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会的几名健将中，“落华生”的名字在中国文坛上曾叫得很响亮。他的大名叫做许地山，落华生是他的笔名。他是文学家兼学者，写文学作品的时候用笔名，写学术论著的时候才拿出他的真名。
许地山先生是闽南漳州府龙溪县人，他的父亲许南英先生是进士出身，在广东做过几个县的县长。据他自己说：“我在广州韶舞讲习所从龙积之先生学，在随宦学堂受过龙伯纯先生底教，二位都是康有为先生底高足，但我不敢说我师承了康先生底学统。”许先生不承认自己受康有为先生的影响，这是一个问题；但他家学渊源，师承有自，这给他的国学奠定切实的基础。
青年没有一个不想前进的，许先生年轻时代曾追随国民党的先烈到南洋各地宣传革命。他是闽南人，生长广州，所以闽粤方言及国语都说得正确而流利。据说，他跟革命先烈在南洋活动的时候，主要的是担任翻译工作。有人用广东话演讲时，他用闽南话来翻译；有人用国语演讲时，他便用闽粤两种方言来翻译。他从事实际工作的期间不算长久，但是，这短期的革命工作，给他养成不屈不挠的前进精神。
当五四运动的前夜，燕京大学在北京哈德门盔甲厂创办起来。许先生就是燕大初期的高才生。那时燕大刚成立，地方狭小，教授有限，一切设备都谈不到。普通学生如进了那种学校，前途难免要受很大的限制。可是许先生天资颖悟，而又特别用功。他服膺孟子的名言：“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那时，燕大的藏书不过几个书架，他就拼命地把这几个书架书陆续看完。中文本来很有根底的许先生，加上西文所介绍的知识，左右逢源，豁然贯通。因此，他马上在同学中露出头角。
五四运动所结的最大的果实，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虽然在北大，但其他学校的学生也不示弱。交通大学的郑振铎，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瞿秋白、耿济之，燕大的许地山、冰心女士，以及上海的沈雁冰（即茅盾）、叶绍钧，再加上鲁迅和周作人，他们很快就组织成一个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有商务印书馆做后盾，势力雄厚，步伐整齐，在介绍西洋文学作品上造成不可磨灭的功绩。
许先生经常在文学研究会所主办的刊物中发表小说和散文，这些文字后来收为专集，如《空山灵雨》、《劳网掇拾》等书。他的文字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对于宇宙和人生等大问题，他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据说，他每个月总要熬了几个晚上去撰述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换回的一点稿费，除津贴生活费用外，便全部拿来买书。他对学问有浓厚的趣味和高尚的志趣。他酷爱文学，但他最大的造诣，还是在于宗教这一门。
燕大毕业后，他曾到美国和英国留学几年。这几年的留学生活，使他的趣味逐渐从文学引到学术上去，年轻时从事文学，长大后专攻学术；这种例子在中国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如王国维先生、许地山先生、闻一多先生，他们走的都是这条路线。
当许先生在英国的期间，他认识了舒舍予先生。舒先生所著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这两部长篇小说，就在许先生的鼓励和介绍下，以“老舍”这笔名，拿到《小说月报》去发表。一举成名，使中国文坛上产生了这么一个英勇有为的壮士。
许先生从英国回来后，一直在燕大教书。他不担任行政工作，只是一面教书，一面从事深刻的研究。他待人和蔼，终年面露笑容。因为博学多能，所以他讲书时，引证详明，极得学生的赞许。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一阶段生活是他的黄金时代；他天天有进步，天天可以找到适当的对象来传道授业。悠闲的生活，宁静的心情，丰富的图书，专门的研究；这正是一个学者求之不得的环境。
当他休假的期间，他曾赴印度旅行一次。他对印度问题下过相当工夫，这一点从他所著的《印度文学》可以看出来。此外，他所搜集的中国服装特别多，我们只看他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中国服装研究》，便知他的鉴赏力多么高。
在这社会上，一个人不管闲事，固然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但是，大权旁落，俯仰由人，什么事情都搞不通。许先生在燕大教书的十年中，对于校务不闻不问，同时，因为在母校服务的缘故，他有时也难免觉得自己毫无权力。凑巧香港大学创办中文学院，这位由牛津大学出身的中国著名文学家兼学者当然会中选。他于1935年率眷南下，担任香港大学教授，同时，聘请一位燕大旧同事马季明先生来帮忙。
香港大学的报酬不消说比燕大高些，可是以许先生的资历和经验来与港大的欧籍同事相较，那又是太委屈他了。
最可惜的是，许先生个人的学术上的造诣，在香港的几年间，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北京，有的是图书，有的是专门学者；在香港，除铜臭比较浓厚外，图书与专家都十分贫乏。此外，许先生在燕大，教的多是专门的课程；在香港，他只能传授生徒以启蒙的课程。在北京，他可以躲在书房里安心研究，什么事情都不理；在香港，中外各社团的活动少不了他，甚至高等法院关于华人契约上的纠纷，也要征求他的意见；时间浪费，精力分散，所以我说许先生逗留香港的几年，可以说是他表现最少的几年。
自许先生到香港后，他的名字在国内的报章杂志上销声匿迹，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从北京逃难到香港时，这才知道他已经变成香港的社会领袖。
从七七抗战到他逝世（1941年8月4日）的几年间，他和流亡在香港的各位文人，都是很热心地从事抗日工作，每天除了固定的时间和家人闲叙外，他几乎没有白费光阴。不久《大公报》在香港出版，他经常用通信的体裁，发表他个人对于时局的感想。这些小品文，后来收集在一起，名为《危巢坠简》，观察深刻，文字洗练，富有时代的意义。
在香港期间，他对于中国新文字的提倡不遗余力。他发表几篇论文，题为《中国文字底命运》、《拼音字和象形字底比较》、《中国文字底将来》。
当他没有南下前，他曾给哈佛燕京社编了一部《道藏引得》；到了香港后，他对道藏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兴趣。他亲手抄录《云笈七签》的词汇，预备出一本引得或辞典一类的书籍，可惜这种大规模的编著工作没有成功，他个人已经与世长辞了。
记得1941年的暑假，他曾往九龙沙田的友人家里去写作。穷两日的工夫，写成《国粹与国学》一文，洋洋万言，发前人所没有发。这篇论文于7月15日开始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我每天一起身，总要把它先读完，然后吃早点。谁料墨痕犹新，许先生突然作古！
当许先生的噩耗由报章发表出来的时候，全国文化界人士都表示深痛的哀悼。他的灵柩停在香港大学的大礼堂，祭幛花篮排满整个大厦。从港大移灵到般含道基督教坟场的路上，素车白马，谁都觉得无限悲哀。
今年是许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在过去悠长的岁月中，我屡次想为文纪念他，只因心为形役，日无暇晷，执笔而又搁笔已经不下三四回。今天偶阅《国粹与国学》一书，心里若有所感，于是摒弃俗务，赶紧写成这篇短文，一了十年的心愿。
“平生风谊兼师友”，这位温文尔雅的师友的嘉言懿行，永远刻在我的心里。
1951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