他们两人的影子。
一个人所受的遗传固然重要，周遭的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且看梁任公在他所著的《陶渊明》里，对于他的乡土有怎样的描写：
北襟江，东南吸鄱阳湖，有“以云为衣”、“万古青濛濛”的五老峰；有“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的香炉瀑布。到处溪声，像卖弄他的“广长舌”，无日无夜，几千年在那里说法。丹的黄的紫的绿的……杂花四时不断，像各各抖擞精神，替山容打扮。清脆美丽的小鸟儿，这里一群，那里一队，成天价合奏音乐，却看不见他们的歌舞剧场在何处。呵呵，这便是——一千年来诗人讴歌的天国——庐山了。山麓的西南角——离归宗寺约摸二十多里，……三里五里一个小村庄。那庄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早出晚归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觉人生的甜美。中间有一道温泉，泉边的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它，葱倩整齐得可爱；那便是栗里——便是南村了。再过十来里，便是柴桑口，是那“雄姿英发”的周郎谈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即绝代诗人陶渊明先生生长、钓游、永藏的地方了。
在思想上，中国正牌的读书人，多数脱离不了孔孟老庄的影响。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所谓得意或不得意，就是指官运亨通或不亨通。当一个读书人在仕途方面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解决个人及一般亲戚朋友的生活问题，一方面又可以发挥个人的政治怀抱。“上致君，下泽民”。这不消说是封建制度下，每个读书人最高的理想。到了官场失意的时候，或者被同僚弹劾，致被谪居的时候，他又不能不改变人生观。外表上假装糊涂，任性纵酒，接近自然，甚至高唱“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具备儒家和道家的两重人格。所以得意也罢，失意也罢，一个比较有素养的读书人总能够活得下去。得意的时候，给国家多做一番事业；失意的时候，让个人多发表一些诗文。所谓“人穷而诗益工”，这倒是经验谈。因为当官运亨通的时候，整天忙着送往迎来，接见宾客，参加会议，批阅公牍，日夜赴宴。在那种瞎忙的生活下，文艺的女神早已被吓得屁滚尿流，哪里还会找到一些灵感，让她自由发挥呢？
渊明就具备儒家和道家两重人格。因为他家里很穷，穷到米缸里没有一把米，使一家大小的生活问题很难解决。他的亲戚同情他的境遇，所以介绍一个小官给他做。他想到彭泽县距离家里不过百里，薪俸所得，除了打发日常生活费外，还可以酿些酒来喝，可是做不了多大工夫，他又想回到家里去吃老米。他的理由很简单，“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他本来想留恋一年，把生活费多准备了一些，然后漏夜辞职回家。不料那时他那位嫁给程家的妹子在武昌去世，为着奔丧，他只好自动免职。因为他的去职是出于自愿，所以心里一点也不难过，而且能够从容不迫地写了一篇千古不朽的《归去来辞》。
渊明一生仅做过小官，而且时间是那么短促，所以功业方面根本谈不上。但是，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远绍风、骚，下启李、杜、苏、黄，凡是和他诗篇有所接触的人，没有一个不受他的净化。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里说“他洗净了潘陆诸人的骈词丽句的恶习而反于自然平淡；又弃去了阮籍、郭璞们那种满纸仙人高士的歌颂眷恋，而入于山水田园寄托；同时又脱去了嵇康、孙绰们那种满篇谈玄说理的歌诀偈语，而叙述日常的琐事人事。在两晋的诗人里，只有左思的作风和他稍稍有些相像。”这一段话多少能够给渊明的诗作个概括的介绍。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他的诗的内容。
人类是环境的产物，生在魏晋时代的文人，多数都和酒结不解缘，渊明当然不会例外。在他的薄薄的一部诗集里，他的主要题材就是酒。其余如菊花、琴书、自然、惜阴、耕耘等题材，都算是附带的、陪衬的，至多仅用来烘托他喝酒的雅兴罢了。
谈到酒，他的《饮酒二十首》，不消说是一套完整的诗篇。这是绝妙的五言诗，每首的句子长短不拘，其中最短的八句一首；最长的二十句一首；十句的最多，一共十首；十二句次之，得四首；其余十四句和十六句的各一首。因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自由发挥，毫无拘束，所以他的诗篇极尽自然闲适的能事。且看他的短序怎么说：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从这篇序文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因为长夜无聊，自己一个人在喝闷酒，到了醉后，便凭一时的兴趣，随便题了几句诗。他写诗的动机完全是自发的、抒情的，并不想跟时人争一日的短长。只因是自发的、抒情的，所以他的诗是冲淡闲适，毫无火气，而《饮酒》第五首，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诗人最怕庸俗，而他却十分典雅；诗人最怕琐屑，而他却非常超脱；诗人最怕狭窄，而他却绝对旷达。具备典雅、超脱、旷达的意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何况他的自然流露的文字，刚好和他的意境相称？
关于咏酒的名句，他的诗集里俯拾即是，如：“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漉我新熟酒，只难招近属。”“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滋味。”“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咨无不塞。”“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昔无酒饮，今旦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从上述一段的诗句里，我们可以理出一些头绪。他所喝的酒，有的是自己用春秫酿成的，有的是故老或故人特地拿酒来送他喝的。他有时袋里有闲钱，杀鸡漉酒，请了邻居来喝，酒到杯干，边喝边谈，痛快无比。有时是单独一个人喝酒，只好“挥杯劝孤影”。因为赋性爱杯中物，所以他“咏贫士”的时候，对于厨房没有起火，酒壶里没有余沥的事情非常关心。因为酒和他的关系特别深，所以他才叹了一口长气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他平生只懂得喝酒，从来不想禁酒。理由很简单，禁了酒后，全身不舒服，“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禁酒对自己也有益处，直到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大觉大悟，知道禁了酒后，多少有很大的方便，所谓“清颜止宿容，奚止万千祀”，就是这意思。
除了酒外，渊明最爱自然。诗人之所以酷爱自然，因为自然只会增加他的快乐，不会使他烦恼。代表这种情调的，是他的名著《归田园居五首》，现在仅录第一首，以概其余。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以及其他四首充分反映田园的乐趣。在农村里，土地不值钱，人工不值钱，一个中等的家庭，不难购置十余亩土地，盖八九间茅屋。那种屋子虽然简陋，但是比起挤在城里鸽子笼的生活，左边收音机，右边电视，路头唱戏，街尾叫卖的嘈杂的情形，住在田园的人，恍惚是神仙。
我常觉得，住在城里的人，多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点余闲都没有。须知文明生于闲暇，整天见闻所及，需要充分的闲暇来消化。不然，整天像填鸭那样，把食物硬塞到喉咙里，结果，非使它变成畸形发展不可。
从表面上看来，渊明欢喜喝酒，接近自然，大概属于懒惰虫之列。事实上，刚好相反，他是个非常积极的人，因为积极的人最重视时间。你瞧，孔子在河边看流水滔滔的样子，马上叹息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同样的，渊明游斜川的时候，不但在小序里说：“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而且在诗句里表现：“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
他是佩服他的曾祖陶侃的。陶侃有句名言：“大禹圣人，尚惜寸阴；吾辈常人，当惜分阴。”因此，在《杂诗十二首》里曾提到“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又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诗人的怀抱是悠久的，而非暂时的。暂时的得失，他可以不放在心里；但是悠久的境界，他却一点也不轻易放过。可惜人生既如朝露，又如白驹过隙，当一个人的功业还没有成就之前，他恐怕已经两鬓斑白了。因此，在《饮酒二十首》里，他自然而然提到“宇宙何悠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从过，鬓边早已白。”寥寥数语，把美人迟暮的心情全盘托出来。
然而诗人是不会寂寞的，更不会闲得无聊的。他既懂得“乐琴书以消忧”，又喜欢从事种植，光是这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够他忙碌了。他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他才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又说：“息交逝开卧，坐起弄书琴。”他平生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儿“不求甚解”一句，时常被人误会。其实，他的意思不过说读书的时候，不要牵强附会，硬把自己的意思，当做古人的意思，并不是教人像囫囵吞枣一样，只问阅览，不问吸收和同化。
他是个读书有心得的学者。《读山海经十三首》是个好证明。现在仅录第一首作例子。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既耕亦已种，时还我读书。”这正是标准的耕读世家的生活。在《拟古九首》里，他描写自己的耕读工作告一段落，就到朋友家里去听琴。“……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从春夏之交，一直可以住到冬天，这个朋友已经不平常。何况在朋友家里，时常可以听到琴韵书声，一饱耳福呢！
就我个人而论，当我第一次读陶诗的时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拟挽歌辞三首》。现在先照录如下，然后加以解释。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旦堪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淆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崔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当时我约二十二三岁，正在青年苦闷的时期，革命、恋爱、读书、职业等问题，把我烦得要死。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渊明这三首诗，把我从苦闷的深渊拯拔出来。它们教我把生死、荣辱、贵贱、夭寿等切身问题解释清清楚楚。从陶诗上溯老子、庄子，下迨白居易、苏东坡，这条康庄大道，只会增加个人的乐趣，不会使人烦恼。东坡读庄子有得，这才能够写出那篇《超然台记》。渊明读庄子有得，这才能够写出《拟挽歌》以及《归田园》、《饮酒》等千古不朽的诗篇。这儿可见诗文的灵魂全在意境。假如意境卑下而又庸俗，虽文法正确，辞藻优美，这至多等于巴黎蜡人馆的美人，虚有其表，了无生气。
西洋有句俗语：“像死亡那么确定。”这句话刚好是渊明的“有生必有死”的注解。死亡既然是事有必至，所以服药求神仙，未免多此一举。事实上，一个人死后，“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所以一般读书人所最关心的荣辱、毁誉、贵贱等问题，便可以一笔勾销。
我的老家是祭祀祖宗的。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无论祠堂或老家都有一番热闹，尤其七月十五中元节的祭祀，祠堂照例要准备三牲——牛、羊、猪——烧香烛和纸钱，祭台上摆满饭菜和酒肉。我少年的时候，每年去祭祖，对于人生的苦痛，根本不知道。等到我读到渊明的名句：“淆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这才体会到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尤其重要的是，当一个人死后，被埋葬在荒草茫茫、白杨萧萧的远郊，他的亲戚朋友也许会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另外有一般人，即普通所谓的敌人，还会引吭高歌，说他“活该！”
这就是人生，而人生的真谛，敏感的诗人不消说比普通人更能领略。
除了一百多首意境高超、韵味深长、文笔轻灵的诗篇外，渊明仅写了几篇散文，其中如《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文。至于他的《闲情赋》，那纯粹是抒情的文字，虽然昭明太子讥笑他为“白璧微瑕”，但是从现代文学的眼光看来，这种文字是最优美的抒情诗。
现在再谈陶渊明的影响。唐宋的诗人，大多数都爱好陶诗，尤其韦苏州、柳子厚、苏东坡、黄山谷。苏东坡佩服陶诗达到这地步，先后和陶诗一百零九篇，用力之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比得上。用东坡自己的话来说：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
朱文公从理学的立场来观察，他对于渊明的人品，备致景仰之忱。他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参阅《渊明诗话》）
他如杜甫有过“焉得思如陶谢手”的愿望；白居易有过“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的赞叹；陆游也说“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直到晚清的诗人黄遵宪还取陶诗“结庐在人境”的诗意，以《人境庐诗草》命名自己的诗集。这些例子都是陶诗艺术影响最好的说明。（参阅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
总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地位。他远绍国风、离骚，下启李、杜、苏、黄。他的薄薄的一本诗集和几篇散文，实在远胜后代汗牛充栋的作品。
1963年3月10日志于云海楼
附记：最近整理旧作《回首四十年》，觉得自己应该另加三章，把我在私塾时代、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所最钦佩的几个作家及其作品，作个简单扼要的叙述。
自立志读书以来，我虽然手不释卷，然而影响我最深的，还是发育时期所服膺的几个作家。梁任公的渊博、曾涤生的雄厚、陶渊明的旷达，在在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
因为平时优游涵泳于这三大名家的著作，所以写作时，各种资料竞赴笔端，只觉纸短言长，不觉怎样费力。
但是，这三位大作家，高明的读者早就有彻底的认识。因此，我的叙述和论断如有肤浅谬误的地方，幸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1963年3月10日士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