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没有到北京之前，我根本没有逛旧书摊的习惯。那时年纪还轻，学力很有限，除购置学校课本及《向导》一类的杂志外，我没有许多闲钱买书。
自到北京之后，不用几个月工夫，逛旧书摊的嗜好已经染上了。当时相好的十几位朋友们，谁都有共同的倾向：整天谈恋爱、革命、读书。恋爱不忘革命，革命不忘恋爱，而供给题材，鼓励活动的原动力，还是读书。一般青年的求知欲非常强，学校的死板板的课本，酸溜溜的讲义，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只好自动地去找寻他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因为这些书籍是自由选择的，所以阅读的时候，谁都觉得津津有味，读完之后，更想按照书中主人翁的办法如法炮制。因此，爱看《红楼梦》、《西厢》及张恨水、张资平的小说的人，多以恋爱的主角自居；嗜好克鲁泡特金、列宁、蒋光赤、瞿秋白的作品的人，每以革命家自命。恋爱和革命变成颓废的或积极的青年的风尚，而读书却是他们的共同嗜好。
初到北京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逛东安市场的，好像初到上海的人，没有一个不逛四大公司，初到新加坡的人，没有一个不参观三大娱乐场一样。东安市场里边陈列各种商品，从衣服鞋袜帽、金银珠宝等首饰，到家庭一切日用品都有出售。此外，它另辟一角落来摆书摊。北京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城，人文荟萃，图书丰富。读书的人多，买书的人多，卖书的人更多；从世界各国及中国各省各县跑到北京来做官或读书的人，到了“学成”或“调任”的时候，他们迫得要远离。书籍这东西，平时参考阅读的时候，唯恐太少；到了搬家或远行的时候，又嫌笨重不堪。凭空丢掉实在可惜，带在身边又未免太过累赘。在进退维谷的当儿，许多远行人宁愿低首下心地去照顾旧书摊，希望从旧书摊的媒介，使他们所心爱的书籍依旧落于书香之家。
东安市场的书摊，是以普通中等以上的学生为对象，它们所卖的多是各校所用的课本及参考书；比较名贵的珍本，这儿不容易找得到。我前后在东安市场逛了十年，只买了一部心爱的好书。这就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史学家马考莱所著的《英国史》。这部书共六大本，插图的精美，印刷的漂亮，装潢的考究，简直使人的眼睛发亮。据书贾说，这部书是伦敦《泰晤士报》特派员托卖的，书是九成新，里边没有留下阅者的笔迹。书贾仅索价二十五元，没有扣折。那天我刚好领到一笔稿费，荷包里有几十块闲钱，所以我不假思索地把它买下来。
其实，北京的书店的中心是在宣武门外的琉璃厂。琉璃厂书店的主角倒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商务与中华，而是那一百几十家的旧书店。那些旧书店的大老板们，自少饱通经史，长大游遍大江南北。论版本，如数家珍；谈掌故，滔滔不绝。北京人是最有礼貌的，由读书人出身的书贾也不会例外。一个人到了这种书店，仿佛回到自己的书房，而同座面谈的又酷似平素相与切磋琢磨的老朋友。就在这些老朋友的怂恿下，我买了一部《二十四史》，一部殿版的《明史》以及明清各名家的专集。书籍日积日多，到了抗战的前夕，我个人的小小的书房已经装满了十书架。假如不是因为八年的抗战及战后五六年的奔波劳碌的生活，那么一年多添置两架书是不成问题的。十四年的工夫，起码可以多搜集二三十书架书。“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这岂非人生乐事？
北京的旧书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熟客买书可以记账，到了一年三节的关头才来收账，书店老板知道某些人士喜欢搜集某些书，他们一到相当时间，就用蓝布大包袱包了一大包书送上门；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让他带回去。钱呢？这是俗物，大家少谈为妙。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慢慢算账。反正太平时代，读书人最吃香，教书先生身份高，报酬也不错，同时，旧书是物美价廉，只要一个人对于学问稍有兴趣，粗识门径，谁都会养成买书的习惯。
北京沦陷后，我仓皇失措地往香港跑，动身的前几天，我先把中英文有关政治问题的书籍杂志烧掉，然后把心爱的毫无烟火意味的旧书分装几个大箱，寄藏朱士嘉兄的府上。那些书是一本一本从旧书摊捡来的，或者节食缩衣向日本丸善书店邮购来的。现在因为政局变动，硬要和自己血汗换来的书籍别离，心里实在不好过。据说，周作人先生之所以迟迟不肯离开北京，弄到后来要给华北伪组织担任什么教育部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舍不得他的“苦雨斋”的丰富的藏书。
我初到香港时，因为人地生疏，狼狈不堪。过了半年之后，生活又日趋安定，工作的收入，除应付日常开支外，还有闲钱给我买书。可惜香港人不买书，所以旧书摊这一门生意做不起来。记得我初到香港时，德辅道中还有一间名叫ABC的旧书摊，我跑了几趟，买了几部书，其中比较满意的是摩梨所著的《格兰斯吞传》三厚册及勃莱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后来这间店址改为中国国货公司，旧书摊只剩男青年会附近摩洛街的几间了。自广州沦陷后，岭南的几个名士的藏书曾流落到香港的旧书摊，朋友们倒搜集了一些，我个人连一本也没有买到。那时，丘吉尔这位怪杰正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所出的东西，我差不多都一一搜集，甚至他的最精彩的大著《马尔柏卢传》四厚册，我曾花了四十五元把它买来。我在香港前后住了五年，从各方面所搜集来的关于经济史及国际问题的书籍杂志已经装满五书架。到了日本占领香港，我准备第二次亡命的时候，这些可爱的书籍又不得不和我分别了。
在包装书箱之前，照例要把那些政治意味太浓厚的书籍杂志捡出来，免得替我藏书的朋友无辜受累。凑巧那时香港的燃料发生问题，我只好很忍心地把报纸杂志当柴烧。到了报纸杂志烧完的时候，我的行期已经逼近了。留下来的都是自己心爱，可是非常笨重的书籍。
过去十年间，我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没有饿死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哪里有什么闲钱买书。但是前年逗留巴黎和伦敦期间，又使我深刻地体味到生命的意义及人生的乐处。巴黎的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可以算是思想的源泉。河边的空气那么清新，书籍的种类那么众多，卖书人又那么斯文，一团和气，和蔼可亲，除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旧书摊可以跟它们比拟外，别的国家恐怕不容易找到。
巴黎的旧书摊的最大好处，就是书籍便宜得要命。法国普通的书多是平装的，高明的藏书家买到书后，便按照个人的兴趣，请美术装订专家替他设计，把封面弄成非常雅观。我曾参观过巴黎书籍封面的展览会，只见每本书的设计都是精巧别致，风雅无比。这些装潢十分漂亮的书籍，有时也流落于旧书摊。假如你的腰包里有闲钱的话，你不妨整套买来，充实你的书房。
我在伦敦逗留的时间不久，但是柴灵十字架街的旧书摊倒是我常到之处，尤其浮尔旧书店，这简直是个大图书馆。新旧书籍，分门别类，陈列于整个屋子，顾客可以时常到这种书店去看书，看得上眼的，不妨买几本回去。此外，这间书店还代替顾客到世界各国去搜罗他所指定的书籍，十九都能够如约做到，不会使人失望。书店天天发达，门庭好像闹市一样，寓赚钱于服务中，这倒是个好办法。
现在我寄居南洋，这儿是纯粹的商场，书业根本不大发达，逛旧书摊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有一位中学校长告诉我说：新加坡虽注重英文，但是你如要一次购买二十本《鲁滨孙漂流记》，恐怕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呢。我听完他的话，只好一声不响，眼前仿佛是群星乱飞。
195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