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我看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后，更坚决地这么相信。
遗传和环境，天才和努力，专精和博学，承先和启后，这几个条件，好像条条通罗马的大路一样，是造成梅兰芳在艺术界的崇高地位的要素。
梅兰芳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唱戏出身。他的父亲为人心地光明，存心厚道，唱的昆曲、皮黄，全是学祖父的玩意。他的母亲是武生杨隆寿的女儿，也是忠厚老实人。父亲先学老生，又改小生，最后唱青衣花旦，凡是他的祖父所唱的戏，父亲都会唱。不幸父亲在26岁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短命死了，那时兰芳才4岁。
北京是中国文化的温床，是中国戏剧的摇篮。从故宫到天桥，从名公巨卿到贩夫走卒，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爱京戏，没有一个人不会哼哼两三句。在戏剧上，北京的气氛的浓厚，环境的优美，简直是超过巴黎、罗马、维也纳的总和。业余的爱好京戏的人一多，专门训练戏剧人才的科班便跟着产生。科班所注意的对象为天真烂漫，感受性最好，记忆力最强的青年。他们在名师的严格训练、陶冶、选择下，一下子就会显露头角。有的做后台，有的学场面。就场面而论，这还要看各人的个性、身段、嗓子来决定他们应该担任的角色。
梅兰芳第一次出台是11岁，过了一年就正式搭班喜连成。那时，他“言不出众，貌不惊人”，好像很笨的孩子。可是“他从18岁起，也真奇怪，相貌一天比一天的好看，知识一天比一天的开悟。到了20岁开外，长得更‘水灵’了。同时，在演技上，也打定了后来的基础了”。他的姑母这几句按语，使我连想到《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实斋和英国现任首相丘吉尔。前者到了20岁，说话还不清楚，可是后来一旦搞通思想，便成为一代名儒；后者年少时，说话口吃，S字老是讲得不正确，古典文学更毫无基础，可是这些有形的障碍，鼓励他无形地倾全力来研究现代的简练的英文，同时，由于这种看家本领，使他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卓越的成就。我们常说，少时了了，大未必佳，倒是那些根基较厚，大器晚成的人，才有出类拔萃的表现。
“一分的灵感，九十九分的血汗。”真正成功的人，很少自夸他比什么人聪明。相反的，他却坦白地指出他的惊人的努力，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搞艺术的人，无论绘画也好，写字也好，音乐也好，最重要的是基本训练。事实上，艺术不外形式和内容，间架和神韵。形式可学，内容不可学；间架可学，神韵不可学。真正研究艺术的人，对于形式或间架都痛下工夫，训练既久，熟能生巧，此后才能得心应手。
梅兰芳曾说：
我是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我的学艺的过程，与一般艺人没有两样。我不知道取巧，我也不会抄近路。
他是怎样苦学的呢？原来他一早就起来，5点钟就到郊外去吊嗓子，吃过午饭，又跟另一位先生去吊嗓子。接着，他须练习身段，学习唱腔，到了晚上，还要念本子。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有工作。
他走的是中国正统派的伶人的路子。在18岁以前，他专唱青衣戏，学的是时小福老先生的一派。每一段唱，必须反复练到几十遍，这样才有坚固的基础。不然，学得不到家，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日子一长，不但会走样，并且也容易遗忘。关于青衣的初步基本动作，如走脚步、开门、关门、手式、指法、抖袖、整鬓、提鞋、叫头、哭头、跑圆场、气椅这些身段，必须经过长时期的练习，才能准确。
从前唱青衣的人，一出台就捧肚子唱，对于表情身段，不大注意。王瑶卿开始注意到表情和动作，不料他到了中年，嗓子转变（塌中），不能再继续唱下去。梅兰芳知道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他要努力完成瑶卿未竟的功业。
真正会读书的人，多是由博返约，执简御繁；第一流的艺人，也不会例外。因为基础广大深厚，所以取精用宏，左右逢源，不像没有来源的死水，或没有根基的花木，一下子就枯涸了。我们且看梅兰芳所受的训练：
我演戏的路子，还是继承祖父传统的方向。他是先从昆曲入手，后学皮黄青衣、花旦，在他的时代里学戏的范围要算宽的了。我是由皮黄青衣入手，然后陆续学会了昆曲里的正旦、闺门旦、贴旦，皮黄里的刀马旦、花旦，后来又演时装古装戏。总括起来说，自从出台以后，就兼学旦角的各种部门。
人家仅会唱，他还会做；人家也许会唱兼做，他却会全武行。换句话说，他的本钱比较同一流的角色雄厚了几倍，所以无论在唱、做或武功上，他比较人家占了三分便宜。
关于技术上的表演，只要肯下苦工，天天锻炼，迟早会成功；最难的是心理的分析。因为一般伶人读书不多，普通是靠内行替他们说戏，道听途说，很难有深刻的了解。梅兰芳自成名后，即结交大江南北的第一流文人，跟他们慢慢地研究。他发音正确，一点也不马虎，有时为着一个字的读音，他不惜撰述一篇长文来明辨。例如宋云彬先生提出《游园惊梦》里的“迤逗的彩云偏”的“迤”字的读音问题。起初他跟普通人那样，读做“拖”音，后来他的父亲跟吴瞿庵先生细心考证，才改唱“移”音。可见他对于每个字的发音都有考究。
提到“迤”字应读“移”，不应读“拖”这问题，我记得孔养农所著的《谈余叔岩》一书里，也有类似的事情。譬如那段“提龙笔”，现在就有两种唱法，一种是唱“藏经香”，还有一种是唱“藏经箱”的。这两种唱法的人，假如碰在一起，就要为三个字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这是个好现象。因为许多问题必须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够达到最后的决定。
在唱工方面，梅兰芳的《玉堂春》可说是千古绝响；在身段和表情方面，我们不能不特别推崇他的《贵妃醉酒》。据他自己说：
这出戏里的三次饮酒，含有三种内心的变化，所以演员的表情与姿态，须分三个阶段。（一）听说唐明皇驾转西宫，无人同饮，感觉内心苦闷；又怕宫人窃笑，所以强自作态，维持尊严。（二）酒下愁肠，又想起了唐明皇、梅妃，妒意横生，举杯时微露怨恨的情绪。（三）酒已过量，不能自制，才面含笑容，举杯一饮而尽。此后即入沉醉状态中，进一层描绘醉人醉态。这出《醉酒》，顾名思义，就晓得“醉”字是全剧的关键。但是必须恰如其分，不能过火。要顾到这是宫廷里一个贵妇人感到生活单调苦闷，因而饮酒而醉后失态，并不是荡妇淫娃的借酒发疯。这样才能够掌握住整个剧情，成为一出美化的古典歌舞剧。
“恰如其分，不能过火”，这就是内行和江湖的分野。走江湖的人，也许会博得听众的哄堂大笑，但很难使人有会心的微笑。只因他的功夫深、见识广、爱学习、喜观摩，所以他能够雄踞京剧界的宝座几十年。
回头我要写一点我个人对他的印象。
1928年的晚秋，燕京大学的新校舍次第盖好，学校当局决定举行落成典礼，特请梅兰芳表演《天女散花》以娱嘉宾。吃完饭后，全校学生和一部分来宾已经挤满楼上的玻璃门外，可是大门迟迟没有敞开，忽然一声呼哨，玻璃门被人挤破，群众像洪流那样一直冲进大礼堂，连窗棂都站满了人，校长司徒雷登，眼看前排没有一片隙地，这才低声下气地向学生要求，请他们往后退，以便腾出几排空位，招待嘉宾。但是，这边的听众刚退下去，那边又涌上来，最后，由他说好说歹，才腾出三排座位来招待贵客。起初是由次要的角色演奏，台下听众也谈谈笑笑，满不在乎。到了梅兰芳快要上台的前五分钟，电炬大放光明，连桌围椅塾也换了最新的顾绣的东西，珠光宝气，光艳夺目，观众的心理已经相当兴奋。到了梅兰芳盛装艳服上台，那翩若惊鸿、翻若游龙的身段；那珠圆玉润、丝丝入扣的唱工；那含情脉脉、似痴似嗔的表情博得全体观众连声叫好。我的座位在中间，远远望去，只觉得他是个脱胎换骨的仙人，论起年龄，至多只有十七八岁的少女才可比得上。
散场后，他的字正腔圆、音亮味醇的歌声，好像真正绕梁三日那样，把听众吸住。我和少数同学在前台等了半点钟，然后冲到后台和他晤面。那时，他改穿长袍马褂，含笑的白里带红的瓜子脸，配着漆黑光亮的头发，活是一个美少年，虽然他的年龄至少比我们这班学生哥大了十四五岁。
13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1941年间，我逗留香港，时常一个人带了一两本书到浅水湾去喝茶。那时，刘崇杰先生也时常和梅兰芳等人到浅水湾来喝茶。他穿的是西装革履，精神非常旺盛。虽然在生客面前，他不大喜欢说话，偶尔他一开口，总是谈吐不俗。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亡命越南，他被日本军阀押到上海，可是他蓄起胡子，为中国的艺人争气节。光是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恭维。战后我在上海，曾和潘景煌兄看了一两场梅兰芳，他的金声玉振的嗓子仍不减当年。最近报载他还在北京天津一带公开表演，并且尽力提携后进，改正剧本，排演新剧。这种老当益壮的纯粹艺术家的精神，正象征中华民族的气质的雄厚。可惜关山阻梗，没有机会亲聆他的歌喉，不然，我真愿意每天节省几块钱，看个饱，听个痛快呢。
195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