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是古代所没有的。古人以为人死为鬼，都到上帝那边去；活的时候的君臣父子，到了上帝那边之后还是君臣父子。天子祭享上帝，常常选择其有大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他。所以鬼在人间的权力仅亚于上帝一等，不过在许多鬼中还保存着人间的阶级而已。古代的社会阶级森严，说不上有什么自由，人们也不易想到争取自由，因此，他们没有在意识中构成了一种自由的鬼，浪漫地游戏于人世之外，像战国以来所说的仙人。
最早的仙人史料，现在也得不到什么。只从《封禅书》里知道燕国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是修仙道的；他们会不要这身体，把魂灵从身体中解脱出去，得到了一切的自由。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们都是他们的信徒，听得他们说，“渤海里有三个神山，名为蓬莱、方丈、瀛洲，山上的宫 阙都是用黄金和银建造起来的，其中住着许多仙人，又藏着一种吃了会不死的灵药”，高兴极了，屡次派人到海里寻去。不幸这班人回来报告，总是说：“三神山是望到的，好像云一般地灿烂；但是船到了那边，这些神山就沉到水底去了，海风也把我们吹回来了！”在这些话里，可以知道仙人是燕国的特产，这风尚及于齐国；仙人的道是修炼来的；仙人的居地在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的渤海；仙人的生活是逍遥出世，只求自己的不死，不愿（或不能）分惠与世间人，使他们都得不死。
此外，《庄子》里说的“真人”也颇有仙人的意味。这书讲普通人的呼吸都在喉咙里，真人的呼吸却在脚跟上。真人的本领，会入了水不湿，入了火不热。有一位列御寇能腾空走路，常常很舒服地御风而行，一去就是半个月。藐姑射山上住着一个神人，他的皮肤好像冰雪一样白，他的神情好像处女一样柔和；他吸的是风，饮的是露；他出去时，乘了云气，驾了飞龙，直到四海之外。
这种思想是怎样来的？我猜想，有两种原因。其一是时代的压迫。战国是一个社会组织根本变动的时代，大家感到苦闷，但大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苦闷到极度，只想“哪得躲开了这恶浊的世界呢”。可是一个人吃饭穿衣总是免不了的，这现实的世界紧紧跟在你的后头，有何躲开的可能。这问题实际上既不能解决，那么还是用玄想去解决罢，于是“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超人就出来了。《楚辞·远游》云：“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正写出了这种心理。其二是思想的解放。本来天上的阶级即是人间的阶级，而还比人间多出了一个特尊的上帝，他有最神圣的地位，小小的人间除了信仰和顺从之外再有什么敢想？但到战国时，旧制度和旧信仰都解体了，“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口号喊出来了，在上帝之先的“道”也寻出来了，于是天上的阶级跟了人间的阶级而一齐倒坏。个人既在政治上取得权力，脱离了贵族的羁绊，自然会想在生命上取得自由，脱离了上帝的羁绊。做了仙人，服了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终始，上帝再管得着吗？不但上帝管不着我，我还可以做上帝的朋友，所以《庄子》上常说“与造物者（上帝）游”，“与造物者为人”。这真是一个极端平等的思想！有了这两种原因作基础，再加以方士们的点染、旧有的巫祝们的拉拢，精深的和浅薄的，哲学的和宗教的，种种不同的思想糅杂在一起，神仙说就具有了一种出世的宗教的规模了。
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 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当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时，怂恿他求仙的方士便不计其数。他也很相信，即派韩终等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下文。又派徐巿（即徐福）造了大船，带了五百童男女去，花费了好几万斤黄金，但是还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同行嫉妒，互相拆破了所说的谎话。其中有侯生、卢生二人，不满意于始皇的行为，以为不值得替他求仙药，他们就逃走了。始皇对于这班方士久已不怀好感，听得了这件事，就大发雷霆，骂道：“我用了许多文学方术之士，为想兴太平，求奇药。现在得不到一点效验，反而说我坏话，摇惑人心，这样的可恶，还不应当重重治罪？”他把养着的儒生方士都发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阳：这就是“坑儒”的故事。当时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这件事又是方士闯下的祸，连累了儒生；后人往往把这件事与“焚书”作一例看，实在错误。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
在汉初，这班方士似乎没有什么活动。只有赵人新垣平玩弄许多花样。他因望到五采的“神气”而劝文帝立渭阳五帝庙，候着太阳的再中而劝文帝更以十七年为元年，又以望见“金宝气”而劝文帝祭祀出周九鼎；但没有韩终、徐巿这样劝文帝到海中去求不死之药，这或者因为他是赵人而非燕、齐人的缘故。文帝到底不是喜欢张扬的，后来识破他的欺诈，立刻把他杀了。