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奏为定规模以一人心据要害以饬武备欲望圣慈兢业施行奏闻事伏候敇旨》
臣闻彻桑土于未雨，则可以绸缪而无忧；索衣裘于大寒，则必至已晚而无及。舒缓于闲暇之际，窘廹于警急之时，侥幸或能支持，舒缓便复如故，玩心一启，不复关防，事变乗之，束手无策。当斯时也，悔何追乎？此思患豫防所以明着于《易》，有备无患所以丁宁于《书》，有国家者不可不致警于此也。臣是以于强敌之方退而辄进豫备之二议，以见旱则资舟之义焉。一曰定规模以一人心，二曰据要害以饬武备。
夫所谓定规模以一人心者，战、守、和之说是也。国家自边衅旣开，三者各持一说，分朋植党，异议纷纭，人心不齐，规模不定，事功难立，职此之由。且深沟高垒，贼不能窥，守非不可也；然专持此说，谨谨自固，则敌或以数万之兵为牵制之举，直捣江南，摇撼腹心，此岂能端坐而独存乎？坚甲利兵，贼莫敢玩，战非不可也；然专持此说，冒昧而前，则胜负无一定之形，首尾无相应之援，力独无助，气竭易衰，此岂能偏师而却敌乎？况敌情变诈，以和误人，专以此谋，又堕其计矣。三者不可专一，则其用贵于相度，随时而施，自有活法。是以近者朝廷措置得宜，两阃翻然协力，当战而战，卒成武功，是守者虽守而未尝专锢于守，和者虽和而未尝专泥于和也。然机括方转之时，正规模坚守之日，是必上流里鄂渚而表江陵，下流里京口而表维扬，中则里金陵而表合肥，各命制阃，各置重屯，三者虽分，事同一体，俱以守备为先，俱以战御为应，俱以和议为欵敌之计，俱以相援为缓急之图。其施为之形虽若有殊，而互用之谋实相聫络，规模一定，人心翕然，敌在术中，制之易耳。使强敌惩今日之败，而果无易我之心，厌用兵之久，而果定讲解之说，则与之要约，各保封疆，啖以金缯，姑务休息，却乗和之少暇，益严战守之豫防。彼若变诈之复生，则此应敌之有素，纵横颠倒，无适不宜矣。
夫所谓据要害以饬武备者，三边之守御是也。国家自边衅旣开，不知于要害固守，坐使强敌动便长驱。川蜀之当守在诸关也，自诸关失守，而四路为其所冲突；京湖之当守在襄阳也，自襄阳失守，而诸郡为其所蹂践；濠光两淮之门户也，使守御之坚，救援之速，则强敌安得至丰黄之境哉？幸两城之间，守者之志不屈，援者之气不衰，大挫强敌之锋，少张中国之势，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然彼之耻于败衂者，其为后谋必深，我之快于连捷者，其为后防必怠。以我为防之怠，当彼为谋之深，胜不可常，为忧方大，是必即极边要害之郡，为今秋备御之防，常如敌至之时，不作敌去之想。城壕必责其高峻，将士必择其精良，刍粮必丰，器械必备，山寨水寨必谨措置，义丁努手必务主张，必广设机穽以出竒，必早毕农功以清野，当赏必速下而毋使留滞以邀索，有请必速报而毋使施行之缪悠，三阃屹然，有急则援，又以义相勉，以意相孚，其相救也如左右之手，其相应也如首尾之蛇。如此，则非惟守卫密严，可以事至无虑，抑且威声震迭，可以销患未形。上而四川亦当仿此，多择知兵之士，广加葺理之功，训练必精，而变士卒易溃之心，关隘必守，而革将帅易退之习，勿谓蜀为去天之逺而此可茍安，勿谓蜀为己坏之证而遂不加意，关隘固而后四蜀始可守，四蜀可守而后东南始可立矣。
虽然，臣之二议，固今日之所不可缓，而欲行此二议，则在陛下之一心。葢陛下之一心，天下事事物物之所由以兴废也。陛下当灾变迭生，外患孔棘，恐惧真切，宵旰靡遑，觊格天心之和，期勉人心之协。原此一念，其端甚微，推此一念，其应甚速。上焉日食不见，而腊雪呈祥，和风应律，已有转祸为福之意；下焉将士用命，而敌人气慑，中国威伸，已有转危为安之机。至于坚其意而使是福之心兢业不替而已，此心或替，则祸福安危犹未定也。处福如祸，处安如危，恐惧常存，骄怠不作，则上倡下和，如纲举目随，自宰执而达之百僚，自朝廷而达之边鄙，规模可定而人心可一，要害可据而武备可修，有所不为，为无不成，不惟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敌如我何哉？惟陛下留神，臣不胜至幸。
贴黄：臣于边防屡进狂瞽，退而省度，要切者三。成宪俱存，赦荐陈控。绍兴中，乌珠渝盟南侵，诸将捷奏踵庭，敌败而逃，退保宋亳。髙宗皇帝逆知敌情，必不以一挫便已，乃合兵淮西待之，敌果再来，柘皋又捷。是时俊锜虽云有隙，势急犹肯回军，髙宗皇帝亦戒诸将宜合一心，勿分彼此，兵力全而莫御，兀术何足扫除。既而敌惧欲和，诸将遄返，髙宗皇帝则曰：“将帅之来，敌意未可知，但敕诸军严为之备。” 又曰：“勿以和议为意，但当作不讲和处之。” 圣谟洋洋，皆可法则。今来口温不花等人虽退，独不念敌情必不以一挫便已之训乎？京湖淮东有常山蛇势，独不念合为一心，勿分彼此之训乎？敌使虽行，敌情难测，独不念但敕诸军严为之备与夫当作不讲和处之之训乎？臣愿陛下于是三者，一以髙宗皇帝为法，日夜申儆，以图万全，臣不胜至愿，并候敕旨。
《戊戌三月二十五日奏为财赋八事欲望圣慈晓谕州县施行乞以成宪为法奏闻事伏候敕旨》
臣闻国家之足在财用，财用之足在州县。今欲求财用之足，而不知致察于州县，是犹欲谷粟之丰，而不知致力于田亩也。夫天下之财，不在国则在民，而比年以来，不在民亦不在国。问之于上，则财计窘匮，而有国非其国之忧；问之于下，则田野萧条，而有人不聊生之叹。然而租赋之取，则有加于旧额，酒税之入，则倍増于曩时，是宜州县之间，必有丘山之积。何者？不在国不在民，则当在州县也。而所在州县，仓库俱空，解发朝廷，反有拖欠。夷考其敝，是则有由：上不归之国，下不藏之民，中不积之州县，而悉皆私之于贪官猾吏之家而已。
夫朝廷上下游聚议，变政易令，思所以足财用者，几于寝食之不遑；而贪官猾吏背公营私，害民蠧国，凡所以耗财用者，反阔略而不问。噫！亦惑矣。臣尝思之，当取之于州县者有四，当节之于州县者亦如之。
且夏税之纳绵绢，州县之解发与支用者有定数，而取于民者常溢于数之外也。于是计其解发支用之数，俾令人户纳之，而其余则计时价而折钱焉，下未尝欠，而上未尝得也，不过贪官猾吏巧作名色而掩取之尔。合天下州县一岁而计之，其数至繁也，是可徒为官吏之资，而不取之以供公上之费乎？
秋赋之纳苗米，州县之解发与支用者亦有定数，而取于民者亦溢于数之外也。于是又计其解发支用之数，俾人户纳之，而其余则计时价而折钱焉，下未尝欠，而上未尝得也，亦不过为贪官猾吏多方变化而分取之尔。合天下州县一岁而计之，其数不少也，是可徒纵官吏之欲，而不取之以济公上之乏乎？
近年州县之酒息，视旧有加一倍者，有加二倍者，有加三倍者，合天下州县一岁之所入，其钱不可胜数也，而未尝一毫入于公上也，无非贪官猾吏之所得也，此而不取，亦可惜矣。
毎岁州县之印契，有归倅厅者，有归州郡者，有归漕司者，合天下州县一岁之所收，其钱不可胜计也，而未尝以之输公上也，无非贪官猾吏之所收也，此而不取，尤可惜矣。
此臣之所谓当取者有四也。
且州郡之有公库，葢供州郡之公使，而今也不然，多其拨入之门，专为私有之计，有自军资而拨入公库，又自公库转入宅库者矣；有旬拨一料或二料，又有旬拨三科者矣，名曰公使，实为私藏，国用方阙急，而臣下乃若此，是可无以痛革之乎？
州县之有将迎，固有州县之定例，而今也不然，当其交承之时，每有匿瑕之望，备堂迓具，有増无减，吏卒借请，越例倍支，一番将迎，为费繁重，国用方阙急，而臣下又若此，是可无以剂量之乎？
廉士之居官，有一无所须者，有不蓄南物者，今之为州县者不然，自其始至，便萌私办之心，吏辈逢迎，导以私办之术，即其官下之所产，公然科买，而不疑价値虽偿，无非移盗于官钱，公吏作弊，往往白取于百姓，科买不已，物价遂高，其为害不细也。
古人之于民，使之必以暇时，而所使者无非公；使之必以佚道，而所使者初非私。今之为州县者不然，衣服器皿，凡可以供私家者，无一不兴造，百工技艺，凡可以供私役者，无一不追呼，诈欺百端，工食不给，其为害尤甚也。
此臣所谓当节者有四也。
合是八者，积习已久，国空民贫，端由于斯。譬如千金之家，必有千金之产，火佃出力以得其半，而可赡其妻孥，主人端坐以收其半，而可足其用度，当然之理，无足疑者。乃有强悍之干，执其收敛之权，过取于火佃之家，少入于主人之室，火佃有饥寒之苦，主人有窘廹之忧，而为干者家日益饶，用日益侈，事属倒置，旁观不平。当今之势，何以异此？主人一日赫然大加惩治，则外可以救火佃之饥寒，内可以济一家之窘廹矣。
臣望圣慈亟下此章，晓谕州县，凡夏税秋苗溢额之折钱，酒息税契倍收之数目，明置簿厯，量资公支，余悉上之朝廷，以助军须支遣，酌其多寡之数，立为等第之赏，或减磨勘，或转官资，或不次迁除，或加恩子弟，如犹私有，尚务欺谩，则台谏监司觉察案劾，都吏典押亦重施行。至于公库收支，于国何补，臣以为当姑与罢废，少俟国用寬裕，然后以渐复之；将迎费用，尤为无艺，亦当姑与三分减二，少俟国用寬裕，然后以渐増之；日用饮食之余，不许科买土产，公用当办之外，不许科扰百工，如有违例，不从官吏，计赃定罪，或能谨饬遵守，亦当旌赏褒嘉，赏罚并行人知畏慕，前之四者，必能捐私以奉公，后之四者，必能樽节以积聚，州县皆能若是，岂不大助公家，其视巧取横求，抑又大有径庭。
虽然，臣之为此言者，若流于苛，臣之所以为此言者，则实未尝苛。葢税苗折钱之举，酒息印契之入，皆出民情之愿，而非强民之从，更得一分之寬，尤受一分之赐，而民愈乐然矣。公库将迎之省，科买工物之禁，官无妄费，必不至于剥下，官无科需，必不至于扰人，而民愈乐然矣。是虽大戢于官吏，而乃大便于百姓也。使为官吏而有人心，亦将翕然以听命，尚何苛之有哉？臣言至此，可谓烦渎，惟陛下垂听而力行之，臣不胜大幸。
《戊戌年四月二十四日奏为兴起天下之治在于和平士大夫之心欲望圣慈与二三大臣主其议于上奏闻事伏候敕旨》
臣闻兴起天下之治易，和平士大夫之心难。盖士大夫之心，乃治乱安危之所系也。使其心皆和平，无分彼此，则念虑一务于体国，言议必期于可行，高不沽激而为苟异之空谈，卑不诡随而为苟同之腐说辞，符于意，事应于辞，讲明精详，规画坚定，上以是而出命，下以是而奉行，纲目牵连，臂指应顺，内与外相协，人与己皆同心，力既齐，朝夕申儆，一日行之有一日之效，一岁行之有一岁之功，何至于皇皇而不为哉？
奈何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私见角立，公道消亡。此有谋焉，未必非也，方欲行之，而彼之窃议已摇于其旁；彼有言焉，未必谬也，方欲举之，而此之异议已梗于其后。宁于误国，莫肯降心以相从；宁于败事，莫肯屈意以协济。十羊九牧，一国三公，取舍既难，推行罔定，前法淆于后令，旧章讹于新制，晨朝之说，不保其莫夜之复；尔今日之事，不保其明日之皆然，但闻议论之繁多，不见施行之事实，此岁月所以虚度，治功所以不立，而微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容已于言也。
方今外患未息，国步方艰，陛下宵旰靡遑，虚怀无我，冀一闻于至论，宰辅寝食俱废，敝精竭神，期洪济于艰难，而士大夫不能一心以维张国论，勠力以共图事功，胸中各险于山川，语下互生于矛戟，九重之听之也，罔知所适从，四海之闻之也，益加于皇惑，事之小者，尚不可望其有立功之大者，抑何望其有成？臣恐楮币秤提之以渐，此平稳而可行者也，及将以求快意而变矣；和战备守之相为用，此断断不可易者也，又将以立偏见而摇矣；当人才乏使之时，欲从事于舍短取长之说，未必不又以罔功为言而易之；当财用窘匮之时，欲从事于稽考措置之说，未必不又以生事为言而已之，凡事如斯，日复一日，天下不复有可为之事，事功不复有可成之期，岂不大可惜哉？
揆厥本原，端由士大夫之心不能以和平，是以议论之多，不能以归一也。臣窃思之，天下之事，其始也不厌于多议，其终也必贵于有以主其议，始而议不多，则无以反复讲明而求真是之归，终而无所主，则无以果断力行而期事功之济，是必群工百执事聚而议于下，陛下与二三大臣相与主其议于上，不责其议之全利而无害，而推择其议之害少而利多见之也，明行之也果不轻徇而辄变，不乍为而遽已，则其成也有候，而其末也无忧矣。商鞅不足道也，犹能坚持示信之说以赞孝公而卒以强秦；范蠡未足多也，犹能坚持骄吴之说以赞勾践而卒以霸越。孰谓以自有之天下乃泛泛而无所主，以危迫之事势乃悠悠而不早图哉？王猛之遣麻思也，及暮而符已下，出关而郡县皆已被符；韩滉之遣何士干也，归家而薪米已备，门登舟而资装器用无不周备，安有使一人则迟留而不果行，举一事则牵制而不能决者？故夫主议者有定力，则士大夫之心不容于不和平，而天下之治不容于不兴起矣。一得之愚，惟陛下幸裁之，臣不胜惓惓。
贴黄：臣窃见今日楮轻钱重之弊，而熟思所以佐助秤提之术，偶得二说，敢以敷陈。且会子本以便民之用，而今反不便者，以铜镪日浸稀少，而无以为之贴凑也。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今莫若尽收二百、三百之破旧，而多造二百、一百之新券，则自百文以上皆无所事于镪，而贴凑之数特百文以下而已。由是人之仰于镪者少，而镪可渐轻矣。又会价之落，多在输官之时，方官物起催，限急星火，钱会中半，顷刻难违，人忧责罚之严，只得低价兑纳，会价一落，增长愈难，然若不取之民，官司无以支遣，切计官吏之俸给、旧例之杂支，事若从权，当全用会，惟有军兵月请，势须半给见钱，今莫若约计朝廷之与州县一岁军兵所须若干，先以泉司岁铸之数充之，然后斟酌取诸州县以足之，则所用于见镪不多，而所取于州县有数，由是官司之仰于镪者又少，而镪可以一轻矣。两说既行，官民俱便，军兵之所请者，官以市价兑之，而复充循环之支，下海之与销毁者，官严禁令行之，而不持姑息之论，由是见镪可以常有，官民仰之甚轻，而富室之私藏者，徒积滞而无益，将不待告戒而自出矣。凡此秤提之术，自与见行之令可以并举，两不相妨，无变政易令之疑，而有钱轻楮重之渐，愿陛下并与二三大臣熟议行之，实为幸甚，伏候敕旨。
《戊戌年五月二十五日奏为持权在得其道及申明措置官会见钱欲望圣慈审思力行及明诏大臣检会行下奏闻事伏候敕旨》
臣闻有以收天下之大权，必有以持天下之大权。大权者，人主所以奔走四方，鼓舞群动，使之惟上所命而共起治功者也。是故可收而不可散，可持而不可纵，方其散也，而知所以收之，及其收也，而又知所以持之，则庶乎不致于纵而且不致于散矣。
臣恭惟陛下亲政以来，于今六年矣，权之散者，亦既收之矣，是宜天下之人奉承上命而无有所违，天下之治悉如吾意而无有不举。然而日复一日，岁复一岁，下肆玩侮，上务姑息，作之而不应，唱之而不和，文移往复，非不可观，事功缪悠，初无其实，得非大权虽收，而未知持之以奔走鼓舞欤？
且国用莫切于财赋也，今也非违法以横取，则有变公而为私耳；国事莫急于军期也，今也非傲令而不从，则有具文以相应耳；侵疆所当早复也，其肯慷慨而任责者谁欤？徒闻敌人据要害，役吾人民，耕种吾田土，以为久驻不退之资，掠取吾财用，以为待时会攻之举，盖向者以易我而致丰黄之败，今者将惩创而为报复之谋，此其为患益可畏矣。流民所当安集也，其能多方以区处者谁欤？徒闻淮民强者噬弱，众者并寡，乃业可复而徘徊于沿江诸郡之间，其来日多而浸入于江东内郡之地，盖向者敌退则可归，今者敌留则难返，转眼又是枣红，不容不为逃生计矣。
欲诸阃同心以为备也，而相忌相倾者益甚，缓急安能左右之相救？欲统制通融以足军也，而相诋相戕者不已，缓急安能彼此之相谋？应天陷而两淮颇失其藩篱，江防空而内郡孰为之门户，不容不守也，而所以为守者未必可恃，不容不和也，而所以为和者未必可信，守将不素择而又有数易之患，士卒不素附而又有不饱之忧，蜀道乏改弦易辙之图，而因仍于故常，庙朝忘厝火积薪之念，而玩愒于岁月，以自有之天下乃若有碍而难行，以祖宗之境土乃当吾世而日蹙，此无他，有其权而未能持其权，故欲举其事而莫能成其事，履霜不谨，坚冰可忧，是可以为细故而不凛凛于此哉？
夫以臂使指，乃可运动，指大如股，则难屈伸，吾不持以臂使指之权，而反使有指大如股之势，则人将难使动，有拘牵，事机鼎来，何所倚仗？虽然，权固患于不能持，而亦有所不难持，持之如何？在得其道而已。方今朝廷清明，纪纲具在，明圣当宁，忠贤敷施，夫岂有难使之人，特贵有能使之道，道之所在，权之所由行也。用舍必当而公是，用舍得其道也；赏罚必明而速，是赏罚得其道也；号令必审而信，是号令得其道也；措置必切而断，是措置得其道也；人有不平而闻于朝，则明白而剖决之，不至含糊而两见是非，则处之之道得矣；下有窘迫而告于朝，则斟酌而急报之，不至稽缓而漫无可否则应之之道得矣。事事得其道，则人人合其心，权安有不行而事安有不成者乎？臣故曰：权不难持，在得其道也。
昔汉宣帝惟信必赏罚，综核名实，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光武惟总揽权纲，明谨政体，是以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唐至宪宗时事岌岌，而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洪舆疾讨贼，裴度以为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夫所谓处置得宜者，即臣之所谓得其道也。此三君者，皆中兴之贤主也，不过有持权之道，是以能致中兴之功。陛下天生聪明，久亲政事，固将超轶乎三君之上，而何待于微臣之言？盖当明主可言之时，则不得不效明目张胆之忠也。伏望陛下审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贴黄：臣昨尝欲效外郡纸帖之事，而为创进一百会之说，盖是熟观市井之交易，素习道路之往来，而知民俗贴凑之艰，莫如小会日用之便，又以其平日思虑之久，访之老成通练之人，委便公私，乃敢进说。今侧听两月未见施行，深惧奏陈未明，不足开寤圣明。臣以为若造一百，停造三百，一百与二百并行，则三百已在其中。果行此也，有五利焉：人便贴凑，不甚仰钱，一也；人既便用，必是爱惜，二也；为钱无多，必无伪造，三也；破旧小会以此收换，四也；无妨秤提，反可为助，五也。有此五利，何惮不为？或者必以券直百文，徒费工本，臣以为不然，不有小费，莫救大患，若效湖会之简径，则费工不多，更略狭小其形模，则费本亦少，费少利博，似无可疑。臣又于其末有收兑军兵见钱与夫严禁下海销毁之说，皆切时务，非敢空谈，并乞圣断明诏二三大臣检会施行之，臣不胜至愿。
《戊戌年六月二十六日奏为乞委金陵应接合肥尤以财用为急及徽州免纳银子欲望圣慈密诏大臣亟行及下省部照免奏闻事伏候敕旨》
臣窃见秋令已回，边防当谨，上自西蜀，下至两淮，俱是风寒，皆合防护。西蜀之事，前后议论已多，臣不敢复言。两淮之事，自今有一利害，臣不容自已。且兵家常山蛇势之说，最切于边鄙战守之宜，京湖者，蛇之首也；淮东者，蛇之尾也；合肥则介处其间，外接丰黄，内迫江西，其为利害实非小故，以蛇喻之，正谓之中。敌人犯边，若出于此，则是击蛇之中也；东西两阃力能救援，则是首尾俱应也。
去冬之役，敌首犯光，使陈韩竭力御之于中，而东西协力以为之应，则光不可破，丰黄无事，臣于是时曾进此说，惟其不尔，光遂不支，丰黄从此被困，百战而后得解。今光既为所据，则必窥我合肥，若其专为此图，东西犹可出援，万一分道入寇，东西方自为谋，合肥势力孤单，不比东西两阃，以陈韩连年经画，不能支定城一战，而杜果乍此承当，岂能以偏师支吾东西？倘不援之，利害视光尤重，臣不遑寝处，日怀隐忧，因思金陵之与合肥，实有唇齿辅车之势，刘之杰在金陵，其朴实可倚，伏乞颁诏旨应接合肥，运内郡之米而列贮于江滨，练新旧之卒而多备于器械，凡其有所请乞，朝廷极力给之，事事预图，日日申训，合肥有警，即遣以前敌之见攻，虽无穷，我之应援亦无已，守者坚壁清野，而使敌无所抄掠，援者出奇应变，而使敌不得安居，以饱待饥，以近制远，虽有智者，莫为彼谋，此墨子九攻九拒之遗规，而昨者力援丰黄之明效也。
臣尝于去冬冒昧奏陈，欲于沿江整顿一军，名曰游击，东西有警，调而援之，江面有虞，又可退守，近宰臣备边十事，有置游击军一条，料敌料已，尤为详悉，无非此意，所当急图。抑臣闻之，守御固以应援为先，缓急尤以财用为急，且臧元坚等之估籍，不为无补于朝廷，却宜谨节桩积，专备军须，毋资他用，徒成费耗，至于前来此等之财物，皆当爱惜之可也。淮东总臣之移易，颇费朝廷之区处，却当早令交承，促办钱米，毋久含糊，有误秋防，至于湖北总所之告急，宜周给之可也，以实今日之急务，伏冀明圣之留神，密诏大臣亟行措置，兵财既俱有备，事至可以无忧，臣不胜惓惓。
贴黄：臣生长新安一州六邑，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而夏秋赋税之输，乃独倍于他郡，大抵一钱之税纳官十文，一亩之收输官大半，向来官司不恤，暗行增添，或加一文，或加二文，则州人惊忧，如被寇盗，必须陈诉以求豁除。三数年来，事乃大异，自十文顿增至十五，自十五顿增至二十，今又有增至三十矣，不知何时而已耶？昔之十文已是重赋，今之三十两倍于前，官吏暴如虎狼，百姓衔恨莫吐，又有一事尤为害民，土不产银，官勒输纳，旧止三贯一两，州人办纳已艰，中间朝廷知之，且以银品低次，免纳本色，以会代输，历年既多，省札可照，比乃行下，复勒纳银，银价骤高五倍于昔，追纳既急，其价愈增，以多年不纳银子之余，而遽责之于银价空贵之际，当二税已多两倍之日，而又重以银子五倍之输，百计诛求，日加月益，民生困苦，不言可知，是以六邑之人，皇皇焉赴诉于州，千里之守，汲汲焉申闻于都，皆言存活不得，必以从请为期，伏望圣明垂思民为邦本之言，深察用一缓二之说，下之省部，检照已行免令纳银，仍旧用会，小宽民力，以固根本，臣不胜至望。
《戊戌七月二十三日奏为应天莫切于至忱至忱莫切于自反欲望圣慈尽恐惧修省之实区处淮之流民施行蜀之乡丁奏闻事伏候敕旨》
臣尝观汉武帝以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为问董仲舒，对以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唐玄宗会日食，录囚恤患，罢不急务，宋璟谓 “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止女谒，放谗夫，所谓修德：囹圄不扰，兵甲不渎，官不苛治，军不轻进，所谓修刑。愿动天以忱，无事虚文”。由董仲舒之言观之，则知天之出灾异者，乃所以为爱君之至；由宋璟之言观之，则知君之答灾异者，惟在于有动天之忱。故知天之心存爱君，则恐惧修省之念当无一时之敢安；知君之以忱动天，则恐惧修省之事当无一毫之敢伪。不敢安与不敢伪之心合，而后转灾祸为福祥之效应矣。二臣之言，实一理也。
臣恭惟陛下聪明天生，讲学日益，克谨天戒，若夏禹遇灾而惧，若周宣每有乖异变故之生，必尽恐惧修省之道。是宜天心之格，灾害消除，而连岁之间，相仍沓至。臣固不敢缕数前事以上渎天听，亦岂容不即近事以冒进瞽言？乃七月壬午，怒风干来，接雨扬砂，发屋拔木，太空号动，京国震惊。右则湖以震泽逆流为害尤甚，而秀次之；左则明以鲸波泛溢为害尤深，而越次焉。田未固未可知，公私已俱有损，为异如此，不知何祥。问之天文风角之占，虑致北敌侵边之变，寒饥火盗，色色有之。是非天心仁爱陛下，不欲其遽至于此，故重为谴告警惧，而深望销之于未然者耶？
陛下为之避殿彻乐，罪己求言，宽恤无日而不行，祷祠靡神之不举，未尝委之于天数，也未尝移之于股肱。恐惧修省在陛下可谓至矣，而陈善责难在微臣犹有请焉。盖应天莫切于至忱，而至忱莫切于自反，必也严恭寅畏，静虑澄思，而形于言曰：“吾用舍赏罚有未当欤？政事号令有未信欤？听言从谏有未行欤？绥内御外有未备欤？抑吾心志念虑有未正欤？起居饮食有未节善欤？宫庭屋漏之中，左右前后之际，犹有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者欤？” 不然，何灾异频仍而又重如此也？事事悉加省察，不敢自恕自矜，辞切而意忱，文举而实至，表里洞彻，意向宣明，群动为之皆新，万务由之毕理。天心不格，臣不信也；否则，无事虚文，未知宋璟之言，臣恐伤败乃至将应仲舒之语矣。可不谨哉！可不戒哉！
昔者成王秋熟未获，雷电忽作，大风偃禾，天变之来，何异今日。而成王痛自惩创于弗知之故，至敬尽礼于出郊之时，一念感通，风反禾起，岁已无望，乃大熟焉。天人相应之际，可谓捷于影响。臣是以既以董仲舒、宋璟之言为陛下告，又以成王之事为陛下望也。惟陛下留神，臣不胜至愿。
贴黄：臣每念淮民流徙可怜，而处之未有其方；蜀民被祸甚惨，而救之未有异策。民生若此，天意可知。近见刘之杰亟申朝廷，欲以强壮权充军籍，老弱却行赈济，其说甚详；侯子震轮对奏陈，欲以乡丁而制叛溃之兵，仍布要害以扼冲突之寇，其论甚切。惟此二者，关系匪轻，行之已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