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而加上引号，自非本意，而是我对一位“革命群众”所赠予的封号。但我不仅未敢当面称之，即使在背后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过，因为那是大逆不道的。但现在仍以此称之而不书真姓名者，倒并非是腹诽，而是意存忠厚而已。
此公到这机关似乎不久，因此当我被揪回北京之后，是不知其姓名的；背后问过别人，也记不住。但介绍者说他是学甲骨文的，学甲骨文而来搞现代文学，总觉驴唇不对马嘴，因此倒记牢了。另外，此公外形不佳，矮小而鸵背，但又爱穿皮夹克，作武士状，便有点可笑，而他在革命组织中地位并不高，不过是文则收发、武则打手一类货色，但是引人注目，惹我辈讨厌的家伙。我给他的封号自然含有贬意的了。不过天长日久，觉得他并非大角色，也无大罪恶，便不介意了。但对他的封号并未改，因为究竟觉得它有趣些嘛！
没想到一九七〇年春，这位“甲骨文”却出了大风头，成为重要的新闻人物。
原来在一九六六——六七年之交，街头大字报上出现过一个名称极其革命的革命组织的名称。其气味是颇为不正的，其矛头似乎指向革命老干部。但后来也未见其活动，更不知是否确有这个组织。奇怪的是，文痞姚文元在一篇文章的注脚里，却大骂这是个反革命集团，也未引人注目。但到这时，却从这条注脚里引起一阵席卷全国的大风暴来，说这种敌人虽然为数不多，却是极其凶恶的，所以必需追查。但又强调说：“不能搞扩大化”。而在我们单位里，第一个被追查出来这一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分子，便是“甲骨文”！当时，我是颇有幸灾乐祸之感的，私下里便说，看这家伙的形象便知不是好东西！这真是天网恢恢！
我之幸灾乐祸，其原因之一，是我辈黑帮与这反革命集团风马牛不相及，完全可以隔岸观火，毫不担忧。而在这场风暴中，革命群众对我辈的批斗自然放松，这就更可以坦然而且欣然作壁上观了！正因此故，我也就深信“甲骨文”确是这集团的分子，而这集团更确确乎是极其凶恶的反革命集团了！象“甲骨文”这样不为众人所重视的人物，居然是它的骨干分子，也可见其隐藏之深嘛！
但作壁上观的人到底客观一些，运动一步步深入，也就是说这种反革命分子越揪越多，却有所怀疑了。不是说“不能搞扩大化么？”如此越揪越多，难道是正常现象？疑窦一生，不免觉醒了：过去每次运动，为了达到、乃至超过指标，每每造成冤狱；而超指标者不又每每受重赏么？如今前来领导这一运动的可敬的同志们，是否也象可爱而又可怜的阿Q—样，看到王胡身上虱子多而愤愤然，竟把任何小虫都当成虱子来咬了？疑窦是很多的：据“甲骨文”供认，他之参加这一反动组织，是由某某介绍，而以后被揪的人也无一不自承是这位某某所介绍；而所谓的这位某某，却又矢口否认是这反动组织的成员；何也？过去批斗，都是公开进行，此次却是未见开会，只由本人向众交代参加经过，而且每每是涕泣而道，甚至泣不成声，又何也？在此人向众交代之前，每有先兆，即他突然失踪，本排本班的人也不知其去向，但三五日或七八日后，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宣布“不究既往，照常使用”。甚至分配到比原先更好的岗位上去，这又是为何？……
更有一位同志，可能是东方朔之流后代，或者是说相声的世家子弟。他在向众交代时有一段精彩的表演，他说：“在过去，我坚决相信自己不是反革命集团的分子；经过领导教育之后，我坚决相信自己是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了！”于是有人反诘：“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于是又把这句精彩台词重复一遍：再追问，再重复。结果，本来安排他到各个排去“亮相”的，宣布中止了。而他也没有立刻回原岗位。这可更令人怀疑：这是为何呢？
尤其令我纳闷的，则是外号“大个子”的那位复员军人，这位北方大汉也算得是铁汉子了。他有一天突然在食堂里全连大会上出现，主持会议的人宣布说，大个子也是被某某介绍参加了那个反革命集团的，今天来向大家坦白。但他的坦白词是无字天书，从头到尾只是哭，而且是极其伤心地痛哭，就是没说一句话。而他也就退席了。
说起这位大个子，和我颇有因缘的。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我被揪去北京，他正是二位“崇公道”之一。说是揪，指的实质；形式上则是请，或者说是护送到京。因为南京方面通知我说：北京要开大会批斗张天翼了，原机关——作协请你回去参加大会。这可是“请”。当时我正腰椎发炎，行动不便，希望迟一两天去。回答说：“不行，会期已定了。”这可有“揪”的意味了。我说，行动不便，奈何呢？回答是：作协正有人在此，可以陪伴同行。这又似乎是在“请”与“揪”之间了。而来到我家陪我同行的二人之一，便是大个子。上车之前，我还和他们二人共同进餐，因为他们是来“请客”的嘛，而他们也未推辞。这一点，给我全家人一个安慰：这的确不象是“揪”。只是临上汽车离家时，他们二位先让我上车，然后他们分从左右二门上车夹我而坐，这可有点露馅了。当时正在大串连高潮中，火车上人山人海，原来允许我乘卧铺的，但根本不卖卧铺票，商量的对策是先过江到浦口，（那时长江大桥尚未建成）在浦口旅馆里睡半夜，次晨三点钟上车，也就可以算是睡半个卧铺了。我当无异议。但到了旅馆里，房里两张铺，一单人，一双人的，我自然应该睡单人床了。而大个子坚不同意，非让我睡双人大床不可。我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宽衣时节，看见床头墙上有一幅“语录”，正是关于太史公说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的那一段，我心中暗笑：大个子还暗中做我思想工作哩！于是倒头便睡。直到近三点了，他们才叫醒我。看来他俩都没有睡。上车时，因为是浦口加挂的车厢，所以还有秩序。但他俩不仅设法让我提前进站，而且在站台排队时，还特别桠队，让我站在一排的前头。这时后边有人不服气，冷言冷语在嘀咕说：“是什么大干部？还带两位勤务员哩！”确也难怪，他俩都穿的军便服，而北京红卫兵的袖章又未佩戴，并且是如此之细心照料我，谁会相信这是二位“崇公道”在演“双起解”呢？这是大个子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后来，到一九六八年夏收时节，全机关都去南苑一公社劳动。我类当然更要去改造的了。但不知是哪位领导出的主意，劳动之余，还和一个大队举行一次联合批斗大会。即让我类黑帮分子和农村里五类分子一同受批。就是文艺黑线人物和爬灰匠的富农等等相提并论，确是不伦不类。据说革命群众颇多不同意这一做法的，大概大个子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天，声势很大，斗劲很足，弯腰要十足的九十度，自然更要坐喷气式了，姿势稍一不准，后边便有人拳打脚踢。当时正逢盛夏，气温很高，每个黑帮前面的土地上都汪了一摊子汗水，而农村干部批得正起劲。站在我右边的冰心女士默默地滴着汗，后边的天翼老兄似乎在发喘，边上的严文并同志已经熬不住，提出请求，以下跪代替喷气式，被批准了。我因腰椎疼痛难忍，也正考虑学样，忽然有人敲我的背，并责骂说：“你象什么样子？滚出去！”我不知所以，只得滚——不，弯着腰，似乎是爬出了会场。走了好几步，又听得有人吆喝：“直起腰来走！”我才如梦初醒，这是对我的“特赦”了。一抬头，才知吆喝者正是大个子，而被赦出来的还有光年和另一老年人。他指指远处一棵大柳树说：“树底下歇着去！”我想，一个是年老，光年是有病，至于我，大概是“起解”时他就知道我有腰椎炎的吧。坐到柳荫下时，燃起一支香烟，是多么轻松而愉快哟！
就是这大个子，他能是什么反革命集团的分子？我不相信！他痛哭无语，不正是证明他无辜么？
大约当我们全连约莫已有百分之三十的人都承认是“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以后，全大队开了个批斗大会，专批那位介绍所有人参加这反革命组织的某某。因为本大队其它几个连里也揪出不少这种分子，而且不约而同，他们的介绍人也都是我连的那位某某，足证他在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所负使命之重要，会议自然特别隆重，这是攻坚战嘛！
不幸之至，这次大会开得很糟：用当时流行语汇、亦即大会主持人的话来说，这位某某在“铁案如山”的人证面前仍然“负隅顽抗”，“坚持反革命立场”，“拒不投降”！就是说，他对到会作证的人所揭发的材料，都作了有力的驳斥。比如说，作证人说某月某日在某处和某某接头；而某某反证说，其时他在另处劳动，不能有分身之术。作证人说某月某日曾与某某开会；而某某说，该日他正在外地出差。或者竟对某一作证人戟指大骂说，“你派性发作，完全是诬陷”！如此等等，真是“气焰嚣张”得很啦！奇怪的是，那些作证的原告经不住某某之一驳，便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大会主持人只好向叫口号的领头人示意，于是“××不投降，死路一条”啦！“××不认罪，罪该万死”啦！“打倒反革命分子××”啦！等等，等等，乱吼一通。但吼得七零八落，不很踊跃。于是大会草草收场。而那位某某的形象立刻在我头脑里高大起来。但可惜大个子等人似乎不在场；否则他们很可能在战场之上倒戈起义的。
风暴暂停，而耳语蜂起了。我辈黑帮虽无参与耳语运动之权，但从片言只语之中，听出一个线索：说这场风暴的罪魁祸首，正是“甲骨文”。连里百分之三十的人，都是他直接或间接咬出来的。至于他为什么疯狗似的乱咬：还不知其详。而自此以后，“甲骨文”果然神态有异，每每远离群众，沉默寡言，和“文革”初期到处喳呼相较，判若两人了。
不久以后，是夏收季节了.我们连部除了红砖红瓦的宿舍之外，在大田里又盖了“行宫”，——或称“避暑山庄”。因为大田离宿舍太远，往返费时，便每排建造一处大工棚，于是住于斯，食于斯，以便利群众。那时为了抢收，我也有幸迁居于“行宫”之中，而且正和“甲骨文”同室，隔一过道，铺位相对。既然是近邻了，我倒想和他拉拉呱，但他面无表情，默然不语。我很知趣，未敢再图高攀。但他在工棚中一举一动，我可全收眼底。他每天倒是和大家同时出工，同时收工，并无异处。可收工以后，别人都忙于洗澡洗脚，甚至抽空洗洗衣服的，而他却累极了似的，倚着枕头，躺在铺上翘起一只腿在不住抖动，手里燃了一支香烟，不断在吸。我几乎没见他洗澡洗脚，这或许是收工前他就洗过了；但我也未见他洗过衣衫。下工后衣衫太脏了，他脱下之后便摔进床铺下面去；第二天出工，他又从床铺下抽出另一件脏衣衫穿上。而第三天则又把前一天摔进去的换上，如此循环不已。这不能不说是反常。
我曾将这情况向连里可以谈话的人谈了，对方却喟然长叹一声，说：“他那条好抖动的腿哟！”于是他悄悄告诉我一个秘密。
在追查那个反革命集团分子之初，连里领导心中确实没底，无从下手。据说还是外来的领导人深明韬略，主张先来次“侦察”行动。于是将连里几位被视为调皮捣蛋之流的人，请来谈话。内容自然无从得知，但总不外旁敲侧击地问些突击性问题，以观反应。领导群中除一人发问外，其余的都从旁作冷静的观测，看谁有特殊反应。这次侦察的收获不大，唯一可疑之人便是“甲骨文”；其可疑之点，就是他在回答问题时，一条腿有点颤动。据分析判断的结果，认为是恐惧的征兆。于是“甲骨文”便被认为是唯一而最好的突破口，而对他进行突击。在“好人打坏人是活该”的指导思想之下，“甲骨文”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便打胡乱说而自承了。“但你的上级是谁？”大门已被攻破，二门自然难守，于是某某便成为牺牲，而升任该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更兼瓜蔓所及，牵引愈多，某某的身价日高，而好大喜功之辈，更恨不能象吹糖人儿似的吹得他更大些，以邀重赏。谁知物极必反，即使是糖人儿也有限度的，况且又遇到某某这条硬汉子？糖人儿一破，一切粉碎！但领导有涵养，镇定自若；而“甲骨文”却颇有良心，便神不守舍了！可是他那惹祸的根苗——好抖动的腿还在抖动哩！
于是我对这位“甲骨文”先生不免生了怜悯之心。对他更加关心起来。这一下发现他又一秘密：有一晚，熄灯以后了，偶然起夜，忽见对床上空有一丝火星在龙蛇飞舞，不免大惊。但一测方位，再定目标，便知还是“甲骨文”在倚床抽烟。不过增加了新动作：即那支烟是被当着笔一样在向空中书写什么，所以这条火线才成为龙蛇飞舞之姿的。可他写的是什么呢？不是甲骨文，可以肯定的；因为火光是连绵不断；但是行书还是草书就难以判断；至于文字内容更难臆测了。久之，我也眼花了，只好唾下。但快天亮时，我一觉醒来，只见对面依旧龙蛇飞舞。此公仍在向空书写；而其床前烟蒂儿则星罗棋布，不计其数了！我于是便向班排领导层层汇报所见，提请注意。接着又是两夜，“甲骨文”先生似乎是彻夜不眠的，书空如故。但到第三夜，对面床铺空了，我又不免歉然：他被送往何处去了呢？再过一个月，才有人透风给我，说“甲骨文”已经住进精神病院，病情已有好转云云。又数月，则传闻“甲骨文”先生已完全恢复正常，由于考虑环境对他的影响，以不回原单位为宜，因此已遣返原籍另行安排工作去了。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但“甲骨文”先生从此不见了，确是事实。不过我还是时时想起他那前后的形象来。..….
一九七二年春节以后，忽蒙恩准，允许我十二天探亲假，回南京家中看看。晚间无聊，并且为了避免谈论自己在干校的遭遇之类，便与妻子儿女杂谈“文革”中的趣闻以为笑乐。我以“甲骨文”的故事作为谈资，以为可以博得喝彩的，不图未获儿女们的鉴赏。对于我们连里搞的“战前侦察活动”，我更是津津乐道的，反应也不强烈。而且认为这太书生气，不如我们这儿某位局长“麻衣相法”之高明云云。至于“甲骨文”的遭遇，更被认为是十足的书呆子。在此地，象他如此机会，简直是升官的捷径，何至于进精神病院呢？我只得向子女们请教了。
原来在此地追查那个反革命集团分子的运动中，某某局是个“先进单位”，这便得力于该局某局长的“麻衣相法”。据该局长自称，他深通麻衣相法，只由他一看相貌，便可断定其是否反革命分子，无须乎一一追查、研究的。于是从某日起，宣布关闭大门，停止办公，也禁止干部回家，由该局长于三餐之际坐守饭厅之前，一一看相。某人排队买饭时低头不语，是心中有鬼，定是反革命分子无疑。某人排队时还唱样板戏，是故作镇静，十分可疑。某人排队时还在读报，是假装积极；某人戴的帽子不正，是心不在焉；某人嘻嘻哈哈，是掩盖内心恐惧；某人昂首而过，是企望反革命复辟；某人衣衫不整，是心存抗拒，某人衣冠齐楚则又是渴望翻天……经过三天，检查九次，依相法可疑者达全局百分之七十。然后几经严讯，临之以威，恫之以刑，无不一一坦白承认。其结果竟获得百分之七十三的最高成績。其中百分之三的超出，是因为别单位有人来接洽公务或看望朋友，也被看了相之故，所以算进了。
至于所谓升官云云，据介绍说：某单位的领导人本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但被别人咬住了。俗语云：“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此人见大势所趋，无法摆脱，便挺身而出，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并且说，他还藏有“联络图”，愿意献出，以之赎罪。上级闻之大喜，嘉奖备至。于是他连夜赶制“联络图”，把他知道姓名的朋友一一写了上去，不下二百余人，不过至亲骨肉除外。这一下可震动全城，各机关里都在所难免。而这二百余人也得交账，于是鸡生蛋，蛋生鸡，不久，这一联络图竟扩大到千人以上，成为全城一件特大新闻！而此人除了免予处分以外，还官升两级云。
我听完这两个故事之后，便斥责儿女们胡说：这是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不要相信。但儿女们也赌咒发誓说，确有其事，决非编造。于是我问：
“这位升官者能如此昧天良以出卖朋友么？”
“不！他后来向朋友解释过：这样做正是保全朋友的：大家都是反革命集团的分子，那也就无所谓反革命了！”
“难道他现在还做官？这反革命集团的案子不是说站不住了么？”
“爸爸，你迂！只要它不公开平反，谁愿意揭这个底呢？更何况有人数赏他这做法，说是既完成任务，又保护了干部哩！”
“胡扯！”我愤然说。
话虽如此，我还是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重回干校去了。而且以在家所闻，诉之于可以谈谈的朋友。这并非说我相信这些事了，只用以证明我们干校的这桩案子并不是最坏的例子。亦即是说，我们这干校与社会比，还算“世外桃源”哩！最好的证明，我们没有麻衣相法专家，也还没听说谁谁官升二级了。
但有一件事，我还不能解释。我们连里所有反革命集团的分子都已被允许继续革命了。为什么唯独被诬的那位某某，应该说是抗拒诬蔑的英雄，为什么还不予以解放呢？我的朋友说：“也要照顾领导威信嘛！”
自然，后来到一九七三年，某某的案子终于阴消了。如何宣布、或者竟未公开宣布，我都不知道了。至于“甲骨文”哩，我颇受儿女们的影响，确乎是个书呆子，他为什么不会升官而成为精神病患者呢？不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那数以万计的“畏罪自杀”者来说，不是保全性命于乱世了么？
所以我也还是应该称赞一声这个干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