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并不是一首无病呻吟的诗篇，这是一首充满惊人的意志及充足生命力的天籁。本来唐人诗有“春风不度玉门关”那个写实兼抒情的佳句，可是西北自经一番改造后，气象为之一新，化沙漠为绿洲，把这块不毛之地变成绿茸茸的良田了。
干这种旋乾转坤的大事业的，不是别人，而是本文所要叙述的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于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即公历1822年）十月初七日，生于湖南湘阴东乡左家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在家乡教些学生，同时，家里还有几十亩田，每年可收租谷四十石，这正是过去中国农村里半耕半读的家庭的一般情形。由这种清寒家庭出身的人，多养成勤俭的美德，平时可以过着安定的生活，不必伸手向杀人不见血的资本家去借钱；如遇聪明优秀的子弟在考试上比较出人头地，他马上可以飞黄腾达起来。
宗棠年轻的时候，只在家里跟祖父和父亲读书。到了19岁那年，才到长沙城南书院，从山长贺熙龄问学。熙龄的哥哥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县名士），家里藏书很多，宗棠时常向长龄借书。长龄是《皇朝经世文编》的总纂，这部书是清朝嘉庆以前名臣大儒关于国计民生的论文的结集。因为宗棠时常跟长龄来往，无形中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宗棠不想做单纯的咬文嚼字的读书人，他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这种高尚的志气就在长沙求学的几年间养成的。
除学问上受贺长龄直接的熏陶外，宗棠的事业的雄心也受了他间接的影响。原来长龄有两个知己，即陶澍和林则徐，他们试办漕粮海运，整顿盐政，兴办河工，造成当日江苏的治绩。尤其是林则徐，他在广东禁烟，在云南处理回事，后来在谪戍伊犁时期，开凿坎井，教民纺纱织布。宗棠一生景仰陶林二公，以后一切设施，可以说是效法前贤。
在学问上，宗棠比较当时一般读书人的眼光高得多。人家整天钻研八股文和试贴诗，他却专攻地理和农政。据秦翰才君的意见（按：秦君曾著《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是研究左宗棠最有心得的一人），宗棠在18岁那年，就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分别做成笔记。这些笔记虽然没有发表，但是后来他的朋友胡林翼所著的《读史兵略》，和详细编注水道、海疆、道里、都邑、关隘的“大清一统图”，就含有宗棠所想做的工作的意味。他曾遍读历代讲农事的著作，也是分门别类地笔记下来，计划编成一部《朴存阁农书》。他很注意“区田”问题，他曾把“区田”画成图样，作成说明，还在柳庄亲自试验这种区田的方法，结果，相当成功。他曾在家乡种桑、养蚕、种茶、种竹及其他花木。因此，他出山以后，到处喜欢教兵士耕田种树，说得头头是道。
宗棠搞通这些学问后，他还没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怀抱，但他一点也不灰心。他曾说：
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他具备这种坚定的自信心及多年的素养，到了四十岁左右，机会就来了。当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万名兵。那时清政府的吏治腐败，军队废弛，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以这种老弱残兵，跟新兴的势力抵抗，不用几个回合，已经打得焦头烂额。第二年，太平军攻入永安，建设太平天国。再由此北进，深入湖南。清军一味在后边追赶，太平军乘势直趋长沙、岳州而入长江；更沿江东下，占领江宁，即以江宁为都城。欧美各国在上海的领事馆都承认太平军为革命军，纷纷各电其本国，报告严守中立。太平天国俨然成为与清廷对峙局面。
那时曾国藩丁忧在乡。因为湖南省原办有团练保卫乡里，清廷知道白莲教之役，团练大可利用，于是任命曾国藩办理本省团练。宗棠奉命襄办曾国藩军务，在长沙金盆岭募练楚军五千人。八月中，带往景德镇、浮梁、德兴一带，和太平军健将决战，就给他在徽州、饶州两府站定了脚跟。第二年，他奉命督办浙江军务。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他又受任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他一方面向浙江进发，一方面仍防守徽州、饶州后路，收复和抚恤兼施。到了同治四年十二月，他把建国十三年，占地十一省的太平军，结束在嘉应州的黄州嶂。
太平军既被曾、左、胡、李等人打败后，他们的余伙便向西北发展。陕西、甘肃两省的汉人和回人，偶有纷争，本来是双方械斗性质。这一次，不幸事变扩大，各地土寇，纷纷响应，捻军在陕南，土寇在陕北，其余各地为陕回。不久之后，纷乱的局面蔓延到甘肃，全省先后被陷落的郡县城池，约有三十处。
清廷看见陕、甘的局面这么严重，未免暗中叫苦。他们知道军民和民团，除了多隆阿外，都不中用，所以仍想到利用湘军。凑巧刘蓉做了四川布政使，川境的太平军早已结束，便先就近擢迁陕西巡抚，命他带着湘军和川军入陕西。刘蓉曾参赞曾国藩的军务，他和左宗棠同样以高明的战略知名，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宗棠忽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当他奉到命令，他就毫不迟疑地负起这个重任。
原来左宗棠对于西北问题早就有具体的认识。当他22岁上京会试前，他曾把平日对于时局的观念，吟成《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说：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根据这种认识，他一任西北的职务时，就下了一个断语，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当西北事变初起，陕、甘兵力确是不够；后来各方调拨，又嫌太多。系统纷歧，指挥不易；编制杂乱，品质低劣。严格说来，在西北用兵的人，每感无兵可用的苦恼。西北各省，自来贫乏。在平时，甘肃和新疆的政费，也要靠江南各省的接济。自经洪杨之乱，江南各省破坏不堪，自己财力也很支绌，对于别省需要，更是漠不关心。姑定西北找到可用之兵，它们也会觉得捉襟见肘，支付饷项十分困难。须知西北各省兵饷固难筹，粮秣也很缺乏，而且粮秣这东西不能在同一地方大量采购，免得军队未见其利，老百姓早蒙其害。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姑定在财政上有办法，购粮问题仍旧不能解决。最后，西北的运输工具，只有骆驼。骆驼本身就要食料，不能就地取给，须得随身装载，七除八扣，剩下实在有限。照当时的计算，要花两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的粮。换句话说，要花一石半的饷，才能养活一名兵。这还是就关内说，至于关外，那要十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粮。
宗棠细心估计种种困难，所以他下个结论，说在西北边塞用兵，最好只使用最少数的精兵。兵数越小，财政、粮秣、运输等大问题都容易解决。
左宗棠所带领的湘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子弟兵”。子弟兵的好处在于亲信可靠。他的办法是：先由统领自己去找营官，营官自己去找哨官，哨官自己去找什长，然后由什长按照规定条件，在某一地区，自己去找勇丁。这些勇丁多是同乡亲戚朋友，大家容易互相关照。宗棠带了这些子弟兵到西北后，严加管束，明于赏罚，同时，鼓励勇丁们耕田种菜，使他们得锻炼身体而又增加生活的趣味。此外，他还懂得因时制宜，利用东北的健儿来做骑兵，使传递消息及联络前后方等工作更见灵活。
当同治六年二月，左宗棠的大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他的心里已经很有把握地准备应付三方面：第一是西捻，他们已进入陕西而仍在河南和湖北之间流动；第二是回民，他们的势力弥漫于陕回北部的中间及甘肃的南部，只剩兰州、秦州、宝鸡一线来保持内外的交通；第三是土寇，他们在陕西的实力颇不小。他审度客观的环境，估计主观的力量，于是下个正确的判断。他说：
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官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
根据这个正确的判断来定的战略，先后经过四大战役——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的苦斗后，他才把甘肃全省十三年的扰乱告一结束。
陕、甘的问题解决后，宗棠便想法怎样安顿回民。他把固原的陕回几千人，安顿在平凉的岔沟一带；金积堡的陕回一万多人，安顿在平凉的化平川一带；河州的陕回一万人，安顿在平凉、会宁等处；西宁的回陕两万多人，安顿在平凉、秦安和清水等处。他这种断然的处置，曾遭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认为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所以毅然决然照原定的计划去做。他的眼光和魄力，的确不是普通人所能望其项背。
满清末年的局势的危殆，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同治三年四月，新疆的变局已经发生；经过六七年工夫，清政府毫无办法，到了后来，还是要借重汉人。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就整个新疆问题，密询左宗棠，宗棠坚决主张政府不能放弃新疆，为的是新疆一失守，唇亡齿寒，西北各省都保不住。他又认为用兵西北，所费并不太多，即使停止进兵，经常费用，照常也要支付，所省有限。只有多费一些心血、一些本钱，把新疆问题全盘解决，使它能够自给自足，这才算是真正省钱。幸亏清廷接受宗棠的建议，让他统筹统办新疆军务，从兵源到财政，从粮秣到运输，都由他一手擘划。他先把甘凉粮料运存肃州，再从肃州运存玉门，然后头批部队开拔到玉门；用自己的营盘的驼只，搬玉门存粮到安西，随后部队跟着到安西；誊出车驼，回头搬第二批粮料，接着第二批部队开拔。这种层层递接的办法，使人力和畜力，可以舒展，不至有什么意外。当每批军队到了安西，小小停顿，然后再继续前进。因为过了安西到哈密，一路都在沙漠中行走，沙漠中水源缺乏，饮料大成问题，须预先细心计划，使人马都不至缺乏饮料，才可行军。这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正是左宗棠的拿手好戏。因此，当他到了新疆后，在短短的一年间，经过三个阶段的战役，便把新疆问题解决。金瓯不缺，领土完整，他这种彪炳的功勋，真不愧为一代将才。
西北的军事节节胜利后，宗棠便加紧整顿吏治。在人事方面，他标榜“廉干”二字；就是说，既要清廉，又要能干。他主张新疆须设省，从吏治改善民生。他曾说：
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吏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谈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瘅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容也。
官民浃洽，下情上达，到处为人民想办法，迟早会得到人民的拥戴。在消极方面，他实行禁烟；在积极方面，他开渠凿井，振兴蚕桑，创办机器织布，使人民衣食无忧，然后可以进一步谈到教育文化。
西北地瘠民贫，自经兵燹之后，市容益形冷落。宗棠认清教育是长久事业，所以就在军事很吃紧的时期，他还能够建立了一个书院，监督书院的事情，甚至亲自给一般生童批阅文卷。在他的鼓励下，新的书院建筑了几十间，义学创办了几百所。此外他还刊印书籍，而刻书的费用，都由他个人的薪水项下拨付，没有动用公款。影响所及，一般小吏也懂得兴学和刻书，希望运用教育文化的力量来制造健全的公民。
老实说一句，中国的西北，自经左宗棠的平定和整顿后，国人对它才有深刻的印象。论军事，他是绝对成功；论经济、社会及教育的设施，这需要长期不断努力。可惜后继无人，所以他走了之后，西北又是一团糟。本来边防问题，是需要眼光和魄力的，这种非常的责任当然不是常人，尤其是贪污无能的人所能负得起。
195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