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春节以后，忽然“皇恩浩荡”，我第一次获准探亲假！本来人各有亲，探望家人是人的权利。但在我类“黑帮”，却是例外。“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也从未存此幻想。但听说张光年同志已向连部提出申请了，几位朋友便怂恿我一试，我俩地位近似嘛！事出意外，报告送上以后，不久竟被批准了。而更出于意外的是：先提出申请的光年却被驳回！论情况，他上有父母，比我更多一层亲人；说路程，他可以乘京广车直达；何以厚我而薄彼呢？事后才明白，时机不对。当光年提申请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北京访问，所以不准。何以故呢？大概是怕“黑帮分子”拦舆告洋“御状”吧？于此可见，江青之流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在洋大人面前也还是有点洋奴相的。真是孱头！
不过我的探亲假比别人要少四天，只给十天，以示与革命群众有别。这在我，自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便毫无怨尤地背上背包，提上行囊，欣然奔向县城火车站去了。“归心似箭”这句话的滋味，这次才真正体会到。车到汉口，等不及买第二天的船票，便在车站混进一辆经过郑州的列车，从郑州又换乘南去的列车，真恨不得一步跨进南京城。
但火车越近南京，我却越感到情怯。离家六年了，多愁多病的金玲，是如何苦苦撑持这个家庭的？儿女们该都长大成人了，当年离别时我曾安慰过他们说，自己问心无愧，是没有问题的。但前年，“红旗”这份党的刊物上点名批判了我，这会给他们造成多大的苦难？我是欣然归来了，但能带给他们以什么安慰和希望呢？……
我忘了长江大桥已经建成，以为还要用轮渡过江的，不料火车已飞过大桥，缓缓进站了。金玲在月台上随车奔走，一边向我挥手，儿女们也都睁大眼睛在找寻他们的父亲。特别是小女儿，车已停稳了，她还在问她母亲：“那是我爸么？那是我爸么？”可见几年的劳动改造，的确把我改造成另一副模样了。写“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句的诗人大概是衣锦还乡的，所以颇有点欣慰之情。而我此时此刻究竟是悲是喜，是苦是甜，实在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连爱小提琴如命、不肯浪费片刻光阴的儿子，也到站上来接他父亲了。是感到一点安慰吧，我于是从金玲、大女儿起一一拥抱了他们。他们有的憨笑，有的抹泪，而神经质的金玲则是边笑边抹眼睛，兴奋不能自已。直到第二天全家游玄武湖时，她竟然不顾严寒，解开头巾，向湖挥舞，让头巾飘入湖中，随波流去
回家后被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用那个信纸写信？“所谓“那个信纸”，就是歪歪斜斜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字迹的那一种，我被问懵了。于是第二句又问：“你不知道林彪摔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去年九、十月问，革命群众常常神色紧张地背着我在议论什么，报纸上好久又不见这位“副统帅“和“接班人”的行踪，我也有过疑问，但被批斗得麻木不仁的人，颇具有“国家事管他娘主义“意味，也懒得打听。我不得不佩服我们干校领导，竟然把这国人称快的事对我们“黑帮分子”保密到五个月之久，而纹风不透！但我又不禁要问：林彪这个反革命和我们这些已被他打倒在地的“黑帮分子”并无牵连，按照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逻辑推论，我辈该被“解放”才是，为何倒对我们保密呢？那只能这样解释：你等“黑帮”休得因林彪之死而猖狂，林彪的反革命事业“自有后来人”！
而回家以后的遭遇也能证明这一点。我的家里升了火炉，倒温暖如春，但一出卧室的门，却感到有如冰封。楼上住了一位某某局的首长，是一位“铁面无私”的“革命家”，对于我辈是目不斜视的一副庄严相，真是望而生畏。隔壁邻居过去是同单位的一般干部，倒是生得一副笑嘻嘻的面孔，回家的第二天，他便来访问过我，但未遇见。我闻讯后，马上去回拜。但一见面，不对了：笑嘻嘻的面孔变得一本正经了，一开头便大讲其“目前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的一套，然后用教训的口吻告诫我，回来后，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等等，全是一派领导者的风度。领教回来以后，才知道此公目前正是我楼上那位首长手下的红人。相面的人有句术语，叫“相随心变”；鲁迅先生也有句名言：“一阔脸就变”，都是真理了。不过，我并非某局的干部，这位首长如何关心起我来了？
关心我的人还有。只隔一道门，即在原先我家客堂里，住的是位“造反派”。此人也生得面团团如富家翁，又似有几分杀气，对我的归来是“视而不见”的。但“隔墙有耳”并非“听而不闻”。所以我很自爱，说话不敢大声。但是不行，江苏省五七干校来了命令：指定我在某日某时到达镇江某地的某连连部去作汇报。这是不能不去的，我原先所在的单位已经砸烂，我的编制现在保留在这里。就是说，我的饭碗是在这里的。人虽去了文化部干校，在这边我也是榜上有名的。某日，一早便如期到达目的地，但等到临近中午，才由一位瘦长瘦长的连长之类的领导人物出来接见。但对我的汇报丝毫不感兴趣，略问数语，便和那位有过笑嘻喀面孔的人物一模一样，哼哼哈哈地也作了类似的训话。到“典礼”完毕，一共不过半小时，但往返旅行足足浪费我一天时间！十天的假期又打个九折：不过也有收获：在这干校食堂吃饭时，看见我前边客堂里那位“造反派”也正在吃饭，他当然还是“视而不见”，但我可明白他的任务了。回家探亲，原是一桩喜事，谁料想就在我的家里，上下左右有如天罗地网将我网住，这还有什么喜可言？
关起房门，家庭里还是温暖的。但是三天过后，对全家成员情况了解一番之后，就感到每人心灵上也都有不少创伤。首先说金玲，她由于我在一九六六年春被变相流放到江苏，她也被迫在北京办了退职手续。作为家属，应该少受折磨了吧？其实不然。北京专案组两次来南京抄家，“文革“初期，“造反派”抢房子，占去三分之二，林彪下令备战，强迫她和全家下放农村。楼上那位首长莅任之前，也曾经驱逐她搬家，都由她一一顶过来了。而后来却又无端飞来一顶“大右派”的帽子落在她的头上。
两年以前，居民委员会里便沸沸扬扬有了传闻，说她是由北京下放的大右派，于是人前人后，指指戳戳的小动作就多了。后来，户籍警以查户口为名，便闯进闯出，问东问西，而且打开抽屉，翻这翻那，她都以为这是黑帮家属应有的待遇，不以为异。但到后来居民委员会成立“学习班”，这是五类分子才有资格参加的，也要她去交代历史，这才使她惊讶起来！
我们那个居民委员会里有位正主任杨桂芳同志，当年新四军里著名的女团长，是“双枪老太婆”式的传奇人物，日寇称之为“中国现代的穆桂英”！如今居民里突然冒出个大右派来了，她惊问：“有了大右派，我为何不知道？”便亲自出马，找金玲谈话，这一谈，她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姓金，不是姓丁！妈妈的，这群人瞎胡闹！比我更没有文化！”
这场笑话并不奇怪。在那荒唐的年代，只错了一个声母，能算得什么严重错误么？不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大右派”的帽子却害了我大女儿陈虹！
陈虹，这个六七届高中生，当年兴高彩烈佩上大红花下放去农村的，插队在丹阳县的山区里，熬了三个年头、当上一名民办教师。县里成立了一个语文师资训练班，她去投考了，并考了个第一名。喜报已经传到村里，但政审时外调人员听说她母亲是个“大右派”，吓慌了。陈虹因此便名落孙山！
小女儿在读初中时也遭过政治陷害。南京街头出现了所谓反动标语，全市，包括中小学生也一个个排查，查到陈晶头上，发现她的父亲是个大黑帮，这就如获至宝，大搞“逼供信”了：“你父亲是个什么东西？你能不反动么？”她矢口否认写过任何标语，并指出这是有人诬陷，但工宣队的老师傅还是咬住不放。全家人都去学校据理力争，也不中用。后来这案子破了，才证明她并未反动。到后来进高中了，还是背着老子的黑锅进不了共青团！
儿子陈阳的命运被认为是最“好”的。“好”就“好”在他那一届初中毕业生都留在城里就业，没有下放而已。但他是酷爱拉小提琴的，他曾告诉我说：“琴，就是我的命！”回家第二天全家去逛玄武湖，他也去了，可只拍了照，便又回家拉琴去了。但他那双手却偏偏被派做淬火工，而且日夜三班倒，拉琴的时间就不能固定。有一天午后，他刚调琴弦，有人替首长传令了“首长中午要休息，不要拉琴！”你是黑帮分子的儿子，除了流泪，你能抗命么？
在苦难的妻子儿女面前，我是他们苦难的根源。我在他们中间能有什么欢乐？况且，据了解，我那专案组里一位同志曾经给陈虹复过一封信，曾经明确告诉她：“《红旗》上的文章，就是你父亲历史的结论！”这专案组是隶属中央的，这一说大概是“铁案如山”了。自然，家人们并不敢强调这个论断，而以林彪一死，形势总会好转相慰藉；而我也不敢说出对江青之流的看法，只用我的乐观估计来影响他们。互相安慰，都是言不由衷的。
人是有堕性的。俗语云：“讨饭三年不做官”，便是堕性作用。我这个鸭倌，在此时此地，却颇有宁愿与我的群鸭为伍以终天年的想头。因为我那鸭群实在比这儿的那些“人”更富有人性。但这句话不能说出口，那是要伤亲人们之心的。还得强打精神欢乐一番。当此时也。上海的大侄女，北京的金玲老同学，都闻风赶到南京，一以探望，二以祝寿——我六四初度正巧是在这假期里。于是和客人及全家都去中山陵会餐了一顿。菜肴自然丰富，我和大家也都很欢乐，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次祝寿却远不如四年前在牛棚里私自祝寿那么髙兴。何以故呢？大概是苦中作乐另有趣味吧？
一九六八年春，中央专案组设立了我的专案，我升格了。前此作家协会所搞的专案组不算数，一切从头做起。首先，自然是自我交代。这个专案组象样得多，有专门一间房间，三位组员各据一案而坐，让我坐在中央一张折椅上，四边不靠，这自然是审讯的样子了。这我并不在乎。有些外调的人就有这种瘾，名之为“提审”，而且连坐位也不给哩.！于是我就从出生之年起，象编年史般地一年一年“如数家珍”讲下去。既无底稿，也无提纲，倒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审讯者并不满意我这态度，不时来个打断、插问，或者加以评论，诸如“老奸巨猾”！“你不要欺负我们年轻！我们有的是显微镜和望远镜！”之类。但有些极简单的道理，并不需要什么“镜”的，比如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前的国民党员有左派、右派之分，国民党区分部并没有什么“书记”之类名称这类常识性问题，也用“镜”来照了一小时以上，可很费时间。因此，我这整一花甲的编年史，足足讲了三个整天。
这次“三堂会审”是有分工的；一位是武生，动不动要作挥拳动武状，并说：“你经得住我三拳头么？”老实说，他孔武有力，我连一拳也吃不消。另一位是军师型的小花脸脚色，面无血色，经常阴阳怪气、冷言冷语对我来点“讽刺文学”。最后一位是唱须生，扭转僵局，从正面教育我的，每每是他。但他们忘了，我是二十年代就当过演员的，他们的表演并不出色，是用非所学了。不知他们后来改行了没有？
三天交代以后，由须生出面问我：“你所交代的都敢负责是真实无误的？你敢依照所讲的写出书面材料而无出入？你敢在所写材料上打手印？”
我回答了三个“敢”字。
“那你二十四小时以后，即明天此时此刻，写出交来！”
这一着可厉害，二十四小时以内要写出两三万字材料，能行么？但我忽然想到明天正是我六十大庆的日子，人生不能有两个花甲，能不自我庆祝一番？一看表，正好六点，下班了，便说：“好吧，明天此时此刻我交卷！”
既夸下海口，便打算当晚不睡，来个夜战。但是眼睛不争气，十二点以后撑不住了。于是心一横，睡觉！第二天一清早，神清气爽，提笔直书，一直写到五点三刻，完稿了！我可洋洋得意，先对三十多年的老友张天翼打了招呼，叫他下班时等我一路走。然后找到那位须生，递上书面材料。他似乎出于意料，连连“哦”了几声，接过我写的材料发愣。
我便以胜利者的口吻挑战说：“让我打手模脚印吧！”
他迟疑一下，说：“让我们看了再说。”
这时下班铃响了，我扭头就走，拖了天翼直奔东华门大街春华楼菜馆。他连问我什么事，我只笑而不答。叫了三菜一汤，六两水饺和两瓶啤酒，大吃大喝起来。吃到杯盘狼藉了，我才告诉他原委，是请他来为我祝寿的。然后抚掌大笑，感到无比痛快。——我这样飘飘然，颇有阿Q气。但当时想“精神胜利法”也可以一分为二吧？
但是当我把这故事讲给家人听的时候，他们并不大笑，而只现出一丝苦笑来。我知道自己又错了，正如我津津乐道我所爱的鸭群时那样，这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却使他们产生反感。我应该快快活活地和他们畅度这个假期。于是游湖呀，拍照呀，讲笑话、做游戏呀，但是每人心上都罩着一片阴云：假期马上要过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回来时是否真个平安无事了呢？……
这种离愁别绪，当我假满离家，全家在军站月台上送别时总爆发了。妻子儿女个个都热泪盈眶，对车上的我一再叮咛珍重，我确实后悔了：我这十天没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安慰！特别是金玲，一位医生曾背后告诫我：她是神经质的人，已有神经官能症的征兆了，不能再受刺激。但我此时如何安慰她呢？我只能忍住泪水，强颜欢笑说些闲话。但四双泪眼正对着我，而火车迟迟尚未开动。我受不了，只好将视线避开。此时发现一只小手提包不知放在那儿了，便借机找寻。等寻找到了，车厢已缓缓移动。我再看看金玲和儿女，她们仍然含着泪水，伸长颈项在张望着我哩！一阵愧怼的心情袭击着我，要说什么，但已无济于事，车轮滚动，人影渐远渐远了！
当我木呆地回到铺上，对面一位中年解放军同志惊奇地问我：“去很远的地方吗？”我摇摇头。他不解地又问：“那你家里人为什么那样哭哭啼啼呀？”我不知怎么回答。因为我如果说出真情，他可能挪开位置，对我表示“割席”的。我只好长叹一声，倒身假寐。幸好他在半夜里便下车了。
回到干校，形势有了变化，斗争的弦松下了，“敌我”界限也不再如前森严了。特别是掌管我专案组的两位上级同志从北京来和我谈话，又写了一份三千字的材料以后，连里的同志们有的向我暗示：我不是敌我矛盾了；有的竟向我表示祝贺：归期有望了。但就在这年冬天，我的鸭群被宰掉了，我在干校的精神支柱垮了！以后又干了许多杂活，也都提不起精神来。一次挑粪，往返四趟，也不过十几里路，但到挑第五趟时，离目的地只有二三十步了，我再也挪不动脚步，还是腿脚有病的胡海珠同志替我挑过去的。
一九七三年春节，竟然又获得一次探亲假，而且是全数ーー十四天的。这又燃起我和家人们的希望：形势真个好转了吧？有着笑嘻嘻的面孔的那位不再来找我了，省干校已瀕临解散，自然也不用我去作汇报，因此这次假期过得较愉快了。但人的希望总是会“得陇望蜀”的，亲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我是否就此留在家里，不回干校去呢？我认为专案组还没有结论下来，如此做会造成不良印象的。在这一点上，有些争论。但最后我终于按期返校了，不过我感到金玲的神经官能症的征兆愈加明显了，颇为担心。
再回到我们干校，也许出于领导的好意，让我不干重活，只管值班守夜了。两天轮一班，并不算累，但苦在值班以后无法睡眠，便成为两天睡一次长觉了。约莫半个月以后，金玲突然来了封电报，说我的名字已列在江苏省干校所改组的“落实政策工作组”的某一组的名单之内，要我马上返回南京。这自然是个喜讯，立刻向干校领导反映，但回答说“不知道”；再请示北京的专案组，专案组没有答复；再问金玲，是否由南京方面来个公函调我回去。而金玲在南京碰了许多钉子，没有结果，只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第二次探亲假中曾去拜见过杨桂芳同志的老伴儿陈玉生同志。这是一位忠厚长者，刚刚被解放出来还没有安排工作。工作组要成立是他讲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是他亲眼所见，而且他正是我这一组的组长。我也认为陈玉老不是说谎的人。但我这人是三管三不管的，即编制在江苏，由省干校管；改造由文化部干校管；专案由中央管。但遇到现在这样问题时，三方面又都不管。我们连部倒是想管的，但这时连领导三日一换，五天便走，虽有的答应负责查问，但再去找他时，已上调北京了。在这样状态中，我和南京家里电信不断，单是电报我就打了近十封。而发电报要进城的，往返二十来里，我只能在值夜下班之后，乘无法入睡之时，溜去溜回。紧张万分！因为请假太麻烦，而且可能不准，只好来个“非法”活动了！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累病了。感谢我们的医生小孟同志，她诊断后，主动给我病假条：“休息一星期”。理由是我已有严重的心脏病。期满复查，病未好转一我还在不断进城，如何好转？——又给假一周。这一来，倒是不自觉地行了“苦肉计”，连部看我如此，也不愿担风险，便给我一个回南京养病三个月的假期。这种假是心照不宣的：回不回干校由你了。于是每三个月续假一次，从此再也未回云梦泽。而到南京以后，才知道所谓“落实政策工作组”尚未宣布成立。
回南京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先是“只听楼梯响”，后来又是“奇谈怪论”满天飞的时代，直到一九七八年秋我才见到真正的希望！这难熬的五年，和云梦泽中生活相比，可另是一番滋味。如有可能，我将写一本《听梯楼随笔》或《奇谈怪论集》来。但“断忆”就“断”于此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于美国爱荷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