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有过一个在任何辞典中都找不到的名词，叫“牛棚”。但在我辈中人，是不用解释的，即牛鬼蛇神所住之地也。如今凡是经过十年动乱的人，一提起“牛棚”，却又津津乐道，可见苦难在回忆中也可以成为美谈的。我住过“牛棚”自不待说。还住过单人“牛棚”，却是异数。但我在这儿不敢以“牛棚”称之，却美其名曰“茅舍”者，一来是写实，左来是作为“牛”来说，是单人住的，可是每天晚上却有位“牧牛”人来同居，人畜有别，我未敢强拉他人入“棚”，盖界限不能不清也。
却说这茅舍，是在十里大坝之内，与在坝外的连部相隔约二里之遥。当时坝内绝少人烟。因为前一年发大水，坝内曾成泽国，仿佛云梦泽又要回老家了。所以除了牧鸭人和菜园的看守人，谁也不敢住在这儿。我是以后一种身份入居茅舍的。但又以防万一，不能不有位流动性的“陪客”同住。所以从实质上说，这儿确是我的单人牛棚。在经半年多的疾风暴雨式的生活之后，连部的红砖平房又建成，并且装上电灯了，却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下湖”（当时是如此称的，虽然湖水已被围在大坝之外了）去看菜园子。这算是升迁还是降级呢，没有交代，我自不明白。因此，我是应该高兴还是悲观失望呢，也就说不清。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命令，因为除了欣然之外，我也无法表态。不过想到离群索居，自有其优越之处，我也便欣然了。那天正是雨后初晴，命令说，当天就得搬下湖去，却有点为难。这地方到处是油泥地，一下雨，便象滑油山。况且自己得挑起全部行李——一只由货箱改造的木箱，一只不小的旅行袋，四季衣裳和全套铺盖，少说也有五六十斤吧，还得过一座浮桥，翻过油滑的大坝，不免面有难色。领导人自然看得出，便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好，下了死命令，再不能说半个不字。一咬牙，挑起担子便走。我的天，这二里多路可足足走了两小时。我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不站稳，是不敢移动另一只脚的。而每走儿十步，我只能换肩而不能歇肩，因为到处是泥泞，这么一担行李始终找不到一个放处！等我看到那茅舍，并且下坡了，那位牧“牛”人才走出来，算是略表欢迎之意。这时我才看见一片干净土，但是已到茅舍门前了。
所谓茅舍，自是雅称，其实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的、不过十平方米的工棚而已。两张木板床之外，只有一个小走道；而这点走道上还得摆满我烧水、烧饭的煤油炉和身外之物，确实只可容膝。不过后来天冷，我以𥟇𥟠捆在四周严严密密地围了起来，远看确似茅舍了。但有个缺陷，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到西北风起，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于是凡有重量的东西都压了上去，包括砖石之类，倒也生效。
第一位牧“牛”人告我：看菜园子只是我业余任务，白天还得跟随菜班一同劳动。我点头了。我本来就是种菜班的一员，怎敢妄图在此袖手旁观？只是把我的业余时间转移到这湖里来兼看菜地以免被偷而已。这有个好处，每天上下班四趟，可免劳我尊腿了。至于吃饭，每餐由别人携带前来，如果冷了，便由自己用煤油炉热一下。这也好，虽然费点煤油，可保证不吃冷饭，于胃有利。总之，我总是往好处想的。有人说，中国人都有点阿Q式“精神胜利法”，这也有道理。绝大多数干部在这人妖颠倒的时代里如果没有这点中国人的传统法宝，大概都得准备做“烈士”，而江青之流真可以高枕无忧了。
第二天菜班的“革命群众”一上班，我才感到不妙了。在连里，我算不得什么大人物，但一到这个小小菜园里，由于远离大集体，习惯于阶级斗争的眼睛仿佛都盯到我的身上来了。自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但只要那、两位领导人的眼睛对我一斜视，大家也只得向“左”看齐。于是我便处于一个“动辄得咎”的境界。劳动慢一点，被斥为磨洋工；快一点，又说是太马虎。如此等等，不必列举。如果真出点差错，那又少不了来次地头批判。但久了，也习以为常，无非违背良心，自我批评了事。但有一点，却很为难。经常言不由衷，每每把最简单的问话，也回答不出，甚至说得驴唇不对马嘴。我时常笑话某一位小干部，在清查阶级中被追问道：“你懂得党的政策么？”他朗然答曰：“懂得！”“那你说说！”于是他脱口而出道：“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引得哄堂大笑，他还不知所以。我想，我此时也与他相似了吧？说实话，有一阵真感到智慧离开了我，起码是离开自己的舌头了。
但有两次，我可是据理力争的。
一次是老乡放的牛闯进我们菜园子，美美地吃了十儿棵包心菜。这确实不能怨我。当时正当中午，我一边照看着菜园，一面点上煤油炉在热我的冷饭。煤油炉靠近芦席围墙，我不能不随时“小心火烛”；但我只注意大坝上有无入侵之牛，却不防它也来了个“声东击西”之计，从菜园后边进攻了！大概它并不承认我这头“牛”是其同类，而肆意侵略起来。等到我从听觉上判断出敌情，为时已晚，大祸造成了！一场口诛笔伐的批判在所难免，我便以真情实况首先自白，冀图被赦免议。但不行，“笔伐”是免了，因为来不及起稿；而口诛难逃。在这次批判中我是“负隅顽抗”到底的，这可激怒了领导，声讨的声势越来越大。连很少讲话或能不讲便不讲的张兆和同志，即温良的沈从文夫人也被迫开口了。她讲的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因为从她口中是听不到恶言的。当时她似乎是被算进革命群众之列，是否也被批判过，我不清楚。但她却闹过不少笑话。据传闻，有次她看见一头驴子，（在这地区，它也称得上稀有动物）却不知雌雄，便问身旁的人，“这头驴是男的，还是女的？”身旁的人哄然大笑，传为美谈。其实她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是公认的语言专家，一切不妥的字和词以及语法和标点上的错误，都是难逃她这一关的。如今竟然问出这样的蠢话来，足见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中，智慧离开了舌头的人，可不仅仅限于我辈“黑帮”中人了！因此，当她发言时，我却想起驴子的故事，在暗自发笑。而且我明白，当任何一次会，由兆和发言或杜麦青同志（这又是一位在干校时期含冤逝去的好同志！）发言，就说明会议到了尾声，苦难即将过去了。在这次批判中，我虽然被迫承认由于我的“失职”而造成损失，但矢口否认是思想反动之故。并且说，这经济上的损失，应该由我来补偿。但这又是一句蠢话，本来已可收场的戏，又被七嘴ハ舌地数说了一顿，才告了结。
另一次，是倒饭事件。那可是个冤案。
某一日，我们班上的一位女领导，即二把手，在会上对我来个突然袭击。
她直呼其名地问我：“你把饭倒在什么地方？”
我老实地想了想，便说：“倒在茅舍后边的小水塘里。”
“真的么？那是为什么？”
这可得费解释：我的饭是从连部打来的，掌厨的人总是宁打多些，总不能让我饿着。这是善意。但我拿回来之后总要冷的，便加水和菜一同煮了吃；吃不完便和下次饭再一同煮食。在我可算是节约粮食，应加以奖励的了。但有时连续套煮三天之后，还是吃不完，而且馊了，只得倒进小池塘里喂鱼，以免暴殄天物。我不相信这有什么反动之嫌，便一五一十说个明白。
“那为什么不拿回连部去喂猪？”她在强词夺理了，那么一点饭菜够老猪一口的么？我没有回答。
于是她的气焰顿涨：“你老实交代：饭，究竟倒进什么地方了？”
“小池塘里！”我坚持说。
“胡说！厕所里的饭不是你倒的？”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
“那还能是谁？你狡辩！”
于是又轮盘大战一通，每人都发了言。但我还是“负隅顽抗”到底，没有承认。最后这场戏是如何收场的，我记不清了。总之，我没有做假检讨。
当天晚上，牧“牛”人却向我检讨了：说厕所里的饭是他倒的。但在会上他不能开口，那要损害领导威信的，所以希望我体谅他的苦心。但他说，他在会后一定向领导上加以澄清。这件事我应该猜想到他的，因为这茅舍里只有他每晚是在湖里吃饭。但我竟然丝毫未怀疑到他。如今人家既然自我坦白，我也一笑了之。他是革命群众嘛！
说到这位牧“牛”人，已经是第三任或第四任了。对于他之来，我原是寄予厚望的，因为在“文革”以前，由于某种工作上的关系，我们曾经是莫逆之交，有时竟会纵谈到深夜。“文革”初期，很多朋友都视同路人，那不足怪：谁愿意无故沾“黑”边呢？我也从无怨尤。但此次他既然来做“陪客”，旧雨重逢，只有两人相处，总该有两句知心话谈谈吧？但不然，他墨守“四知堂”的成规，语不及私的。而且第一天，他上任之初，便提出一个新要求，要我每天晚上回连部去为他打饭。理由是他的视力欠佳，不能走黑路。当时我已年逾花甲，视力未必胜过于他，让我为这位“革命少爷”摸黑路去打饭，可不够朋友！但上级批准了，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幸好此时从连部到菜园，有条捷径，不必绕路浮桥，从护坝濠撑过渡船，便到菜园前的坝下了。最初一两晩没问题，因为打好饭回去时，天未黑定，都顺利回来了。但有一天，逢什么节日，连里打牙祭，有好菜，但不免晚了，回湖时自以为路已熟，还是走捷径。但象是看了鬼迷，东转西转却摸不到渡口，天越黑心越急，越急越走错路，连围海都找不到。回头望连部，又一片漆黑，想回头走浮桥也不可能！肚子饿了，想先打开饭盒吃一点吧，又不敢：怎能先己后人，况且是先黑帮而后革命群众，可乎？于是叫喊，无应。呼救，无人。真个是走投无路了——但又天无绝人之路，远远高处有了手电的闪光，恍然于自身是处在大坝之前了。于是大声求救，请求那过路客向坝外围源里照一照，看渡船在何处？幸而在黑夜，又幸而时代到底进步了，我类黑帮脸上井没有刺字，他果然不问我的身份，用手电照见那渡船，原来只在我右前方二三十步之遥。于是得救了：按照光柱所示，找到渡船，跳上彼岸。幸好，在陈述了我的“历险记”之后，少爷没说什么，端起饭便吃。究竟是饿极了呢，还是有了好菜，或竟是因我劳苦功高、免于论处呢？不得而知了。但后来此公竟然摆出一副“革命”的正确面孔，对我谆谆敎导起来，我觉得他毕竟是“脱胎换骨”，成了圣人了，也就敬而远之，不敢妄图高雅。直到“倒饭事件”之后，此公毕竟不再矜持，与人为善起来，稍有共同语言了。但不知为什么，下一任的“牧者”来换班了。在我离干校之前，同此公便绝少接触。更奇怪的是，一九七八年以后，我多次去北京，许多干校时代的旧雨，即使是那位女领导，都和我通过电话，惟独此公未谋一面，我倒是深为不安的。难道竟因“倒饭事件”于心有愧，避而不见么？“知耻近乎勇“，比起某些人来说，我倒觉得此公是可爱的！据我所知，他在那荒谬时代里并未做过什么坏事，不过在性格上被那时代稍稍扭曲了一点，这算得什么呢？传闻他如今也并不得意，这就更为他抱屈了。许多在一九七六年已经迈脚想跨上贼船，由于偶然而缩回脚的人，甚至已经跨上去而又急流勇退者，不都象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位皇帝一样，自以为穿上其实不存在的新衣而大揺大摆地在人群中高视阔步么？
下一任牧“牛”人，是班领导亲自出马，这可是受宠若惊而又惶惶不安起来。也反证前任之去职或与“倒饭事件“有关了。这一位的特点是从不与我交谈，除了下达命令以外。他是机关通讯员，出身、成份都证明他是最最彻底的革命家，唯一遗憾是尚未被批准入党。因此，他的严肃性和积极性是名闻全连的。不交谈是件好事，我可以免于犯错误。而且还有一件好处，他的会议多，经常到夜晚十一时以后才返舍。则下午五时以后，这段时间，茅舍及其周围二三里地便是我独朝的天下了！任我大哭大笑，狂奔乱跳，连一声犬吠都引不起来。自然，我并未发疯，哭、笑、奔、跳之类并非常有，但仰天长啸，一泄整日价的气闷，则是每晚的快事。尤其是在星期日，整天无人打批，这一块小天地可是我的“自由世界”。甚至一些违反干校法纪的事，也可以明目张胆地干。比如说，私下写封不受检查的家信，贴好邮票，在这入城必经之路的大坝上，我寻一个老实可靠的人托其进城去投邮，说可以快一天，是不会遭拒绝的。这样做，最大的一次成果是由于经济告急，家里便寄来一件新棉袄，而在浆过硬领里我便掏出十张十元的人民币［而且还不只一次。自然，我写出这件事，也算是事后补充坦白，并无教唆他人犯法之意。但是不合理的法，强使他人不犯恰是每每无效的。总之，在这位最严格的领导下，我反倒有较充分的自由。不过，要除去下列两件事。
第一，这位领导，每每深夜归来，对我也有不利处。那便是我得等候。灯油是我自指的，公家并无津贴，我不能不节省。因此每每捻得一灯如豆。在这时如果不打瞌𥅻，很难。而当他回来如果我已入梦了，这得被克。尤其是每有微风，我们濠里那只渡船，却每每“野渡无人舟自横”了。在诗人和画家的笔下，这是如何令人神往的境界！但对我来说，则是灾难：我的领导回不来了，他便大声叫唤，让我把船送过去。这种叫唤不大生效，我是有过经验的，尤其在恍惚入梦时。但我的神经总不敢全部休息，每有一二根在警惕着，因此三、五声之后，总会跃然而起，忙去接驾。但虽如此，被克还是难免的。
第二，是我这茅舍虽说有个门框，却无门扇，只以草帘遮门，以区内外。我的铺是近门的，而冬天将临，便几次提出过：要装个门才好。但都未理：“你怕什么？”好，大约在阴历十月半，我已穿上棉袄和毛衣以及一件旧皮背心了，冬天真个来了。就在这月白风清之夜，二位“梁上君子”光临茅舍了。我的铺近门，而脱下的这些衣服更靠近门框之旁，真是唾手可得，便囊括而去。半夜小解，想披衣而起，无衣可披，这才发现床旁空空如也了。我们领导闻声起来，也只见月明如画，人迹渺然。只说得一句：“自己当心嘛”，便又蒙头大睡去了。次日天明，我披上挂在床头上方备用的短大衣（由于取它有惊醒我之虞，幸免了），去茅舍后边视察，才发现这二位“君子”还是颇有选择的，鞋袜手套以及衣袋中纸片之类，都抛在土坑里。一包香烟自然笑纳了，而且在坑旁还发现两只烟蒂，足证二位在此悠然自得的很，而土坑就在我们领导人的床铺之后。然后，便去循章报案，更重要的是买了件现成的棉袄以御寒。至于连部，则要我们做一扇木门装起来。这可真是“亡羊补牢”，或者说是“贼去关门”了。可笑的是，当木门尚未做成，即第二天夜里，另一位“君子”继续光临，可是未曾入室，只在菜园里刨走了十几棵白菜，其损失不下于被牛所啃的。这是夜间，其责任不该由我独负，因此未曾开会了。但那位领导却又狠狠地责问我：“你就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可是他为什么也“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况且我自己被偷时也并未听到任何声音呀，因此这责问未等我回答，他便匆匆回连部报案去了。接着后两天，连部里一位同志又被窃了一架收音机，于是人心惶惶，连部便决定每天派人守夜防盗。到一九七三年初我被派守夜，追源究始，是由我被窃而起，这也是自作自受了！
两次被盗，这位牧“牛”人自告引退，让另一位劳动人民来接替，而我的好运来了。他原是在我们这单位某处避暑别墅里看管房屋的，并不住在北京。仅由于解放前他的历史还不够清楚，便也抛妻离子，到这儿劳动学习来了。自然，他既然被任为“牛”倌，其政治地位也算高的了。可我对他颇有好感。在我迁居茅舍之前同在这菜园劳动时，有一天收了白菜，每人都挑两麻袋白菜回去。我的身份没有挑肥拣瘦之权，大家留给我的自然不会是最轻的了。因此，当别人已如飞而去，我还在吃力地爬上大坝。别人已回连部，我还在宽不及尺而又曲折的田腰上悠荡——我那不肯听话的两只麻袋老是东悠西荡。而不到五十米，两只麻袋可已“自行失足落水”——躺在水田里了。好，浸水的白菜和浸水的麻袋又自高身价——更重起来。正在这束手无策之际，那位未来的“牛”信来了，二话不说，挑起我两只浸水麻袋就走。我急了：追，追不上；喊，又不敢大声；只有在身后追赶而低声恳求他：“老×！别！别！”这儿虽是山坳里，万一山坡上有人看见了？批我一顿不在乎，岂不连累好人？而他健步如飞，一边也低声警告我：“别嚷！别嚷！”直到连部的坡下，只有二十米的路了，他丢下担子，抽起烟管绕道上坡了！
他来了，真是欢喜。白天他去打饭，晚上有人聊天，高兴起来，我们还敢于喝上两杯大曲。自然，是他提议，我才敢于向他公开的。自从揪回北京以来，药房里都不敢卖安眠药了，我便偷买ニ锅头、甚至更次的白酒，临睡前略饮一小杯，借以自娱并代替“利眠宁”之类的，于今数年，却无人知晓。老×是酷爱杯中物的，但我怕犯腐蚀革命群众之嫌，还不敢公开。有一天，他问我一只玻璃瓶里是什么，我笑说“是煤油吧？”他大笑了：“怕什么？你怕我？”从此，我们便在开怀畅饮时无所不谈了。有一次，他似乎有点牢骚了，忽然对我提出问题：
“你当秘书长的时候，我常年不在北京；来了也不敢高攀，很少跟你谈话。但我不懂，头头们谁都来过我那儿避暑，怎么就不见你来？”
我只好开玩笑说：“秘书长来了，你不紧张么？”
“不是真话！”他摇头。
说实话，我是至今还未出过山海关的人，何尝不想去他那儿看看大海？但在所有应该去的人都去过了，才能考虑自己。否则，岂不被人指摘为利用职权？但后来，我不当秘书长了，别人也忘了我，我也更不愿毛遂自荐了！
“你原来是这样一个‘走资派’？！”他满足地笑了。
此后约两个月，是我在湖里生活得最美好的日子，有一个和我平等相处的人了！在劳动上对我的帮助很多，且不说。在星期日和假日，他也并不回连部去休假，而和我厮守在湖里。因此，每个星期天他都让我去附近的甘棠镇或窑嘴走走，他看园子。而在新年和春节那几天里，我们过得特别高兴，因为酒禁开放，更可以开怀畅饮了！
老×这位“牛”馆，好象是“终身制”的，如果这茅舍不撤消的话。可惜春节后不久，我们都被撤退到连里。以后虽不在一个班，还是每日见面的。一九七三年春天我因病回南京了，我们之间还通过几次信。再后，干校撤消，我不知他的消息了。
最近去北京，才听说他又留在单位里管传达室了。但我去过几次都没有见到他。这是因为他又感到“不敢高攀”了，还是另有他故呢？我很惘然！
在十年浩劫中受过苦难的人，谁都诅咒那荒谬的年代。我也诅咒。但在荒谬之中毕竟还有值得怀念的人与事。比如我和老×由不平等的地位而平等相处，就是值得怀念的。在那荒谬的年代里，我们每个人如果都头脑清醒、或者说没有私心杂念，在那动乱中不是互相砍杀、互相倾轧，而是真正平等相处如我与老×一样，볌不真是一种革命？但可惜，这种情况只是少数。更可惜的是，我有种感觉，或者说是怀疑：老×如今可能是又不敢、而不是不愿和我平等相处了，那倒是件可悲的事！但愿是我多疑。
所谓“五七干校”，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则我那茅舍自然早就荡然无存了。但我还是怀念那孤零零的小工棚，和那工棚中最后的牧“牛”人以及和他相处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