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学者中，我个人最钦佩的可以说是顾颉刚先生。
顾先生是江苏苏州人，家学渊源，自小就打好很切实的国学基础。在中学时代，他和叶圣陶先生（绍钧）是同学，两个人都以优异的成绩冠于侪辈。中学毕业后，他就跑到北京大学，进的是哲学系，并非史学系。他曾上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功课。起初他以为胡先生像普通有名无实的留学生一样，很瞧不起他。后来他拜读胡先生的几篇论文，尤其《红楼梦考证》、《井田辨》那一类的文章，深知胡先生是个懂得运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来治国学的学者。他得到这种暗示后，便加倍用功。他花了两年工夫去研究《诗经》。因为用怀疑的眼光看古书，所以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简单说一句，受过科学方法洗礼后的顾先生，几乎觉得没有一本古书没有问题，没有一本古书不是研究的对象，更没有一本古书不是可以取材的资料。
当五四运动的时代，北大的师生真是天之骄子，稍微写过三五篇文章的人，都荣膺学者专家的尊号。那时顾先生虽然也给《新潮》写过文章，但他的兴趣别有所在，所以他仅用顾诚吾的笔名来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国学研究所做助理员，同时，也发表与古史有关的作品。他的眼光的深刻，假设的大胆，引证的详博，一下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部书就是1926年出版的划时代的《古史辨》。从此以后，中国的学者专家对于古史的态度，才从“信古”变成“疑古”。这在学术思想上，不能不说是个大转变。
离开北大后，《古史辨》还没有编订成书前，顾先生曾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公余之暇，他仍努力写作。他编成一部《中国史》，校订过胡适先生编的《词选》以及其他著作。到了1926年，他和鲁迅先生被厦门大学聘为教授，第二年又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担任讲席。在这期间，他和鲁迅先生闹过意见，打过笔墨官司，后来两人都离开广州；鲁迅先生到上海，顾先生径往燕京大学，担任研究教授。
像上海是中国文艺的大本营一样，北京是中国学术的摇篮。顾先生到了燕京大学，人地相宜，如鱼得水。在短短的一年内，他写了不少东西。不料用功过猛，得了失眠的毛病。蒙燕大当局的允许，组织一个旅行团，到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去旅行。那次旅行的目标，一方面为燕大图书馆及小型的博物馆搜购文物，一方面因为连年天灾人祸，历史文化的遗存必受摧残，所以趁这个机会去调查实际状况。他们于1931年春假中出发，历时两个月才回校，跋涉既甚，宿疾不用服药而痊愈。那时，各方慕名求见先生的客人日多，他在成府蒋家胡同三号的大厦只用来藏书，自己一个人却跑到海淀侯芸圻先生处去写作，晨出午归，费了二十多天，写成一部洋洋七万言的《辛未访古日记》，这是他第一次考古旅行的大收获。
那年秋天，九一八事变发生。先生为爱国热诚所激励，跟燕大的同事及同学们组织“爱国十人团”，旋又觉得国家的衰弱，主要的是由于民众教育不普及，于是组织三户书店，编辑各种通俗读物，借以唤醒民众的爱国的情绪，灌输现代科学的知识。所谓“三户”，是根据“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典故。后来因华北的局势越来越坏，傀儡政权正在酝酿中，于是把三户书店改为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鼓儿词及各种故事，流行于华北各地，影响极大。
1935年春，先生发起禹贡学会，刊行《禹贡》半月刊，起初只印16开版，后来社务逐渐发达，会员越来越多，如遇专门问题的专号，篇幅总是超过100页以上。这些有价值的专门论文，都是许多家道清寒的学者穷年累月研究所得的成绩。他们把心血的结晶，找个发表的机会，借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便心满意足。至于稿费呢，不瞒诸位说，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从此可见北京的学术空气的浓厚，真正研究学问的人，多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但是个人的利害可置之度外，国家的前途却不能不加倍关心。1935年间，先生就开始组织大众知识社，发行刊物，由先生任总编辑，由吴世昌兄、杨刚女士、先室郑侃嬨女士及我分任各部门的编辑。不料这个以民众为对象的刊物，因为锋芒太露，遭南京政府的干涉，很艰苦地办了六期，便告一结束。这时，先生心灰意懒，知道干实际的社会运动，阻力实在太大，于是又倾全力去发掘故纸堆。
燕大另一个名教授，名叫洪煨莲。洪先生是福州人，留美出身，他研究的虽然是国际问题，但他对于西洋人的治学方法很有心得。他认为西洋的科学的进步，主要的是得力于工具书。中国人因为工具书缺乏，什么东西都要靠博闻强识，结果，不但记忆不清楚，而且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从前中国的读书人所研究的范围很窄狭，所以几部基本的书籍，他们可以读得烂熟，现在我们需要博引繁征，而博引繁征绝对不能单靠记忆。他发明一种检字的方法，然后把中国的重要的旧书拿来做引得（index，即索引）。这部门工作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工作十分顺利，在短短的几年间，便编印了几十种引得，中外学人都觉得十分便利。顾先生对于经学研究有素，所以他从事编纂《书经引得》。本来《书经》这本书，是历来聚讼纷纭的书，经过先生的整理后，凡是研究中国古史、古文法、文字学的人，将有事半功倍的乐趣。
先生治史，对于《史记》所下的工夫尤深。经过多年整理后，我们不但有一部校订无讹的《史记》可读，而且段落分明，标点正确，引得完备，这对于史学家是个大帮忙。因为素养很深，所以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写了一部《汉代学术史略》，深入浅出，如数家珍，的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七七事变的时候，先生已离开北京。他所藏的汗牛充栋的书籍，由他的从叔起潜先生（廷龙）代为安顿，有的藏于燕大校园，有的藏于城里禹贡学会，而以稿件比较整齐的藏于天津中国银行仓库。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起来，日人蹂躏英美租界，藏在燕大的书籍被日人捆载而去，寄天津的付之拍卖。幸亏章元群先生知道这事情，代为收购，改藏于浙江兴业银行，到战后才原璧归赵。中国社会的尊重读书人及爱惜书籍稿本，从此可见一斑。
当全面抗战的期间，先生寄居大后方，生活虽日益困难，但好学之心一天也没有松弛下去。他编辑《文史杂志》，风行一时，为乱世研治学术的一个好气象。战后，他重返江南，为着提高学术，普及教育，宣扬文化这几个大任务，整天仆仆于京、沪、苏之间。自新政府成立，迄今不通音问，先生大概安居于文化中心的北京罢。
现在我要说一说和先生的关系。
我初到北京时，曾看过《古史辨》，那篇《自序》很详尽地叙述他的出身，治学的经过及今后的志愿，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后来周作人先生编辑《中国散文选集》时，把这篇洋洋几万言的《自序》收进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汉摩尔先生曾把它译成英文，以广流传。
1929年秋，先生初到燕京任教时，我已经在三年级，因为时间关系，並没有选到他的功课。这一点我并不懊悔，因为先生的长处在于发现问题及指点门径，公开演讲，并不是他的特长，因为他说话相当吃力，欲急反慢。因此，许多慕名听讲的学生，上不了几堂功课，便不能再忍耐听下去。
到了我快要毕业燕大的前夕，窗友齐思和兄（致中）约我到先生的府上去拜访。在会谈的一个钟头中，蒙他一一指点治学的门径，发聋振瞆，好像初进他的大门时，我是一个人；出了他的大门后，自己完全换了一个人。简单说一句，他所给我的影响，就是信心和努力。
一般说来，上海的文人的通病在于轻率，北京的文人的通病在于矜持。轻率的流弊是粗制滥造；矜持的流弊是呆板拘滞。先生生于江南，长于冀北，南人北相，兼备两地的优点，而避免它们的缺点。先生智圆行方，胆大细心；自经先生的指示后，我才敢执笔学写文章。
1934年至1937年间，我和先生的过从颇密。我读过他求学时代的日记稿本，我看过他的读书笔记，我更有机会时常跟他通讯和谈天。他告诉我说，他之所以怀疑古史，为的是在大学时代，他是个戏迷，每天从沙滩步行到前门外去看戏，经过两年看戏的经验，他发现许多戏文的故事是几经更改，才成为目前的定本。根据这观点，他认为中国许多历史的传说，都是累积而成。观点既然把握得坚定，回头再看古书，觉得兴趣盎然，到处都有可取的材料。
先生虽以古史名家，但他对于中国古代经书的看法，跟普通的冬烘先生完全两样。先生曾说：假如有人拿了许多经书堆在我们的面前，问有什么用处，那么我们可以干脆答道：没有用。因为《诗经》里的诗已不能唱了；《易经》里的占卜我们是不信的；《礼经》和《礼记》中许多琐碎的礼节，看着也头痛；《春秋》中的褒贬予夺，完全表现阶级思想，绝不是现代的伦理；《尚书》里的说话，动不动叫着上帝和祖先，我们的理智也提不起这种信仰了。这种东西，实在只有一种无用的用处，就是它的史料价值。把这比较有系统的书本材料来联串无系统的地下实物，互相印证，于是我们可以希望写出一部比较真实的上古史。
老实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应该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各种重要史料，经过考订、明辨、证实、排比之后，历史的真相多少可以明白。
先生行将达到花甲的年龄。战后我在南京见他的时候，他的两鬓已经呈灰白的样子，但他精神奕奕，整天没有倦容。他不抽烟、不喝酒。他的最大的享受，就是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及继续不断地诱掖青年。像先生这种以学问为生命，以青年为救星的大学者，应该长享“仁者寿”的境域呢。
1951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