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谈天的时候，喜欢夸耀某某人为“书香之家”、“读书种子”。在科举时代，士为四民之首，读书人的地位的崇高，自在意料中。目前是劳工神圣的时代，谁都应该做工，谁也应该读书，读书人并不是代表特殊阶级的专用名词，它仅是一个普通的名词。
话虽如此说，读书人究竟是很可爱的。我们既然知道不读书的人多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所以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应该鼓励人家读书，尤其要读中国书。
华侨远离祖国，作客异乡。在政治上，华侨和祖国丝毫没有什么关系；在经济上，华侨每月仅能寄汇一点钱救济侨眷；可是在文化上，华侨却和祖国发生极密切的联系。我们很荣幸，我们在迢迢万里外的南洋，仍能够吸收中国的文化。由于中国的文化的根器的雄厚，气魄的蓬勃，文辞的优美，凡是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他的谈吐举止一定不同凡俗。
一 我们有一套和平的哲学
当第一次大战后，欧美人怵于战争的威胁，谁都觉得和平的可贵。他们开始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才是倡导世界和平的先知先觉。他们偶尔摭拾中国哲学上的片言只字，自以为是中国通。其实，他们这种作风等于盲人摸象，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在本质上，中国古代的大哲人十九是倡导和平的。
先举孔孟为例。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这说明和平是待人接物应有的态度。孔子教人着重“忠恕”二字。据朱子的解释：
然门人有问而以忠恕告之者，盖以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已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为一贯，惟下学而上达焉，则知其未尝有二也。
简单说一句，尽自己的力量替人民服务叫做“忠”，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叫做“恕”。子思在《中庸》里所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就是这意思。
孟子更直接爽快，他干脆指出“推恩”二字是恕字的注脚。他在那篇讨论齐桓晋文之事的大文里，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虽然他提出的理论是对的。他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换句话说，假如你爱护自己祖先的庐墓，眷念自己出生的家乡，那么你应该本着“恕”字，替人家设想，同样地爱护他人的祖先的庐墓，眷念他人出生的家乡。这样一来，战争一定不会爆发了。
关于世界和平的主张，老庄比较孔孟更为彻底。原来争由于不足，假如每个人都知足，那么他将以侵略欺骗为奇耻大辱，哪里还会发动战争。老子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可惜人类越进化，他的欲望越不易满足，结果跑到战争这一条路。须知“强中自有强中手”，姑定你能够获胜于一时，将来仍要走上失败的途径。罗马帝国何处去了？西班牙帝国何处去了？荷兰帝国何处去了？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何处去了？因此，老子教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说争由于不足，庄子却说争由于彼此的对立。自己既然坚持为绝对的对，那么对方无疑为绝对的不对，因为有绝对的对，才有绝对的不对；因为有绝对的不对，所以才有绝对的对。《庄子·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再进一步，庄子要我们做到无毁无誉、无成无败、无生无死的地步。庄子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浑然与天地为一体的精神，正是匡时救世的良药。老实说，庄子的《齐物论》是世间最高深的哲理，谁能够把《齐物论》研究精通的人，大之可做和平老人，小之也可做通儒。例如苏东坡，他的几篇最得意的作品，如《超然台记》、《赤壁赋》，何曾不是得力于庄子？
除孔孟老庄外，中国以讨论兵法著名的莫若孙子。孙子的著作不但是军事学的最大权威，而且在政治经济圈里也应用得着。可是他说来说去，仍主张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希望那些杀气腾腾的列强的军人，应该熟读中国先秦诸子的书。这样一来，他们也许会觉得战争的无谓，然后释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这是多么漂亮！
二 我们有一脉相承的史学
中国像希腊、埃及、印度一样，都是文明古国。可是在欧洲，人们把哲学当做学问的基础，即所谓“科学的科学”。在中国，我们把历史当做学问的基础，所谓“六经皆史”，就是这意思。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史乘并不像中国那样汗牛充栋。在中国，史家有莫大的权威，一字的褒贬，简直比较大法官的判词还严格，还厉害。柳诒徵氏在《国史要义》里特辟一章叫做“史权”。据他的意见，我国古代圣贤之所以设立史官，为的是限制君权。假如国王的行动失了常态，史官一定加以纠正。这样一来，凡是中等资质的君主都可以靠这办法使政治上轨道。因为史官既然可以根据法律来批评君主，那么地位比较君主还低了好几级的官吏当然更怕他的清议了。老实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一言一动，都有人替你纪录，这不由得不使你害怕。虽然史官中也许有些糊涂虫，但其中却有不少像董狐那样的良史。他们为着主持清议，连性命都不要了。
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莫如太史公司马迁。据他的自述，他的祖先是以史官为职业，“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在政治上虽没有地位，在舆论上却有相当权威。到了他本人，他对于自己的学问和文章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为着替李陵辩护，致遭腐刑而不悔。由于汉武帝的判断错误，硬说他有庇护汉奸的嫌疑，使他受了宫刑。这种不明不白的冤枉，徒增他的气愤。一个绝顶聪明的文豪，在极端气愤之下，他的论断也许会带着感情作用，有时会流于过激，但是，由于感情奔放的关系，他的文章才有气势，才有魄力。司马迁说：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行事，终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司马迁以天纵的才情，著述一部千古不朽的《史记》。在文字上，他的著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在体例上，所谓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书等项目，几乎变成后代史家的模范。
话又说回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官修的史籍，十才一二；私人修的史籍，十居八九。为什么私人作史越来越多呢？原来魏晋以后，转尚清谈，经学逐渐退步，于是有志从事著述的人，都觉得史学是他们的真正出路。还有一层，自班固自著《汉书》，见称于世后，当代典籍史实，完全集中于兰台东观，撰史的风气，盛极一时。凡是精于学，雄于文的人，谁也想在史学上一显身手。此外，自后汉桓灵之后，天下大乱，史官多数失职。第一流的文人不甘落伍，大家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来便变成一种风气。
正史卷帙繁重，越积越多，读起来茫无头绪。到了宋代，出了一个司马光，他创修一部《资治通鉴》，贯穿今古，而面目为之一新。据司马光自己说：“凡事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又于仁宗嘉祐中，跟他的门生刘恕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竟其篇第，举世不能举其大略……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主，网罗众说，成一家彦。”平心而论，在中国史学上，一般读书人除精读《史记》或《四史》外，影响最大的，当推《资治通鉴》。
刚才说过，《二十四史》中，经常有人阅读的不过一部《史记》或《四史》。《资治通鉴》虽被人重视，但其他类似这种体例的史书很少人过问。至于地方志，这更是浩如烟海。我的老朋友朱士嘉兄光是到处搜集方志的目录，就费了三五年工夫。
清初大儒章实斋对于方志有独到的见解。他说：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
“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这两句话正合现代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我们知道，分析越详尽，综合也越容易。因此，各县的县志做得好，然后修省志的人可以不大费力；同样的，各省的省志修得好，然后著述全国的历史的人才有详尽的资料可以凭借。再进一步，各国都有标准的通史，然后执笔写《世界史纲》的大师才不至挂一漏万，对着故纸堆长吁短叹。
三 我们有无限优美的文学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中国的文字。
30年前，吴稚晖先生以前进文人的姿态主张中国的线装书，应该扔进茅厕坑里。这种故意立异为高的论调，徒供人作笑柄外，并没有一点意义。那时，大家刚提倡新文学，有些人恐怕旧文学会阻碍他们的发展，所以才发出许多违心的危言耸听的舆论。其实，一种文字或文学能够延续到几千年，它自有颠扑不破的存在的理由，乱吹乱捧固然无聊，闭了眼睛攻击也是多余的。
攻击汉字的人最大的理由，无非说中文难读。据黄孟圭先生多年的研究，深知中文并不难读。因为中文常用字不过两千五百字，中等资质的人费了两三年工夫，便有看读写作的能力。黄先生现在正埋头编著课本，实地试验。等到他的著作及录音片问世时，那些攻击中文难读的人所持的理论，将不攻自破。
懂得六书的人，谁也知道中文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尤其是会意与谐声两项，一看就明白。至于用字的简练，并世各国的文字都难望其项背。何永佶先生的《中文何处去》一文里曾引个例子。据说，美国名教授克廉奈先生，曾把《马可福音》在世界四十种文字中所需的字音数目比较一下，发现需用字音最多的是“印度伊兰系统”的文字，用得最少的是英文。何先生为着好奇心，他曾把中文《马可福音》也逐字数了一下，惊奇地发现中文所需的犹远较英文为少。最多的印度伊兰系统文字平均需用四万三千字音，最少的英文需用二万九千字音；可是在中文上，白话文虽用一万七千多音，文言仅用一万一千音，比起伊兰系统的文字，我们至少可少用四分之三的字音。
中文不难读，中文的字音最经济，这两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现在要进一步谈一谈中文的特点：即音韵和对偶。
什么叫做双声叠韵呢？“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用现在各国所通行的文法术语来解释，即两字同一子音的叫做“双声”；两字同一母音的叫做“叠韵”。因为中文联绵字，如非“双声”便是“叠韵”。例如参差、零落、驰骋、芳菲，皆双声；徘徊、彷徨、逍遥、缤纷，都是叠韵。一个人懂得双声叠韵的原理，那么他去读中国的古文及诗词歌赋，才会觉得会心的微笑。
杜工部诗：“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朔漠”叠韵，“黄昏”双声；李义山诗：“远路应悲春畹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畹晚”、“依稀”各为叠韵；林和靖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清浅”、“黄昏”各为双声。双声叠韵，交互为用，文成之后，开门诵朗，才可体会到什么叫做“声调铿锵”。
双声叠韵的重要，谁也知道，另外我们还须注意到“重言”。所谓重言，加同一个字复述一次，借以加重语调及意义。如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读起来多么好听！又如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读者不用开口，早已可以体会到寂寞的寡妇的苦况了。
除双声、叠韵、重言外，我们须谈一谈对偶。对偶不但是中国韵文的特色，而且在庸夫俗子的口头对话上也用得着。例如普通人说“七零八落”、“三长两短”、“天高地厚”、“天昏地黑”、“笔短言长”、“送往迎来”等词句，无形中都带着对偶作用。又如我们读贾谊的《过秦论》，里边有：“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训诂精确，声调铿锵，一读就顺口，一顺口便能记得。至于名家的诗篇，尤其律诗，它们的对仗之工，使读者增加无限的趣味。例如老杜的“无边落暮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那种气魄的雄厚，意味的隽永，简直使人拍案叫绝。
总之，中国的文化源流远长，我们要欣赏它，要接受它，更要发扬光大它。须知做生意的人最怕没有本钱，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最怕没有丰富的遗产。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这么丰富，本钱这么雄厚，这不消说是我们的无限的光荣。
但是，久居海外的华侨，有时会患着错觉。他们认为读了中国书不易赚饭吃，不如读外国文更容易做个书记、经纪、买办。不错，读了外国书的人不难找个书记、经纪、买办的职务，但是，一个人如要创业垂统，他就应该多读中国书。请看在海外成功立业的人，他们的得力处还不是中国的一脉相承的文化所赋予的有为有守、能屈能伸的精神？
最后，就全部世界文化史而论，古代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时代，中古是拉丁文时代，16世纪是西班牙文时代，17世纪是荷兰文时代，18、19世纪是法文时代，到了20世纪的今日，法文已经濒于没落。环顾宇内，最通行的莫若中文和英文。根据发挥个性，适应环境的原则，华侨应该特别致力于中国文化。这样，我们才不愧为华人的后裔时，也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195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