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你是L先生吗？”
“我就是。”
“你说到新山来玩，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呢？喂，你今天下午有空吗？我想请你到新山来跟一位女作家周光瑚谈一谈，好吗？”
“周光瑚么？我倒想见见她。不过今天我的工作很忙，须等到下星期三。”
“那么下星期三晚上，我请你吃晚饭，最好多约一两个朋友来。”
提到周光瑚，她的名字我很熟悉，但她最初引我注意，却在今年春天。那时，南洋大学刚开始筹备，马来亚全体华侨虽给它以热烈的支持，但少数外国人却持异议，他们蜚短流长，指东骂西，认为南洋大学没有开办的必要。就在这期间，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一次演讲会，主讲者为周光瑚。那晚我刚好在丹戎禺俱乐部开会，来不及参加，等到我在报上看见她所发表的演讲全文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她这篇演讲，无异给我们一服强心剂，把那些一窍不通的“支那通”，或貌似忠纯，心怀叵测的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怪论一扫精光。
从那时候起，我就有意认识她。但是衣食劳人，每天把脑力去换回面包后，回到家里，什么地方都懒得去了。不过王立贤先生这次的约会，我绝对不肯轻易放过。因此，我约了陈玉符兄同行。
8月19日傍晚，我和玉符兄抵达新山，王立贤先生已经在海关附近等了半点钟。热烈的友情，使我既感激，又惭愧。接着，他亲自驾车，领我们到周光瑚的府上。
这是一座两层的楼房，地点在山坡上，前面有个草地，周遭环境非常清静。经过王先生的介绍后，她的丈夫很有礼貌地领我们到楼上大客厅。
周光瑚长得亭亭玉立，穿着中国的旗袍和平底鞋。一看她的轩昂的眉宇，马上可断定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她有时用英文，有时却用北京话和我们谈天。从她的谈吐间，我知道她是个酷爱中国文化的文人，虽然她的职业是个医生。
她的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比利时人。这位东西合璧的骄子，生于河南信阳，到了7岁那年，举家迁居北京。她的父亲本来是铁路局的工程师，家道小康，经过连年的战祸，等到她迁居北京时，家里已经中落了。
她有三个姐妹，其余两位，自小仅通西文，不懂中文，所以到如今，仍没有什么表现。她的母亲本来也不让她读中文，可是生性倔强的她，偏偏爱读中文。她在贝满中学念书时，利用课余的闲暇，拼命看书；在燕大读医学预科时，也喜欢阅读中文，不过她最得力的阶段，却在抗战期间。那时，她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动，她受她的前夫唐君的熏陶，中途辍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她深入民间，熟悉民间的痛苦。她爱护祖国，更希望祖国从碎瓦颓垣中长成。从前她好像站在骑墙的地位来观察中国，漠不关心；经过抗战的炮火的洗礼后，她才正式认识中国的伟大，同时，从思想到生活，她在中国生了根。
就在成都的医院中，我们这位天才的女作家，在院长玛丽安女士的鼓励下，开始著述她的处女作《目的地重庆》（Destination Chungking）。内容以她个人的自传为经，以读书恋爱生活为纬，顺笔还描写祖国各地的风光。她的感情像炉火一样的热烈，她的理智却又像井水那么镇静。她的观察力不弱，她的想象力更强。例如她描写北京时，曾说：
北京的美，不但使人悦目而已。这儿需要一个新名词来形容这种美——它所具备的气魄和尊严，它所拥有的安详和静穆。北京有蔚蓝的天空，颜色既那么强烈，又那么清脆，只要街上的嘈杂的声音稍微提高一点，几乎可以把蔚蓝的天空，像薄薄的瓷器那样，一下子打得粉碎。但是北京的老百姓是平易近人，北京的音调那么模糊柔和，车轮马蹄的声音和烟尘混在一起，街上的声音带着音乐的哀悼的气氛。因此，那个稀薄的弧形的苍穹，始终没有被打得粉碎。地平线上的西山是蓝色的、灰色的、紫色的，随一天之内的阳光的颜色千变万化；到了暮色苍茫的黄昏，西山的轮廓给夕阳烘托得如火如荼。万千人家的灰色的屋顶，故宫的金黄色的琉璃瓦，那些广阔的屋檐，宛若祈祷祝福的姿态。壁立千仞的灰色城墙，保卫着这个城。这些防御工事，面对新侵略的武器——比较从前匈奴侵略我们的北方时所用的更残暴、更有效的武器——似乎没有多大用处了。
像这种写景的功夫，不是只看景物的外表的人所能写出来的，除非作者对于眼前的景物有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我们这位女作家不但对北京有认识，而且她梦魂所萦绕的是北京，思想所寄托的又是北京。
1943至1948年间她重往英国，修毕医科的课程，得到医学博士的学位。可是，好景不常，她的丈夫在内战中牺牲了。接着，在南京政府崩溃的前夕，她不得不带着她的爱女唐蓉梅暂时避难香港。那时由国内前往香港的，每星期几达一万人，他们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是百万富翁，有的是流氓地痞；有的是赌鬼嫖客，有的是各党各派的地下工作人物。肺病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周光瑚以医生的身份，整天为病人服务，忙得连气也喘不过来。
在一次宴会里，她偶尔和一位翩翩美少年的英国记者伊里奥·马克（Mark Eliot）同席，大家一见钟情。伊利奥在英国已经有了妻室，同时，他身负报道的责任，须时常东跑西走。为排脱爱情的苦恼，周光瑚特地飞回重庆，而且准备留在国内做医生。不过，她本身是个混血儿，和欧美人士往还比较密切。她发觉有人怀疑她的行动，所以她不得不再去香港。别后重逢，她和伊里奥的友谊不消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幸韩战发生，伊里奥被派往朝鲜战场去采访新闻。谁料天公不作美，暂时的分离，竟成为永久的诀别。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痛不欲生。就在哀悼亡友的时期，她开始著述她的第二部著作《恋爱至上》（A Many Splendored Thing）。内容用日记的体裁，中间点缀一些信件诗歌，时间是从1950年4月开始，到同年八月伊里奥牺牲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时止。她赤裸裸地描写她和伊里奥的恋爱的过程，那大胆的作风，坦白的方法，恐怕不是一般东方的妇女界的读者所能看得惯；但西方的读者对于本书却推崇备至。连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氏，在百忙中也抽出时间替她写了一篇长序呢。
《恋爱至上》虽然是一部恋爱小说，但它的情调的和谐，文笔的优美，也是使读者爱不忍释。例如她从报纸上看到伊里奥死讯时，她的身边仅有一个女友和一个爱女唐蓉梅。她写道：
我跑出饭厅。我觉得我曾大声呼号。我很大力地开了门，然后跑进客厅，环顾周遭一切。这儿有个空空的椅子。我瞪着这椅子，继续瞪着。假如我再看久一点，我不会看不到他，他将坐在那儿。
但是他不来，然后我知道将来永远都是如此，空洞的房子，空空的椅子，我仍在那儿坐着、瞪着、等着，但他都不在那儿。
生命无影无踪地过去。
接着，门铃响了，电话响了，进来的人一面说话，一面哭哭啼啼，其中有些人曾和他在一起谈笑、吃饭，并且喜欢他。
第二天早晨，刘神父给他做弥撒，仅有菲奥亚和我在场。梅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娶妈妈，妈妈想嫁给他。但是，不行了，现在他已经死了，多么可怜呀！”
第二天，马克的信件开始寄到。一封一封地寄来。从朝鲜一共寄来二十一封信。
一切都完了。
本书就这样收场。我想当周光瑚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她的苦闷的心情，只有杜甫的两句诗：“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也许能够形容出一二。
自她抵达马来亚后，她的生命史可以说开始走上另一阶段。起初她在新山政府医院做医生，同时，她还抽出时间到新加坡的防痨医院服务。最近她才辞去政府医院的职务，自己在新山的海滨大道上开个药房，不过她每周总要跑到柔佛古来市，替一般贫苦的儿童免费检查一次。她对马来亚问题极感兴趣，准备替那些像哑巴一样的无辜的人民吐出他们的痛苦和愿望。
她非常爱护中国文化。她曾说过豪语：“我（周光瑚）之所以能够写出漂亮的英文，因为我懂得中文。”这种一针见血的话，倒值得一般侨生子弟特别注意。
归途，我觉得东西合璧的结晶品，假如管教得法，他大可兼备二者的优点，好像苏联的生物学家密邱林的接种方法那样，因为配合得法，果实累累。不过这种人是可遇而不可求，周光瑚就是这种仅见的优秀人物之一而已。
1953年8月26日
（按：周光瑚即著名女作家汉素音。周光瑚是原名，汉素音是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